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随后在一年的时间内，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等8个规划。区域规划出台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意味着什么？是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提速”，还是我国区域发展自身的阶段性需求？这是否会重塑我国目前的区域格局？是否会带来中国现在或未来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随着这些区域发展规划的陆续公布，上述问题不断地浮现在记者脑海中，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问题的答案也逐渐地清晰起来。
本报记者 李 杨
2009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任何事情恐怕都难以与金融危机完全分扯开来，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我国对区域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按照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大板块的划分来统筹规划和安排全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另一个层次是对一些要素聚集、禀赋具备的区域，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乃至是一些更“小”的诸如江苏沿海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等区域进行更加细化的分类指导。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各地接受这种“分类指导”的意愿显得更为强烈。这种意愿，上至国家今年所做的区域规划批复的举措，下至各地积极申报的行动。规划批复后，随之而来的，是如何进一步梳理发展理念，细化落实深层次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于是，几个“？”浮出水面。
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区域发展自身的要求？
其实只要留心观察“十一五”以来我国区域政策的变化，就不难发现，“协调”一直是发展的主旋律。“金融危机的到来，只不过是让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变得更为迫切。”中国人民大学原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陈秀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区域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培育新的增长点的阶段。
除了继续巩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进一步优化东部地区的发展格局以外，“十一五”期间，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国家层面，围绕这四大板块所作的规划可谓不少。
2007年成都和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促进两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拥有先行先试的权利。2008年年初，《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获批，不仅指向西部大开发，而且面向了东盟。2009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获批，西安展开了统筹科技资源的改革，这一国家级经济区的设立，标志着西部大开发进入了深入推进阶段。
在成都和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同一年，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国务院批准成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意在为中部崛起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今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批复则更加明确了中部6省在粮食生产、能源原材料供应、装备制造业发展以及综合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地位。
同样还是在2007年，《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得到批复。时隔2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和《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相继获批，这对于东北振兴来说，无疑是两剂强心针，不仅将发展战略伸向了沿海和延边，也将整个东北地区置身于整个图们江区域合作中去考量。
而原本就处于领先发展地位的东南沿海地区又“如虎添翼”般地获得了国家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以及《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的批复，不仅完善了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腹地，也将更多地参与港澳台的合作。
近日，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为主线,打造成环渤海地区具有高效生态经济特色的重要区域。
至此，我们不能说它们与应对危机毫无关联，至少能从中看到，这是对我国区域布局的一轮战略性调整。这些地区和区域发展规划的获批使我们国家区域格局越来越明晰且完善。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从“点”向“面”的发展，东、中、西、东北等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展现出全面隆起之势。
什么样的区域规划能得到国家批复？
在采访中，不少学者向记者表现出这样一种担忧：一年内批复了这么多规划，如何规避规划“遍地开花”之舆？
记者发现，与早些年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崛起等战略的提出不同，今年的这些区域规划多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即先由地方政府主导，然后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批复后实施。
从地方角度来看，国家的批复相当于给了一项“荣誉”，能够引起国内外更大的关注，也有利于本区域内部的资源整合。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都积极申报。
对此，陈秀山认为，应该防止政策的盲目出台，采取措施遏制地方政府的攀比心理。
那么，什么样的区域能够上升为“国家战略”呢？陈秀山认为一种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地区，例如，海峡西岸经济区涉及对台合作，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直接连接东盟；第二种是有些地区已经具备了发展实力，像江苏沿海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等；第三种情况就是，发展相对滞后，但具有发展前景。“区域规划如果没有产业基础，那么就只是一个概念。如果规划遍地开花，就有可能会失去示范的意义。”
“区域合作”的出路在哪里？
11月份，天津滨海新区全面启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天津希望通过此举改变以往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3区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的局面。
其实，类似于天津滨海新区以前这种“各自为政”状态的区域有很多，只不过滨海新区毕竟没有跨省 ，甚至没有跨市，与“珠三角”类似，具备行政执行力上的优势。
在区域的发展中，企业一个最大的诉求应该是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但也正是这一诉求最难得到满足。涉及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具体事项也很少被各类规划所提及。
在北京和河北一墙之隔的地方，水费、电费、通讯费都千差万别，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行政分割所导致。
对此，陈秀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区域一体化的主导者和障碍的制造者都是同一个主体――地方政府，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利益的博弈短期内总是存在的。”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将产业的分工交给市场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要干预企业，只需要做好投资环境的建设、生态环境的建设，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让企业自己去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变化以及要素的条件选择项目。
虽然滨海新区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拉开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区域可以“效仿”。“用行政区的调整来克服区域发展，这不是根本出路。”陈秀山指出，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不能只是政府在做文章，不是依靠行政把权力集中起来以适应区域发展，而是依靠法律、规则和市场，这才是根本出路。
区域协调发展，期待市场体制再健全一些，经济、社会配套改革再完善一些。2009年，中国新区域新版块隆起之年、新经济版图整合之年。谋子布局，期待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