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12月15日 09:29 |
作者： |
张茉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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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世界经济在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起死回生”，中国经济更是创造增长奇迹。一年以来，中国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下，依靠强劲的内需增长抵御了罕见的外部冲击，较快地扭转了下滑局面，使经济率先实现了V型复苏，三季度GDP环比折年增速甚至超过17%，实现双位数增长。而这其中依靠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的主导方式，对强劲复苏功不可没。
然而货币政策在全力以赴保增长方面成效卓著的同时，其引发的溢出效应也对未来的宏观调控产生了负向挑战。
内外流动性冲击加大流动性管理难度。从内部条件看，“高货币投放+高信贷”是今年货币政策的突出特征。正常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速5-8个百分点，而目前M2增速达29%，高于GDP增速20多个百分点，创下14年来的新高。2009年前三季度，新增贷款达8.67万亿元，比2007年和2008全年新增贷款(分别是3.63万亿元、4.91万亿元)之和还要多。此外，从外部条件看，全球为应对危机大规模投放的流动性对中国的流动性增长也形成巨大压力，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资本回报溢价、人民币升值加之国外较低的资金成本，热钱正在加速涌入中国，给货币当局调控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预期自我形成压力越来越大。当前我国总体物价水平尚处于历史低位，但物价“拐点”已过，11月CPI同比已经转正，价格上行周期开启，未来国内资源类价格的波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等因素叠加，可能推动通胀预期持续上升。此外，巨额的货币创造已在2009年表现为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大幅上升，明年中期的通胀压力不容小视。
应该讲，2010年对全球经济是极其关键的一年，也是真正考验各国政府大智慧的挑战年。由于各国复苏步调不一致，结构不平衡，决定了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不会同步，全球流动性管理也就难以同步，流动性对中国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激化。随着矛盾的升级，货币当局将被动加大干预力度，并可能引发资产价格的宽幅震荡，甚至不排除形成拐点。
对于未来的潜在风险，国家在政策制定上有所预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总基调不变，但是却彰显了政策的弹性空间。总体来看，明年货币调控模式将从疾风骤雨式的“危机处理”向相机抉择的“结构治理型”转变。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当前各国货币政策规则都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以短期利率为主要政策工具的货币政策只是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做出反应，CPI指数和GDP平减指数都有缺陷，它们只考虑了当前消费的价格，而资产价格却反映了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当前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扩展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币值稳定”的四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汇率）。
除此之外，货币政策也肩负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功能。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更加”阐述了2010年的经济工作内容和宏观调控思路，说明政府对2010年经济工作调控，已由以往“量”的调控，转向了“质”的调控。那么作为宏观经济的金融支撑，未来货币政策必定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
二是优化货币结构的政策着眼点。首先是解决经济复苏动力切换问题。当前我国经济主要靠政府主导投资的情况较为普遍，民间投资意愿特别是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中小企业融资压力较大，下一步货币政策应优化结构，对银行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行业间投放的不平衡、地区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进行调整。要激发民间投资，2010年政策着力点应该在推动更有效率的“国进”和推动更积极的“民进”方面双管齐下，解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政府投资的问题，使复苏的动力由政府投资拉动型切换到市场内生增长型转变。
再次是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通过窗口指导、担保贴息等政策，引导银行结合产能调整和结构升级，逐步加大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贷款支持力度，并逐步将贷款重点从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向设备投资方面转移。此外还要积极引导商业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推动金融产业创新，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业务，解决科技企业融资难题，提高融资效率，促进产业与资本有机结合，推动中国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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