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行至年中，中国经济V型反弹已渐清晰，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点上，在4万亿投资逐步到位的形势下，“扩大内需”的命题，依然来得紧迫，需要求得深解。
6月28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以“扩大内需：体制与政策”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四十余人围绕如何扩大内需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扩大内需是我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无论是从当前反危机的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从中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发，都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
本报在此摘录了此次会议上一些专家学者们的发言，希望对广大读者有所启发。 （本组报道由本报记者季晓莉采访并整理）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扩大内需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不仅是短期保增长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后转型时代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当前扩大内需的“成效”具有浅表性，面临政策和体制障碍，甚至在某些大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方面尚未破题。
我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就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任务。从现实情况看，扩大内需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不仅涉及当前的短期政策选择，也涉及中长期的体制安排和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生存型阶段，扩大社会产品供给，满足私人产品需求是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以追求总量为目标，注重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过去30年内GDP保持接近10%的年均增长；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50%左右的高位；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有重要的作用。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发展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变化，私人产品过剩而公共产品短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此，经济增长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注重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这个变化要求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我国在“十五”规划中就提出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居民消费率反而逐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产主导型的增长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暴露出我国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回看10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提出扩大内需的命题；回看5年，在2003年SARS危机凸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性。
但是，由于近10年来外需旺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还显动力不足，这使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不断累积。这次危机，外需大幅萎缩，客观上使增长转型的压力加大。
我国能否在后危机时代实现由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直接依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从“生产主导型”到“消费主导型”，我国面临重要历史机遇。
虽然当前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效果开始显现，但外部市场的萎缩可能是中长期的，即便外需总量恢复，结构也将发生重大调整。过去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同时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4～5月份社会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4.8%和15.2%，均明显超过同期GDP增速。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应是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推进一揽子改革，大规模实施结构性调整，为后30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例如，未来5年争取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10年后达到55%左右，加上政府消费，使消费率达到70%左右。这需要尽快制定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规划；需要尽快出台与此相关联的一揽子政策计划；需要尽快推进相关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尽快采取有力的行动方案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实现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涉及到多方面的改革。例如，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
我国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具有结构性改革的特点。
在构建消费主导型增长方式中，要求对收入分配体制做出大的调整。这个调整不仅需要明显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而且更需要进一步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制度，使社会公众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很重要。这有财力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前些时候中央推出的国有股以转持方式注入社保基金的政策，就是一项制度安排，它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制，还需要更多类似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安排。
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更是迫在眉睫。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动力。但这个趋势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能否尽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此外，应该尽快把生产型财税体制转型为公共财税体制，把重点用于扶持生产的金融体系改造为重点用于扶持消费的金融体系。并推进政府转型，改变以扩大总量为目标的GDP政绩观。
只有政府从根源上认识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且适应这个变化调整政府目标，才能在政府理念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利益，理顺政府行为，使增长方式的转型取得实质性突破。
否则，我们将再次错失扩大内需的历史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