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每日经济新闻 |
发布时间： |
2009年10月09日 07:58 |
作者： |
曾春;刘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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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实习记者 曾春 记者 刘琳发自北京
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于10月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闭幕。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参加IMF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二十届部长级会议时呼吁，IMF应建立份额自动调整机制以及时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改革总裁遴选制度，增加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比例。
发展中国家份额长期被低估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更加积极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少国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定份额与各国经济地位不匹配，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
而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不合理有一定的关系。易纲指出，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未能及时预警此次危机，与其近年监督方向和重点偏离有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份额长期低估、代表性不足是基金组织治理结构不合理、监督不公平、预警不及时的重要原因。
IMF现有180多个成员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眼下投票权比例为57比43。IMF作出重大决策需获支持率至少85%，美国所持份额为17%，惟一拥有否决权。同时，该组织总裁职位也长期由欧洲人把持。
易纲提出，IMF应建立份额自动调整机制以及时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同时支持基金组织更广泛的治理结构改革，包括加强执董会职责、加大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改革总裁遴选制度、增加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比例。
份额重新分配是共识
早先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各国已经达成共识，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至少增加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但是份额最终如何分配尚未真正定论。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将在明年4月24日召开的春季会议上商议改革进展。
即便IMF在进行份额重新分配之后，欧美等国仍然掌握着决策权。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吕江林表示，目前IMF改革的重点应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代表权和投票权。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提高毕竟有限。比如，中国国际地位在提高，但是人民币尚未发展成为储备货币。若想进一步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未来中国还需要大力调整和转变经济结构，由制造大国发展成为创造大国，还要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IMF警示金融风险
IMF于会议期间发布了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指出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发生极端风险的可能性已经很低。该报告预测2010年底，全球资产减记规模预计将达到为3.4万亿美元，这比4月份的预期值减少了6000亿美元。但是IMF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各国政府不面临金融系统的风险，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设计仍要加强。
IMF年会肯定了目前各国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取得的进展，但同时告诫预防“自满情绪”的滋生。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告诫”要点之一。
汤敏：国际话语权最重要的是建议权
每经记者 孙铭 实习记者 张玮发自北京
刚刚落幕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再次重申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重要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话语权不仅仅在于IMF份额,最重要的是建议权，关键要发挥组织上的优势，建立一个政策研究体系。
参与制定新规则机会难得
NBD：你认为话语权的关键在哪里？
汤敏：我们一直谈话语权，好像就是增加在IMF的投票权比例，其实那不叫话语权，真正的话语权是我们能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议。
每次金融危机都会有经济或金融领域中的重大规则变化。在未来的两三年中，要对这些大的规则提出我们的方案，提出我们的诉求。规则的变化能给我们中一代人以致下几代人的发展创造很多新的机会。但是，如果国际规则向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就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制约。
国际上重大规则变化是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一次的。在上次规则的制定时，我们没有实力参与，只能“按国际规则办事”。在我们还处于发展低级阶段时，这些国际规则比我们原来实行的那套机制要好。但是，当中国发展起来了，这些规则就会很大地制约我们的发展空间。如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汇率体系的安排、国际金融的安排、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安排等等，我们都处于被动挨骂的地位。
现在是又一次重大经济金融规则变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与参与的能力，当然要当仁不让，要进行利益诉求。这一机会得之不易，一定要珍惜。
关键在于提出建议
NBD：什么是你心目中好的话语权呢？
汤敏：话语权是要争的，但问题是争什么。如果把争取话语权等同于去争取IMF的份额，那就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话语权的意义。美国的话语权不仅仅在于它所占的份额，而在于在很多问题上能提出一套东西来，别国经常拿不出一个比它更好的建议来。
同样是发达国家，日本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声音就非常弱。它提不出很多新东西来,话语权与它的国家的经济地位来说不很符合。因此，争取话语权，是要看一个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在智力上的软实力。
也不要把话语权理解为吵架、搅和的权利。可能说得很解气，也会得到一些人的喝彩，但是并不能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没有任何建设性，可操作性，说了也白说。
什么是好的话语权呢？我认为，关键是要拿出大家大体上都能接受的可行的方案来。在新规则的制订中，很多方案都要拿出来比较。你如果拿不出一个比别人更好、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到头来你就只好跟着别人走。
应集中人力进行课题研究
NBD：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不是相对弱一些呢？
汤敏：是的，由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在金融领域、市场经济上我们还是个新手。我们的研究能力并不够，水平也不如人家，好多东西没有搞清楚，这是我们的劣势。
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更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同时，由于我们的相对实力使得发达国家也不能小视中国的意见。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意见沟通的桥梁之一。
在国际事务上我国的定位是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认为指的就是要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担当起维护世界和谐的责任来。不排除在短期内在个别的领域、个别的事情上吃一点小亏，让一让步。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人力上的优势，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动员优势。有些国际规则我们是不很熟悉，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可以把问题分解了，每一条规则找好多人一起研究。国内的学者、银行家、企业家，还有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国际组织官员，都应该动员起来。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不能靠政府几个官员关门研究，要发动社会的参与，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建立一种机制，一个政策研究体系。这些需要有一定的投入，国家应该拿出一些资源来。实际上社科基金、学校科研资金、各部委研究资金也都不少，如果把那些无用的、意义不大的项目砍掉，整合一部分资源，就足以支付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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