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8月25日 07:53 |
作者： |
冯郁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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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是坚定的市场怀疑论者，在《华盛顿邮报》上开设专栏，屡屡对奥巴马政府的金融救援政策大唱反调。他还曾在中国有一段工作经历。
日前在美国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加尔布雷斯又几次抛出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的观点，例如“中国的储蓄并不多”“并不认为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
反对照搬西方经济结构和政策
CBN：你在1993～1997年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派至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宏观经济改革项目首席技术顾问，中国在那个阶段的发展怎样？
加尔布雷斯：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我们接触的官员都很年轻，而且那时候很清楚计委的使命正在改变，所作出的计划性指令越来越少。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计委的人熟悉西方国家经济运行的方式。但我们反对完全照搬西方的经济结构和政策。我们在1995年组织了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当时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是：中国是否应该开放其资本市场？我们认为，中国开放资本市场的时机尚不成熟。正因为中国未开放资本市场，才使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稳定的金融秩序。
CBN：从那时到现在，你感受的中国的变化是什么？
加尔布雷斯：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认为，那时中国的发展方向还没有完全明朗。而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加速了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在那个阶段有快速的提高。每一次我到中国，城市化的程度和中产阶层的增长都让人印象深刻。中国的公路、城市的变化每一次都让我惊异。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我们整体感觉中国依然是控制比较严格的社会，而最近明显感受到的是中国社会更宽松，是一个逐渐开放的社会。
没有完全的自由市场
CBN：我记得你并不赞成自由市场的观点，那么你怎么评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加尔布雷斯：我认为并没有完全的自由市场。即便是美国和欧洲，也没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概念罢了。我认为，每个国家必须发展出一套能够符合本国、能够使私有机构和公共资源整合的政策发展方向。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背景，是中国自己选择的道路。外界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也并没有全球都适用的模式。就我当顾问的经历来说，我们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和中国的决策者进行讨论，提供我们掌握的经验。比如，当时中国需要制定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我们所做的是拿出巴西的经验――巴西在控制通胀方面有几十年的经验――以供中国的决策者参考。
CBN：你认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加尔布雷斯：第一，在制造业中，因为中国有很多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省级、市级、镇级、合资等，所以在终端产品上有巨大的竞争。这就使得基本消费品极大充足，大多数民众能够以低廉的价格消费这些产品，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在其他收入水平与中国相似的国家，消费品就没有达到这样的充足程度。所以中国不仅为世界制造商品，也使本国民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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