从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沿着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高速增长。在这条道路上，日本、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和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迟早会走到尽头。因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是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随着经济起飞，就业岗位必然增长，劳动力终将变得稀缺，从而推动工资上涨。当劳动力不再廉价时，这条路就走到了尽头。

　　金融危机打断了经济转型

　　在这一次华尔街危机席卷全球开始之前，市场力量已经开始推动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在中国东部制造业城市持续、广泛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显示中国经济沿着出口导向型道路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预示着中国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即将上升，国内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将随之降低。

　　推动东部地区经济转型的另一个市场力量来自土地市场。随着东部地区的土地资源逐渐被开发利用，剩余的可开发土地变得日益稀缺。反映土地稀缺程度的土地价格也水涨船高，推动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一些低附加值产业的利润被压缩得所剩无几，被迫转移到土地价格较低的地区。

　　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发生，上述市场力量还会继续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然而，危机造成的世界经济衰退严重打击了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出口部门萎缩、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提高、工资增长率降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市场力量忽然之间消失了。因此，对中国来说，比较理想的未来是按照现有的增长方式复苏，再依靠工资和地租上涨的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然而，这样的转型过程不仅受到复苏速度的约束，还面临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欧美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为了尽快实现本国的经济复苏，用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减少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从本国经济复苏中分享到的好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上个月公布：从去年11月作出集体承诺以来，G20成员国继续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成员国违背无保护主义承诺”。

　　即使不受到报复，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也是“双输”。欧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推迟甚至阻止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某些出口部门的复苏，通过减少就业岗位让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享受更长时间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这样，在欧美经济体内部，没有得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产业将面临来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于是有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

　　首轮经济刺激方案不利经济转型

　　一些应对危机的政策不仅与市场的力量对着干，而且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相背离。例如提高出口退税保护低附加值出口企业的产业政策。按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这些企业是应该转移甚至关闭掉的。保护这些企业不仅耗费宝贵的财政资源，还推迟产业调整，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由于这些低附加值出口企业是充分竞争的，因此出口退税的好处几乎全部通过产品降价转移给了海外买家。以至于路透社的记者都忍不住感叹，“在全球经济饱受打击之际，世界人民再次分享了中国财政补贴带来的福利。”那些受到出口退税政策保护的国内生产企业，其实只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暂时维持一些就业岗位。

　　中国经济去年下半年经历了迅速而强有力的V型复苏，超出了大多数年初的预期，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10-11%，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还会略高一些。在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如此快速而强力地复苏，完全是因为市场之外的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推动这一轮复苏的力量主要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在过去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这种冲动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约束。经济刺激计划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不仅释放，而且鼓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干快上“铁公基”为主的基础设施项目；二是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释放了国有银行压抑已久的扩张冲动，恢复额度管理的可能性又促使国有银行抓住随时有可能关闭的时间“窗口”。

　　两股非市场力量一拍即合，造就了一次又一次信贷“井喷”，不仅完成了与财政资金的配套，而且超额满足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在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的投资高增长支撑起了这一轮经济复苏。

　　然而，这样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会议上所说，“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仍然不足”。不仅如此，逆市场化方向而动、用非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果，还使本来就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经济刺激计划把政府投资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既有利于控制市场风险，也可以减少对非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但是获得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可以自主决策其投资方向，因此并不局限于经济刺激计划划定的领域。例如在领域，国有企业一再成为各地土地拍卖市场上的“地王”，造成了房地产业的“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国进民退”并不是按照市场机制公平竞争的结果。国有企业既能优先得到国有银行信贷支持，又有强大的政府支持为后盾，不惧怕事后有可能暴露的市场风险，因此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这是改革不彻底的必然结果。国有企业不仅自身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如同“劣币驱逐良币”，因预算软约束而敢于承担风险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驱逐了必须控制风险才能生存的民营企业。在这条道路上，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内在动力不足其实是内生的。

　　从长期来看，如果继续依靠敢于冒险的国有企业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仅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内在动力不足得不到解决，政府还必须保证未来对遭遇不幸的国有企业施救、为他们的冒险行为买单。与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方式相比，以政府财力、银行资金支持国有企业冒险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增大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风险还没有暴露出来。

　　重启改革才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高瞻远瞩，深刻阐述了坚持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而实现这一转变的手段就是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通过推进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可见，这一轮危机催生出来的改革有明确的目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此实用主义的动机，比理想主义的动机更能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