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投资者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11月17日 13:36 |
作者： |
华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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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报》记者 华强
去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4万亿元投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看来无疑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增长战役”的冲锋号。
扩大中央投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举措，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等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在提振总需求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触底后立即复苏，这些政策都起了直接作用。
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1%的背后，是银行前10个月净增贷款8.92万亿元，M2（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9.42%。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高达95%，即7.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中7.3个点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
这样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如果长期偏重于总需求管理的刺激手段，其隐患不容忽视。未来的宏观政策，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基于总需求上的供需合理平衡。
刺激政策的“总需求”牌
盘点一下一年来的刺激政策，围绕扩大总需求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投资、消费、外贸三大领域均能见到积极财政政策的身影。
中央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以及各地方政府高调放出的18万亿投资“卫星”，这是政府投资需求；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虽然冠以结构调整的外衣，但牵涉的大多是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本质上还是扩大国企投资需求；
再看一系列的减税。2008年12月29日，财政部、国税总局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今年1月16日，减征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在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期间车辆购置税税率由10%减至按5%征收。政策鼓励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的用意在发布政策时就已经开明宗义。
至于对家电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施财政补贴，“你消费我补贴”的做法那就更是直接在扩大消费需求了。
扩大消费需求不仅仅是对国内，对国外也一样。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09年4月1日起，提高部分纺织服装、轻工、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和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据财政部税政司统计，今年1~9月份出口退税4862.53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0.8%。
当然，出口退税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稳定出口力保就业。金融危机蔓延以后，出口急剧下滑，年初农民工离城返乡一度高达1000万，这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经济学理论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这轮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货币总供给过快
6.8%、6.1%、7.9%、8.9%，伴随着去年以来的一系列“保增长”措施，最近四个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画出较为明显的V形曲线，政策刺激效应毋庸置疑。但从货币供应的角度来观察，总供给相对于政策刺激出来的总需求，显然要大得多。
央行11月11日发布的宏观金融数据显示，2009年10月末， M2余额达到58.62万亿元，同比增长29.42%，增幅比上年末高11.60个百分点。
我们无法断定M2接近30%的增速与7%~8%左右的GDP之间的合理性。但从去年底国务院定调“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即17%左右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来观察，29.42%则是一个超高指标。
诚然，央行调控M2的难度很大。在构成基础货币的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和流通中现金三项里面，央行能直接调控的只有法定准备金一项，再加上货币乘数的市场变量，在货币的总供给上要与总需求达到基本平衡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去年底以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持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央行连续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公开市场操作，促使银行大力放贷，这就为M2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优良“土壤”。但最终M2这么高的增幅恐怕也是当初决策者始料未及的。
中国经济已然步上复苏之途，过高的M2增速恐怕会导致经济过热的隐忧。这并非危言耸听，现在就已经有了结构性过热的苗头。
结构失衡之忧
尽管目前的刺激政策效果不错，但达成这种效果真正依赖的仍然是投资这一项，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
在一揽子刺激计划中，有相当多的举措是针对消费和贸易出口的，比如减税和退税。在微观，在局部，这些措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从宏观层面看，这些成效对经济复苏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消费的内需层面，从长期来看，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收入分配的变革，以及国人消费习惯的改变，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达成的。目前的消费增长，更多的应当视作就业人口增加之下的自然增长。
至于外需，那就更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掌控的。今年退税退了那么多，外贸形势依然严峻，是能说明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需求管理之下的刺激政策，真正刺激出的需求还是固定资产投资。
在内需刺激政策面世之初，不少学者就指出需要注意其可能带来的包括结构恶化和产能过剩的副作用。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很可能被言中。
到10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前10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同比增速33.1%。这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继1993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值。
投资大部分投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领域，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产业结构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产能过剩的阴影也如期而至。
在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下，苛求地方政府放弃能够立竿见影的投资是不现实的，仅仅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也完全有动力投身于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工作中。
加大民间投资是根本
投资拉动基本是以政府为主、以国企为主，然而，结果可能是民间投资被挤占，而且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也没有调动起来。
今年，为了保证中央投资项目的顺利进展，财政预算安排了9500亿元的预算赤字。但决策层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对于4万亿投资的普遍质疑是，民营企业没有分到“一杯羹”。全国工商联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的蓝皮书中称，4万亿投资并未有效带动民间投资，中央投资只是带动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
当初出台4万亿，提出要以1.18万亿的财政支出带动地方投资。这一点上，效果不如预期的好。
在今年5月份，国家审计署对中央投资项目的审计情况看，中央投资项目地方配套资金部分项目到位率仅48%，这还是在上半年银行“天量信贷”的背景下发生的，说明民间投资并未活跃。
也许有人会说投资可以通过从扩大投资到拉动就业，再到促进消费的途径，对消费增速产生影响。但是投资主要到了哪儿，从银行今年的贷款结构能清晰地反映出来。有专家表示，在我国日前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小企业只享受到其中的5%。
目前，中小企业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应该说中小企业已成为就业的主体。片面强调4万亿投资拉动就业的作用，那是舍本逐末。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拉动民间投资才是根本。最近，决策层显然在重视这一问题。但如何拉动，还需要宏观政策给予引导。现在，我们的经济复苏态势已然确立，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重新审视 。
应转向平衡管理
宏观经济调控最重要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而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中实现。
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来说，当经济明显过热或萧条时，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无异议的，双紧或双松。但这一轮双松，是需求管理主导的，即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出需求，然后货币政策全力配合之。
值得担心的是，项目投资大多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工，后续配套资金跟不上就会形成“半吊子”工程。在很多场合，经济学家表示对“财政政策绑架货币政策”的担忧。
如果前一阶段是在危机之下“身不由己”的选择，那下一步怎样平衡财政、货币政策的关系就非常值得考虑，特别是当实体经济复苏之后。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以后，财政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税务分为国税和地税两级格局，地方政府已具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它不仅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带有明显的横向格局和区域色彩，这就难免产生地方保护和区域割据的现象。
相比较之下，从政策的实施体系来看，央行及其专业分支机构都是其派出机构，其业务的运作呈现出显著的中央控制特色和纵向的一致性。
当这种统一的货币政策面对不统一的财政政策，追求经济总量平衡的目标本身很难实现，但是为了防止未来可能的结构性过热隐患以及通胀隐忧，未来宏观政策管理应该从注重总需求开始转向供需总量平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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