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这里天崩地裂，悲痛欲绝。
我们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记录这场灾难，
更记录灾难面前的勇敢、团结和友爱。
一年以来，这里的喜怒哀乐，
这里的一举一动都牵挂着所有人的心。
劫后余生的人们，
要面对更为艰巨、复杂而且漫长的灾后重建。
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一年过去了，
这片土地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里的人们正在怎样的生活？
重建家园的工作已进行到何种程度？
2009年4月23日-29日，
本刊记者一行三人重返四川灾区，
行经都江堰、映秀、汶川、北川、汉旺等地，
行程近千公里，
走进重建家园的现场，
走近重建家园的人们，
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记录他们的期望、奋斗、喜悦和艰辛。
面对灾难，他们是生者。
面对家园，他们是希望。
他们任重道远，他们义无反顾。
北川！北川！
《中国经济周刊》
北川，时空交错，百感交集。
10平方公里的北川县城新址，空旷，平整，新城建设整装待发。每次经过，出租车司机都会说：“看，那就是我们的新北川。”
数十公里外的山谷中，老县城已被封闭，成为一座静静的废墟，供人凭吊、记忆。时间永远停止在山崩地裂的伤痛中。
你说去北川，出租车司机会问你：老县城？新县城？安昌镇？永兴板房？
再造一个新北川
汶川大地震，受伤最重的并不是汶川，而是距汶川150公里的北川。北川县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坳里，地震的巨大破坏力，令这座美丽的县城瞬间成为一座死亡之城。
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隶属绵阳市管辖。2008年5月12日的大地震，令北川县20个乡镇、278个行政村、16.1万人全部受灾；因灾遇难、失踪19956人，约占总人口的1/8。地震使北川县城几乎夷为平地。全县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遭遇毁灭性损坏，绝大部分房屋倒塌或受损，360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近600亿元。
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和部署，作为“地震遗址公园”，老北川县城将部分保留，在安昌镇以东8公里处，规划出1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新北川“安家”。
4月28日，记者从绵阳出发，在去往老北川县城的途中，无意中撞上了那片新清理出来的地块。“再造一个新北川”——这样的巨幅标语矗立在新鲜的黄土地上，让人心里感到酸楚，却诠释了北川人面对灾难的坚强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建设新北川，这是汶川大地震恢复重建工作中最大的工程之一，也是最受关注的工程。“三年的时间，平地建起一座城市，别说在中国，就是全世界也少见。但我们必须做到。”提起举世瞩目的北川重建，山东省支援北川建设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徐振溪语气异常坚定。
“参与震后重建，山东省有六个‘第一’：第一个成立对口支援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个进入灾区对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第一个协助完成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方案、第一个拨付农户永久性住房补助资金、第一个启动乡镇援建项目、第一个建成城镇援建项目并交付使用。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也真切表达了山东人民对灾区的牵挂之情。而北川，在地震中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创伤，再建一个新北川，这样的大工程，是挑战，是责任，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这块硬骨头我们吃定了！”
徐振溪告诉记者，2008年11月16日，温家宝总理视察北川时，提出了新县城规划建设“安全、宜居、特色、繁荣、文明、和谐”的12字方针和建成“城建工程标志、抗震精神标志和文化遗产标志”的要求。今年初，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编制的北川新县城和工业园区规划也已经完成，“ 北川新县城将分阶段进行建设，2008年到2010年，将安置人口、恢复功能、启动园区；2011年至2015年，则会集聚人口、完善功能、辐射周边；远景目标设置为提升地位、拓展功能辐射周边。北川新县城将比老县城更加迷人。规划特别对县城设置了8大城市风貌分区。”
随后，记者在北川县委宣传部获悉，北川新县城核心区和拓展区人口规模将达到6万人，安昌河西远景可建用地人口规模为4万人。北川县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建设新北川，建筑物高度有严格限制，抗震等级有硬性标准，“按照规划，安昌河沿岸的住宅楼只能修建3层以下低层建筑。新县城公共设施及民用住宅将达到抗7级地震标准，城乡排水系统达到抗8级地震标准。”
被“再造一个新北川”激动着的，并非只有这些建设者们。
在新北川工地边的河堤上，山西太古商人张老板在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他准备到灾区来投资做生意，已经到灾区十几天了，先后看了映秀、汶川、北川，觉得北川机会更大些，“因为北川动作大。推倒重建嘛。映秀、汶川要搞遗址旅游什么的，我感觉机会相对少。”张老板决定在北川投资近百万做建材或者餐饮，但他似乎已经来晚了，“新址旁边的房租太贵了，和北京差不多，月租都四五万了，还在涨。”张老板说。
志愿者：艰难的坚守
震后的北川人大部分被安置在绵阳30公里外的永兴安置点，一条从绵阳通往汶川的干道正在拓宽，永兴安置点就在马路边上，密密麻麻蓝顶白墙的板房克隆般整齐，但总有几间与众不同：飘扬的旗帜，鲜艳的横幅，“5·12完美春天志愿站”（下称“完美春天”）的牌子跳跃而醒目。如果说板房区是个小镇，那么完美春天就是它的地标，在永兴没有人不知道“完美春天”，连路边“趴活儿”的摩的司机都说，“这里房子都一样，找地方先看志愿站。”
“完美春天”的负责人蓝姐，全名叫古米蓝，人如其名。“米”，她来自著名的产粮大县三台，以前经营着一家小有名气的生态农庄，用她的话说，“富人谈不上，但也算是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蓝”，蓝姐目光清澈，性格开朗，做事麻利，走路都比别人快很多。
印象中她的嗓子从来都是沙哑的，嘴唇上挂着暴起的皮儿，眼睛里带着血丝儿，她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因为每次交谈都会被电话或是老乡的呼唤打断。她和伙伴们早就成了乡亲们的主心骨，大事儿小事儿都找他们。
蓝姐告诉记者，他们现在的工作重点，已经从当初的救治伤员、安置灾民过渡到灾区的心理援助，“三孤”（孤儿、孤老、孤残）的照顾上。
古米蓝坐在她已经被各种物品堆满的小屋里，向记者说起了她志愿工作的一些心事。首先，志愿者自身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这些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者，抛下了自己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目前的志愿经费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积蓄，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已经花去了170万。她现在最担心的是没有一个良性的运转机制，不知道他们的志愿站还能坚持多久。她的家人也从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反对甚至冻结她的一切资金，因为她是妻子也是母亲，倾家荡产的爱心行为注定是沉重的。
其次，志愿者团体的地位也很尴尬，像“完美春天”这样的民间志愿组织，唯一合法的标志就是他们胸前挂着的印着 “北川羌族自治县志愿者工作服务证”的胸牌，名义上，志愿者团体归政府和团委领导，领导部门会经常指定一些工作给他们，但除了分配工作，在管理和资金支持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举措。
这是记者亲历的场景：一天早上，志愿站一下子来了好多车，墙上挂起了团旗和大幅海报，为老人按摩的学生、免费拍全家福的摄影师、绵阳市团委的几个工作人员站在院子里指挥着工作，可不到午饭时间，院子里一下子又空了，记者打听才知道原来上午有市里的领导来慰问
在志愿者眼里，各级下来的人都是领导，领导们来了又走，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很清楚，更多事情还是要靠自己。
古米蓝现在只有两个心愿：一是她们能有个交通工具，这样下乡时就不用打车，因为他们没有多少钱；二是坚持在这里的志愿者们能有一份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地震后灾区来来往往的有各种人，但志愿者们选择了留下。善良的冲动让他们不顾一切地赶到这里拯救生命，现在，这份冲动已经变成面对需要帮助的生命的一种责任和割舍不下的感情，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坚守着，能坚持多久，他们自己不知道。
“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吧，因为我们有份责任，有份爱，相信有一天，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成为志愿者。”古米蓝的声音依旧沙哑但坚定。
北川中学：展开新的翅膀
4月29日，记者来到位于绵阳长虹职工培训中心的北川中学，望着白底黑字“北川中学”的校牌，心中一年来压抑的有关地震的一切都会聚在了这里，不停的默念着，孩子们，你们好么，孩子们，你们现在都好么
上午9点多，学生们都在上课，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同行也在那里走着拍着，大家都保持着朝圣般的安静，课间操的音乐声打破了空气里的宁静，甬道尽头的台阶上开始出现孩子们的身影，两个，三个，一排两排，数不过来的孩子们远远地迎面走来，他们在说着笑着，跑着闹着，多少次幻想着的场景终于出现在记者眼前，这普通的场景因为在这里，在北川中学而变得凝重和令人激动。
在北川中学1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记者始终没有和一个孩子交谈，只是站在一边远远地看着他们玩耍嬉戏，因为不想再去打扰他们，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已经给了所有关心和牵挂他们的人最大的满足。就让他们沉浸在来之不易的快乐中吧。
每次去灾区，记者都要到北川中学的遗址上献一束菊花，不想再提地震时北川中学的回忆，今天看着眼前这些奔跑嬉戏活生生的孩子们，那些纠结的压抑终于有了些许释放。
漫步在北川中学略显拥挤的板房教室间，咏读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看着留言板上孩子们写下的一句句心语，记者知道孩子们曾被泪水打湿的翅膀已重新展开，现在的他们更加坚强，飞得更高。
成 都
中外记者“扎堆儿”成都
《中国经济周刊》
时钟指向20时30分，天彻底黑了。
晴朗的夜空下，成都城喧嚣而美丽。
出租车在成都市区游戈。武侯祠门前的广场上，几个半大孩子在溜旱冰，唧唧咯咯的笑声传出好远。旁边小树林里的石椅上，隐约可见斑驳的人影。在文殊坊饮食一条街，在天府广场，在春熙路步行街所到之处人声鼎沸，歌舞升平，此时，你会欣慰地感到，相比一年前的揪心与焦虑，此时的成都似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这不是真实的成都。
真实的成都更像一个机器，或者大脑中枢，如果灾区重建是一场战役，成都就是离战场最近的指挥部，只不过夜色掩盖了成都的紧张与繁忙。
4月22日下午5点，飞机刚一降落双流机场，一股“媒体氛围”就扑面而来。出港的拥挤人流中，不时有扛着“长枪短炮”的各路新闻人，从身边匆匆而过。在机场大厅，某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打开，新闻报道战，从一下飞机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氛围让本刊记者深受感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在成都，在四川经历怎样不同的新闻采访历程？记者心里充满期待。
“目前，已经进入四川并进行登记注册的国内媒体记者接近600名，境外媒体记者人数是280人；到5月12日地震一周年的时候，记者还会更多。大家都是一个目的：看看灾后重建的新四川。”4月23日上午，在位于成都实业宾馆的“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新闻采访接待中心”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小张告诉记者，为了给前来四川采访的记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四川省委宣传部成立了这个临时的接待中心。
按照要求，记者出示有效证件进行登记，并领取四川省委宣传部为记者们免费派发的四川省地图册、省情介绍、灾区行走路线图、注意事项、地震灾区各地市宣传部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其工作之细致令人赞叹。
据了解，为了做好地震一周年的新闻报道工作，四川省委宣传部早在3月份就已经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宣传部门积极配合来自国内、国际的新闻媒体记者，认真做好灾后重建的新闻报道工作。
“今年和去年有非常大的不同，去年大地震期间，我们宣传部门的工作重点都集中在救灾抢险上，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为域外媒体记者提供帮助。今年，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新闻报道的服务工作。”新闻接待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由于来川的记者数量庞大，工作压力很大，为了充实力量，省委宣传部在一些地市抽调了一些宣传干部。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在做好新闻采访服务工作的同时，新闻管理亦是工作的重点。“预计在5到6月期间，将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记者云集四川，如何有效为记者的采访工作提供便利，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记者在下榻的河畔酒店，遇到了至少三家媒体的“同行”，电梯间里，大家客气地打招呼，对相互的身份心照不宣，对此行的目的地或新闻点，却从不深入交流。
在成都的24小时里，记者时刻感受着愈见浓烈的新闻氛围，这临战前的暗流涌动，让本刊记者的神经兴奋起来。愈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在成都集结，然后奔赴灾区的各个新闻战场，一场媒体大战已然拉开帷幕。
都江堰
千年古城的幸福与忧愁
《中国经济周刊》
4月24日中午，我们前往都江堰。车子行驶在成灌高速上，进入地震灾区的感觉开始慢慢浮起。高速路边大幅的广告牌上，不时出现“都江堰安然无恙，青城山依然秀丽”、“湘川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等内容；稍远处，也不断有诸如张家饭店、李家铺子重新开业的标语。
车子驶近都江堰市区二环路，这座千年古城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繁忙嘈杂的大工地。载着建筑材料或者树苗的卡车，扬着灰尘，鸣着喇叭，不断从身边驶过。路边到处是围着矮墙的工地，墙上，施工单位表达着和都江堰人共建美好家园的决心，墙内，机器轰鸣，工人忙碌。
作为外地人，想在都江堰市区找到一家营业的宾馆并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我们在车上望着招牌和门脸，连续走到两家宾馆门口，才发现大门紧锁，尚未开业，尽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据了解，一家是因为楼房尚未加固，另一家虽已加固，但尚未准备就绪。
终于找到一家营业的宾馆。办理完入住手续后，前台提醒我们，如需上网，请进入房间后马上试一试，“如果不能上网，我们马上为您检修或者调房”。果然被她说中了，我们入住的两个房间都不能上网。原因很简单，经过地震或者余震，房间的网线接头断开了。
川籍民工返乡建设家园
负责都江堰对口援建的是上海市。4月24日，几经周折，记者来到位于都江堰青城山镇的“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市建设指挥部”（下称“上海指挥部”）。指挥部临时在一家休闲餐厅租用了几间房子，大家挤挤挨挨在一起办公，忙碌而紧张。
“截至目前，上海对口支援工作已启动援建项目总数89个，项目总投资81亿元，到位援建资金12.6亿元，全部‘走在全国最前列’。”上海指挥部宣传办公室主任谭兴振向记者表示，上海有19个县市区，正好对应都江堰的19个乡镇，一对一的援建，责任和目标特别有针对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援建模式的创新。为了有效保证重建项目的实施和管理，保证援建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上海成立了“都江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
上海指挥部总指挥薛潮已经记不起上次休息是什么时候了，从去年6月进驻都江堰，他就和同事一道，进入了“5+2、白加黑”（一周5天外加2天周末随时在岗，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随叫随到）的工作状态。4月24日，薛潮匆匆从工地赶回办公室，略微有些浮肿的眼睛，疲态中透着坚毅。他一边处理各种事物，一边见缝插针地向记者介绍情况，“在都江堰光明团结小学的围墙上，有一行稚拙的笔迹：‘我们有新学校了。一定又美丽又坚固。’围墙内，5栋新楼已经结构封顶，3年工程两年完成，我们必须保证工期。‘美丽、坚固’，这样的向往，不仅是都江堰孩子和家长们的期盼，更是所有上海援建人员的共同心愿。一定要让都江堰的孩子在震不垮的学校里上学。”
薛潮告诉记者，上海与都江堰签约启动了89个与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援建项目，投资超过80亿元，资金来源是上海财政收入的1%，加上社会各界的捐款。
“我们对工程质量的要求就三个字：‘震不垮’，信心的背后，是‘上海质量’、‘上海速度’和‘上海规范’。上海援建队伍精细、务实、高效、低调的工作，赢得了都江堰人民的肯定。”
当天下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建设中的“都江堰医疗中心”施工现场。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工程的施工单位是上海建工四局，此次赴川的3000名建筑工人中，绝大多数是四川籍工人。“援建都江堰，我们公司特意派遣川籍工人回家建设自己的家园。一来是川籍工人更加适合这里的风土和气候，二来，回乡重建家园，这是一种荣耀，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去年6月，我们就来到了都江堰，当时余震不断，平均每个月余震都超过50次，施工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的川籍工人都是好样的，听说回家乡干活，个个争先恐后。”
在建设中的门诊大楼工地，记者与川籍工人老许进行了交流，老许家住四川广元农村，2005年去上海打工，一直在上海建工四局做建筑工人。去年7月，随上海建工四局来到都江堰。“在四川干活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知道累。”
在另一个工地，记者见到两位来自都江堰附近乡镇的建筑女工，她们告诉记者，家里房子倒了，全家都住进了安置点，生活水平下降很多，出来打工虽然辛苦点儿，但是可以挣钱帮衬家用。“在这里很开心，每天上班下班的，和城里人一样。”一边干活，两个女工一边开心地笑着。
据了解，记者所在的这个医疗中心建设工地，所建设的是目前都江堰最大的医疗机构，工程总面积69550平方米，2008年10月开工，预计2010年6月30日竣工并交付使用。
该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建工四局主要承建学校、医院、城乡基础设施等重点工程，“上海音乐厅、上海展览馆、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这些经典建筑都出自我们四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把我们派到四川来，这足以证明党委政府对援建工作的重视，和对我们公司的信任，我们不会有辱使命的。”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都江堰北区中学和小学也都是他们承建的工程项目，两所学校总面积42000平方米，其中水街小学是百年名校，此次地震，学校垮塌，损失比较惨重，“水街小学工程将于今年6月30日前完工，过了这个暑假，孩子们就可以在新教室读书了。”该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都江堰所有的新校舍普遍将抗震设防烈度提高到8级。建筑外立面没有设计任何装饰性构件，视觉上简洁大方。教学楼的框架结构也从过去通常采用的单跨框架改为多跨框架，提高抗震性能。教学楼柱子采用的钢筋多为28—32毫米粗的竖筋，而通常民用建筑的竖筋为16—18毫米粗。优质钢材的大量使用，使教学楼每立方米的钢筋含量达到了100—120公斤，远远超过普通民居70—80公斤的钢含量。
人去楼空中的希望
下午三点，都江堰老城区建设路。这条曾被称作都江堰“春熙路”的地方，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但建设路上开服装店的陈大姐告诉记者，现在的建设路已是“人去楼空”，没有以前繁华了。“地震前这边的铺面一年的房租要十几万，现在降了1/4，但生意不好，我每天才卖两三百元，刚好够房租、水电和人工费。有的铺面每个月亏三四千。以前这边逛街的很多。你看现在，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的，上班的，办事的，完事就走。”
据陈大姐介绍，建设路上还有好多铺面租不出去，因为有些房子不知道政府是准备拆还是加固。“都江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建好。”陈大姐叹了一口气。
与陈大姐有同样感慨的，还有附近新东门大市场的商户。这座占地17000平米，曾有3200家经营户，分百货、家具、鲜肉、副食等12大交易区，年成交额1.8亿元的市场，现在空空荡荡，只有几十家商户在营业。
市场内卖副食的小廖告诉记者，尽管摊位每月的管理费从地震前的几千元降到了几百元，但自己一天才能卖十块钱左右，一个月的营业额还不够交管理费。“地震前市场里人山人海的，现在人很少，晚上市区就空了，没什么人，大家都回二环路了。”
既然生意不好做，为什么还强撑着？原因很简单。地震前都是打工者的陈大姐和小廖想法都一样：趁着市场不景气，自己做老板；熬过去就好了。地震前的商户震后要么不做了，要么到热闹的二环路做生意去了。曾经的打工妹趁机“抄底”，自己做了老板。“你看周围的房子正在一个一个的加固，熬过去我的生意就好了。”小廖笑着说。
与她们一样满怀希望的，还有市场里正站在3层楼高的脚架上，为一栋7层楼房做加固的赵大姐。赵大姐是都江堰附近的农民，家人还住在过渡房里，因为有低保，她家在盖永久性住房上的补助是23000元，比别人多5000元，但也因为有低保，所以没法办理低息贷款，“银行说我们低保户还不起”。赵大姐的弟弟认识做加固的承建商，承建商让他找些人来干活，于是，赵大姐很幸运地有了现在这份工作。“我以前在河里筛沙子，一吨赚3元5角，现在，一天就能赚50元。”浑身尘灰的赵大姐幸福地说。
板房区的幸福和抱怨
作为四川省首批安置点，共有居民2000余户的幸福家园备受瞩目。其A区的活动板房从修建到竣工只用了5天。去年5月23日凌晨，首批受灾市民916人便已入住。各级领导和众多媒体都来过这里。这里的居民见过大场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幸福家园时，正值晚饭时间，社区里飘散着川菜的香味。小广场上，许多大姐跟着音乐在跳舞，小伙子们在打篮球，孩子们在人群里穿梭嬉戏。
看见记者，9岁男孩吴汶凯走了过来，问：“叔叔，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记者问他都知道哪些报社，吴汶凯一口气说了人民日报、成都日报、天府早报、华西都市报等近10家报纸，当然，他没看过这些报纸，只是这些报纸的记者采访过他。在他眼里，记者都挺温柔的，而且都是一男一女采访他。他反复追问本刊记者，你们为什么是三个男的，为什么不是一男一女。
见多了记者，他会一本正经地、熟练地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叫吴汶凯，口天吴，汶川大地震的汶，凯旋的凯，今年9岁，上小学三年级”等等，然后煞有介事地问本刊记者：“你为什么要采访我？你为什么不用录音笔把我的话录下来？”显然，他很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多次拒绝了同伴找他玩耍打闹的要求，并在录音笔前，认真地把之前的话又讲了一遍。他很开心地告诉记者，住在这里很好玩，“有那么多小朋友一起玩，以前住在市区的楼房里，小朋友很少，平常就是玩游戏，看电视”。他唯一不满的就是现在的学校太远了，离家有4公里多，“每天还得妈妈骑电瓶车送我上学。以前很近，还没走完一条街就到了”。
大人们的不满显然比他要多而且复杂。一位大哥笑着说，板房最大的不方便就是隔音差，隔壁放个屁都能听见，晚上都不敢和老婆说话。一位大姐说，板房不通风，天气越来越热了，至少每天要洗两次澡，社区有公共澡堂，尽管水电政府免费提供，但社区管委会一次要收两元钱的管理费，“洗澡都洗不起了”。
社区居民最为关心的是住房问题。关于永久性住房的消息在幸福家园流传着多种版本：政府免费提供每户70平米的安居房，此外没有任何补助；政府发放70平米置换房的凭证，居民将来可以去市内任何一个商业楼盘要房子，多余的面积按市场价自己掏；政府统一提供置换房70平米，超出部分按每平米2575元购买据说最新版本是，超出部分按每平米3390元购买。此外，关于永久性住房的位置、结构等等，都是大家反复商讨、争论的焦点。“住房的问题不明朗，其他就都不明朗。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一位居民说。
见惯大场面的幸福家园居民，很热情地和记者熟练地交流着自己的快乐和抱怨。他们甚至会停下来问：“说给你们管用吗？别不管用，浪费我的口水。”他们还会很谨慎地不时四处观望，说：“别让我们社区干部看见，不好”，“你记住我的话就行了，名字就不要问了”。
国道213线汶川段
惊心动魄的逆行
《中国经济周刊》
4月26日上午，我们从映秀前往汶川。
从映秀走国道213线到汶川，要经过银杏、绵虒等乡镇。而映秀至绵虒路段是“5·12”地震中受损最为严重的路段之一，又是阿坝灾后重建的生命通道，故阿坝对该路段实施车辆单（日）进双（日）出的交通管制。26日，理论上车辆不能进汶川。
我们在国道边碰到两位警察，经讯问得知，当天只有摩托车可以进汶川。离警察不远处，有六七辆摩的。于是，我们花了300元钱租了三辆摩托，逆行进汶川。三位摩的司机都是映秀当地人，震后买的二手摩托车。他们说，只能把我们送到绵虒镇，因为绵虒到汶川是绵虒摩的的地盘。在同行的羡慕眼光中，三位司机载着我们，开心地出发了。
刚出映秀镇，一位年轻司机碰见一个同村的姑娘，他将摩托贴着姑娘飞驰而过，并大声喊：“美女，哪里耍去？”姑娘笑着大声说：“滚！”年轻司机得意地哈哈大笑。
这个轻松的开始，让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接下来3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噩梦一般。
抢道
开出映秀镇不到1公里，因为一辆挖掘机当道清理石块，公路被堵死。对面的机动车已绵延不绝。我们这边的摩托车也堵作一团，这时我们才发现，逆行大军中，还有几辆装着蔬菜和猪肉的农用三轮车，据摩的司机介绍，他们要把肉、菜贩到前面的村镇。逆行车辆大多是映秀的，互相都熟悉，有的大声地寒暄，有的站在路边饶有兴致地看挖掘机把石头推进路旁的河中，有的则聚精会神地看本刊记者拍照。几分钟后，对面客车上有许多乘客开始下车，拎着大包小包，不顾道路施工人员的喝阻，从挖掘机下穿过，步行前往映秀。现场纷乱嘈杂。
二三十分钟后，清理工作结束。没等挖掘机离开，两个方向的车辆便开始抢道前行，现场迅速变得更乱。不断有车紧贴着我们驶过，我们也不断擦着对方踉跄前行。一个染着黄发的少年，开着三轮车，大喊闪开，飞速超车。场面从拥堵到混乱再到危险，只用了几秒钟。几分钟后，我们三辆摩托车便已被彻底冲散。此后将近3个小时的路程中，我们只团聚过一次。
漫天灰尘
因为要在“512”之前实现双向通车，映秀至绵路段正在紧张施工。不仅路面有机械作业，路旁山坡上也有工人忙碌，再加上车多，整个崎岖不平的路段几乎都被淹没在灰尘中。摩托车就在这漫天灰尘和对面机动车辆不断变化的缝隙中，弹跳前行。
不一会儿，没戴头盔的司机和记者，头发便从黑变黄。如果遇到稍微畅通一些的缝隙，司机就开始加速，细小的沙石粒打在脸上，生疼。最恐惧的，是有些路段的灰尘竟然让记者几乎无法睁眼，但映秀的司机显然久经沙场，丝毫不见其减速，除非“该死的”二手摩托车因老化而突然熄火。这时，摩托司机会一边顶住后面车辆大声的催促和叫骂的压力，一边狠狠地用脏话激励自己的摩托赶快恢复工作，而我们的摄影记者则乘此良机赶紧拍照。
“前方崩塌群，谨慎行驶。”
“前方滑石群，谨慎行驶。”
“前方飞石地段，注意安全。”
“山体滑坡，谨慎慢行。”
这一个个随时可见的标志，让我们更加紧张。
漫天灰尘中，迎面是横冲直撞的机动车，左边是毫无遮挡的深谷和谷底湍急的水流，右边是可能落石的高山，后面是随时撞上来的摩托。我们紧张而僵硬地坐着，不敢稍动一下。突然，身边驶过一辆放着歌曲的轿车，刘德华的半句《天意》钻进耳朵，真好听，简直是天籁，很温暖。
让人绝望的隧洞
从映秀到绵虒，有几个隧洞，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最长的2000多米，最短的300多米。每一个隧洞都让人绝望。每进一个隧洞前，我们都会拼命看清楚它的长度，好预计绝望的时间长短。
每一个隧洞都像平躺着的烟囱，呼呼地冒着烟，灰尘的烟。所有的隧洞都没有灯，基本漆黑一片，因为几乎所有的隧洞都堵车，所以大部分机动车不开灯，只有我们这些逆行的摩托，用微弱的车灯照亮穿行。隧道里堵满了车，不通风，除了呛人的灰尘，还有刺鼻的汽车尾气，间或还有盒装方便面的汤味，再加上摩托压过矿泉水瓶子的声音，而这些和大卡车不耐烦的喇叭声比起来，又小巫见了大巫。
漆黑、嘈杂、难闻、漫长（只有一个隧洞没堵车，摩托飞驰时，还差点撞上坏在洞中的机动车），每次看见远处洞口微弱的亮光时，很幸福，感觉要回到人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一个稍微宽敞些的路口，我们三个人重新聚在了一起。当即决定，下车抽支烟，休息片刻。本刊摄影记者想下车抢拍画面，却不知道双腿酸麻而一跤摔倒在路中央，幸亏对面的卡车及时刹车，否则后果不敢想象。惊魂初定。本刊另一位记者趁着难得的平静，给远在北京的女儿打电话，因为她今天生日，妈妈又刚好加班。稍作休整后，我们继续上路。
30多公里的路，走了两小时40分钟。到了绵，摩的司机很热情地为我们找了一辆面包车，然后每人拿着100元钱高兴地要走。我们觉得大家已共患难，强烈要求他们合影留念，并互留联系方式。他们没我们这么感慨，只是觉得今天生意不错。
汉 旺
东汽站起来
《中国经济周刊》
40多年，3代人，在汉旺镇十里荒坡上，建造出一个产值过百亿元的重大装备企业，在共和国的工业版图上熠熠生辉。
“5·12”地震让东汽损失惨重。东汽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事关重大。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东汽视察灾情，部署重建。
东汽的重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个更强更美的新东汽呼之欲出。
难舍汉旺
自大地震发生，东汽汉旺基地门口的大钟便永远停在了14点28分。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停止，让许多人唏嘘不已。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东汽“汉旺时代”的终结。
因为东汽，汉旺这个山中古镇一步步成为工业重镇，2007年的GDP高达30多亿。没有东汽，就没有汉旺的昨天。
今天，东汽要走了。东汽位于德阳经济开发区八角井镇的新基地已于今年2月26日开始投入使用。预计2009年底前，主要生产厂房全部完成建设。据说，汉旺镇相关领导把这看成汉旺的“第二次地震”。
4月29日中午，我们来到汉旺。街上车辆稀少，两边大多人去楼空，显得有些冷清。
据东汽汉旺办公室副主任董鸣介绍，目前，汉旺基地白天有三个分厂1100人上班，但下了班就坐班车回德阳基地了，晚上留守的不足100人。而这三个车间最迟也要在年底搬走。一部分厂区要作为工业遗址保留下来，厂门对面将来会建一个地震体验中心。
董鸣，第二代东汽人，1968年随父母到汉旺，1980年进厂工作。
创业初期的“一根麻绳闹革命”；1975年第一台20万千瓦汽轮机顺利诞生；1983年第一台完全国产化的30万千瓦汽轮机诞生；“民主人和、献身拼搏、创新开拓、惟旗是夺”16字精神；风电全国第一，火电世界第一和东汽人聊天，他们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东汽的辉煌，很自豪。
“当然，这些成绩和汉旺这个小镇分不开。”董鸣认为，东汽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区域环境。东汽逐步做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汉旺的人气越来越旺，东汽在汉旺形成了一个小社会，“我们在这里有100栋家属区，还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同时这里又交通闭塞，大家生活工作都在一起，搞企业文化比较容易，每项措施都能很好执行，员工对企业很忠诚。”
舍不得汉旺还有很多理由。
汉旺镇居民48000人，20000多是东汽的。汉旺镇好多单位职工的子女在东汽工作。“如果再加上东汽的家属，可以说，90%的汉旺人和东汽有关，甚至可以说，全部汉旺人都和东汽有扯不断的关系。有的汉旺百姓连用水都会到东汽来挑，我们很多职工到德阳后还很想念汉旺。”董鸣笑着指着身边的同事说：“他割得断吗？他老婆就是汉旺人。”“周边的市政广场、道路都是我们修的。原来镇上一些污染大的企业也关停了，汉旺的空气质量也变好了，工厂也变成了花园了，我们刚开始享受良好的环境，地震了。东汽离开汉旺，汉旺居民生存上受不了，我们感情上受不了。你看，我们老厂区还在做绿化，就是为了方便老工人节假日时过来怀旧。”我们在厂区采访时，就碰见了数名专程从德阳来看老厂的退休职工。
董鸣告诉记者，公司以后还要在汉旺基地进行生产，做轻型加工。“我们花了近千万加固维修厂房，放弃了太可惜，将来我们白天会有200人左右在这里，保证有人气。”
东汽后山上，由东汽出钱为“5·12”地震遇难者修了汉白玉的公墓，“总共有1738条生命葬在那里，我们叫它1738高地，其中有多少东汽人，已无法考证，就和汉旺的乡亲埋在一起了。”董鸣说。
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东汽
面对大灾，东汽人压不跨。2008年，东汽完成了2320万千瓦的产品产量，是当年原生产计划的88%，工业总产值108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13%。
2009年，东汽人给自己定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完成产品产量2800万千瓦，其中包括风电1200台180万千瓦；完成工业总产值175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32亿元；新增订货170亿元。
目前，新东汽基地19个主要厂房已全部开工，36个项目全部在建，40多家建筑企业的3000余名建筑工人奋战在新基地。同时，汉旺基地和分散在45家协作厂家的7000余台设备、2600台大型机床，都必须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于今年10月前完成搬迁。
“东汽馨苑”是东汽安置受灾职工住房的惠民工程，也是四川灾后重建最大的房建主战场。在东汽馨苑的施工现场，我们看到“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辜负总理的期望，不愧对东汽的同胞，全力建好东汽馨苑”的大幅标语，现场塔吊林立，车轮滚滚的大干场景，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东汽职工的新家就在眼前，工程竣工的时刻已经指日可待。
在“东汽馨苑”工地上，中铁八局四公司全面掀起了“泰山压顶不弯腰，顽强奋战铸精品”的大战高潮，安居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的冲刺阶段。中铁八局四公司总经理尚宗康告诉记者，“泰山压顶不弯腰”是东汽人的铮铮誓言，“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艰苦创业；自主创新、勇攀高峰”是东汽精神的真实写照。中铁八局四公司有幸成为东汽振兴的建设者，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指示精神，中铁八局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东汽”作为全局最高的政治任务，号令旗下实力雄厚的四公司担任主帅，一举拿下“东汽馨苑”的建设任务，通过精心组织，精心施工，工程进度突飞猛进，现场46栋房屋如雨后春笋节节攀高，经过四个月的艰苦鏖战，目前基本上达到五天一层的进度，各作业现场你追我赶，比安全、比质量、比进度，顽强奋战。
据中铁八局四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华政介绍，为全力以赴建好“东汽馨苑”，公司倾尽了全司财力、物力，协同中铁八局内部各兄弟单位，大家铆足了劲，拼尽了全力，为的就是给世界双500强企业“中国中铁”争光，为的就是在灾后重建的土地上为东汽同胞树立一座永不倒塌的丰碑。
温总理四次来东汽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计/口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整理
作为集团公司董事长，我曾经想过，东汽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如果谁和我说，东汽将不复存在，那我绝对不相信。一个有着42年发展历程、产值过百亿元的共和国重大装备企业怎么会没了呢？但经过“5·12”大地震，我发现自己错了，大自然可以让你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东汽曾被大自然以极端的方式重创，但今天的东汽已经再度屹立。
第一次——凝重
那是震后第二天，5月13日，就在东汽叶片分厂办公楼前。总理说，“这场重大的地震灾害让你们吃苦了，你们许多亲朋都失去了生命，现在还有职工埋在废墟里，我同你们的心情一样非常难过。”他特别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必须要把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作为抗震救灾的重中之重。现在离灾情发生还不到24个小时，许多埋在废墟下的生命还有生还的可能。我们就更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职工和家属的生命。”
当时，我们正在经受一场近乎绝望的煎熬。明明知道废墟中有人活着，听到里面有声音，大家往里面扔水、扔面包，但人就是救不出来。当时，总理一脸严峻地站在叶片工厂前面。我告诉总理：“这个厂会议室正在召开一个技术工作会议，现在还有25个人砸在里面了，其中有叶片生产领域的国家级专家。”总理问：“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专业救援队。”总理当即做出决定，马上调地震救援的“国家队”（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前来救援。
第二次——关切
震后第10天，5月23日，总理再次来到东汽。从留下的照片看，总理的表情舒缓了很多，而现场有一件事打动了总理。
地震废墟中的东汽厂房的屋顶已经没有了，但职工们正在头也不抬地拆设备，而旁边就排了一排运输车辆，等待发运。要知道，这才是地震后的第十天啊，而员工们就想着要尽快恢复生产，要对用户负责。
总理看了后，说：“我要讲几句话。”接过喇叭后，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在地震发生以后，我就来到了东汽。那时候，我们是集中力量救人，厂房倒了，资料楼倒了，东汽遇难职工及家属达500多人。现在地震已经过去10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悲痛中的东汽人已经站立起来了，在东汽的废墟上开始了恢复重建。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的支持？是东汽人的精神。他们知道，东汽是国家最大的一个汽轮机厂，他们要通过恢复重建工作，把东汽建设得更好。”
最后，总理说道：“东汽是一个站起来的巨人，东汽是震不倒、压不跨的，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建设一个更先进、更安全、更可持续发展的新东汽。”
第三次——开颜
2008年9月1日，总理来到了东汽汉旺生产基地。在整个基地，只有一个厂房没有倒，其他都是局部被损或者全部被毁。就在没有倒塌的局部厂房下，工人还在生产。行车不能用了，就用汽车吊着生产。而那个没有倒的厂房，在进行加固。在大型机床旁、在熊熊炉火边、在高高吊车上，都是一个个劳动的身影，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而就在厂房外面，还有一个特殊的装置——我们称之为“逃生笼”。用那种很粗的钢管做成的，经过计算可以抗震的钢框。在里面放了水和干粮。一旦发生余震，职工就通过固定逃生的路线进入“逃生笼”。不仅逃生路线保持畅通，而且每个职工都接受了专门的训练。
总理非常高兴，东汽人没有让他失望。“上次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东汽是压不垮的巨人’。事实证明，在震后的一百多天，东汽站起来了，生产不仅恢复了，而且基本达到了震前的水平，我要向东汽人致敬！”
“我曾经提过三点要求，就是要把东汽建设得更加先进、更加安全、更加可持续发展。今天，我想再提一点要求：恢复重建，绝不是原有厂房、设备的复制，而是要向更高的标准前进。要把东汽建成管理一流、技术一流、设备一流、质量一流的新东汽。我相信，一个崭新的东汽，它还会屹立在东方！”
温总理第三次的到来，时间停留最长，走的地方最多。许许多多的东汽职工、家属都见到了温总理，不仅如此，总理还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与优秀班组职工合影留念。 在东汽汉旺原址废墟旁，总理在一张六尺三开的宣纸上，用行书刚劲有力地写下了“温家宝，2008年9月1日”。 这次，我们终于看到了总理那慈祥的笑容。
第四次——欣慰
2009年1月25日，农历大年三十，一大早，总理就赶到了东汽。不仅看了东汽的重建现场，还看了东汽的德阳分部。
总理站在那，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我震后第7次到灾区，第4次到东汽。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但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新东汽的骨架又站立起来了。在地震中损失这么大的工厂，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是了不起的。今天，我看到了新的东汽厂址。不用多久，新的东汽就会矗立在地震灾区，在祖国大地。”
“在地震之后，我们又碰到了金融危机。我们克服了地震灾害，还要应对经济危机。现在，一个新的东汽建立起来了。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我说，它必将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要对中国的工业有信心，要对中国的经济有信心，要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有信心。东汽是巨人，东汽精神就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奋勇当先。东汽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任何艰难险阻阻挡不了东汽人前进的步伐，也阻挡不了中国人前进的步伐。”
两天后，温总理就前往瑞士，参加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在论坛上，温总理发表演讲，我又听到了同样的“中国信心”。
汶 川
我们是汶川
《中国经济周刊》
汶川街头的人力车师傅说：“没想到，我们也有必须说普通话的一天。
”
汶川，因为地震而举世瞩目。巨大的关注和关心，使这座山中小城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其中，有机遇，也有压力。
汶川重建：基层官员最难当
4月26日，周日，下午一点。我们来到汶川县委，找宣传部了解情况。
没有事先联系，又逢周末，我们担心找不到人。县委传达室的小伙子告诉我们，宣传部有人值班，他帮我们联系。不到三分钟，一个小伙子飞快地从办公楼里走出来，热情地表示欢迎并做了自我介绍。他叫施龙斌，宣传部当天的值班人员。
在宣传部办公室落座后，小施首先问我们准备在汶川待几天，因为临近“5·12”一周年，各界来汶川的人比较多，县里宾馆比较紧张，需要提前安排，然后热情、负责地解答了我们的问题。此后一天多的时间内，汶川县委宣传部周到、专业的工作作风，让我们很是敬佩。
我们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就恢复重建的相关问题对汶川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吴开明进行了专访——
汶川重建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恢复重建的推进，汶川成为爱心捐助的地方，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仅最近一段时间，到汶川来的媒体数量就已经超过我们建国以来的总和。
汶川灾后重建的总体构想是：面向四川，服务阿坝，建设阿坝新兴工业集中区，建设岷江上游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羌语生态文化旅游区。我们将利用恢复重建的机会，打造特色农业，对工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围绕羌文化、卧龙熊猫、三江景区和地震遗址四大品牌开发，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汶川要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由于退耕还林，以及地震次生灾害造成的土地灭失，我们的土地容量非常少，四川省委省政府考虑到这个实际，在成都金堂县专门划出10平方公里，作为汶川的工业园区，承接广东省的产业转移。前期投入上，成都占60%，阿坝占40%；而利润分成，则阿坝占60%，成都占40%。目前正在规划中。
灾后重建，我们把民生工程放在优先突出的位置。今年9月份之前，我们要把全县的中小学校舍和配套设施建设全部完成，而且会超过地震前至少20年的水平，形成起跳性的发展；秋季开学时，我们在山西就读的学生都要回到家乡读书。农房建设、城镇居民房屋维修加固和医院建设，今年底全面完成。都江堰——映秀段的高速公路，5月12日前通车；映秀——汶川段的高速公路，5月12日进行开工典礼；国道213线汶川段，5月12日后改成双行道。
失去家园的痛苦止不住人们向往美好新生活的愿望，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汶川向前迈出的坚定步伐。
重建的困难和委屈
汶川家园重建，我们责无旁贷。但在恢复重建中，我们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和困难。
首先是人地矛盾非常大。重建必须要避免地质灾害和地震断裂带，但可供居住和搞基础设施的土地非常有限。需要安置的人很多，需要建的项目很多，但可供使用的土地很少。我们很为难。
其次，百姓的预期和政府可办到的能力矛盾很大。百姓从中央了解到的恢复重建的政策非常多，中央领导到地方后，说的话也非常好，世界、全国又这么关注，所以，百姓觉得在自己身上要体现出国家、社会无微不至的关心，我想怎么着就要怎么着，但许多事情落实到地方政府，则千差万别。比如汶川重建，我们报的资金预算是600多亿，现在只到了一小半，1/3。要把老百姓方方面面的期望都满足，用这些钱显然是不够的。此外，从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来说，要全方面地、一个不落地覆盖完，难度也很大。基层官员最难当。老百姓找你办的事情，10个当中有8个办到了，百姓还要说你不好。大的领导过来就一次调研，态也表得很好，老百姓特高兴，说，官越大越好，最难打交道的就是基层官员。实际上我们还是很委屈的。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未必所有的老百姓都满意。
比如，县城重建规划中，第一要充分考虑到避让地质灾害；第二，大地震后，我们作为山区县城，必须要有避难场所。去年“512”那天，我们这个居住了4万人的小县城无处藏身，当时余震不断，但县城里居然就没有一大块空地可以用来疏散百姓。地震后，我们当然要考虑避难场所的问题，要在开阔处留一个大的避难场所，平时则作为百姓健身锻炼的地方。规划出来后，老百姓都说这是对的，但你拆谁的房子也不行。我们按照国家拆迁的相关标准全额赔付甚至更高的赔付，但有些百姓不从大局出发去思考问题，总是觉得政府要占我的地方，不一次把钱要够，决不松手。很多时候，老百姓激动了，愤怒了，围攻了，我们就采取沉默。你骂，你吼，平静下来后，我们再做工作。我们要做很多工作，最终还是要做好，但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把干群关系搞僵。
第三，3年任务两年完成的要求，和现有条件的矛盾也很突出。灾后重建要迅速，要大干快上，但我们的条件呢？都汶路到现在还实行交通管制，是单行道，还要实行断道施工，这怎么快得起来？大家只能咬着牙关上。此外，大家都在搞重建，建筑材料供应也是问题，虽然政府实行了限价和特供机制，但还是满足不了所有百姓和单位的建房需要要求。抱怨砖贵了、钢筋贵了、水泥贵了，买不到啊。这种声音时有发生。还有，县城怎么建？虽然总体规划出台了，但每一栋房子摆在哪个位置，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哪些房子要拆？哪些房子不拆？这要一栋一栋去落实，工作量特复杂，特巨大，纷繁复杂。
“萝卜寨”重生
汶川县雁门乡的萝卜寨村，是一个具有4000年历史的羌族古村落。“512”大地震，使这个被誉为“云朵上的街市”、经受住了数千年风霜雨雪的古羌王遗都，在地动山摇中，遭受重创。
4月28日下午3时，《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乘坐出租车从汶川城区出发，赶往雁门乡萝卜寨村。
悬崖峭壁上的古老村庄
上山的路比想象的还要难走。地震过去快一年了，通往萝卜寨的Z字型盘山路上仍有不少巨石矗立路中。一边是陡峭的山体，一边是万丈深渊，窄窄的山路崎岖颠沛，千回百转。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出租车终于开上了山顶。在寨口的停车场，记者见到了早已等候在此的村干部王国云。沿着有些泥泞的山路，记者在王国云的引领下，进入正在建设中的新萝卜寨。
王国云告诉记者，古羌寨的建筑，由黄土夯实成墙，木材做梁，分上下三层，底层喂养牲畜，中层住人，楼顶堆放粮食，还有一个小楼供奉他们信仰的白石神。萝卜寨的建筑是原汁原味的羌族风韵。最珍贵的是羌族语言，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却有自己的语言，羌语的传承完全靠口口相传，没有任何文字实体记载，一旦失去，将是永久失去。“汶川虽然是羌族聚居县，但整个汶川城，几乎已经没有人会讲羌语了，而我们村，无论年长年幼，个个都会说羌语，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也是羌语，小孩子开始说话就说羌语，上小学一年级才开始学习汉语。”
在萝卜寨， 女人们身着色彩艳丽的羌族服饰，在山间行走、在樱桃树下织绣羌绣； 男人们身穿长褂，在田间劳作，或坐在过渡安置房门口抽烟，空气中流淌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退耕还林拯救了萝卜寨
“大地震彻底改变了萝卜寨的命运。”王国云告诉记者，地震前，全村人口1080人，地震夺去了42条生命，其中包括7个小孩和15个老人，另有85人受伤，这也是汶川县村民伤亡最多的村子之一。
王国云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村里正组织村民为老宅子的72条土巷道铺设青石板。忽然，远处一座山冒出滚滚烟尘，那里发生了滑坡。而萝卜寨同样背靠两座巨大的山体，却没有因地震而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而是羌寨泥结构的土屋，经不起地震的抖动而纷纷倒塌。“如果是两匹光山，那真像是悬在头上的铡刀。村党支部书记马前国曾总结说，是我们村多年坚持退耕还林和植树绿化，拯救了萝卜寨。”
“以前总有村民上山伐木，但地震后再没有人上山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山林是保命的。”
这是萝卜寨可以原地重建的重要因素。此外，它还拥有不可多得的地理条件：萝卜寨就像是生长在一把坐椅的坐垫上。高绿化率的林盘山和垭子口是舒适的靠背，而它的坐垫，平整开阔，900亩耕地土壤肥沃，适宜农耕。
新生活 新希望
就在记者来到萝卜寨的当天，村里迎来了一个喜事，由广东省对口援建的萝卜寨饮水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上午刚刚举行了通水仪式，县里领导和新闻记者来了不少，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啦，村民们笑得合不拢嘴。”王国云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吃水难是最令村民头疼的事情，雨季的时候，寨子里有蓄水池，收储雨水作为生活用水，或者去山腰的涧川担水。到了旱季，要到5公里外的山洼洼去担水，一担水一个来回要小半天。
在王国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新寨子建设工地。新工地建在老寨遗址对面的山坡上，相距不到一公里。“村民的新房子都是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外墙保持了羌族传统的黄泥结构，但墙体里面及房梁则是钢结构的，达到了既抗震又不失羌族风格的目的。”
地震毁了萝卜寨，这伤痛也许一百年都无法愈合，但在王国云眼里，地震同时也给萝卜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其实地震之前，我们的羌文化生态旅游就已经搞得有声有色了，2007年，到我们这里观光的旅客接近4万人次。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被地震毁掉了的老寨子，令记者奇怪的是，这里似乎定格在了地震后的原貌，废墟没有人清理，甚至没有一顶帐篷或过渡房搭建在废墟上。
“旧寨子要保护起来了，建成地震遗址景观。”一边走在老寨子的残垣断壁间，王国云一边向记者描绘萝卜寨的明天，“村支书马前国对村子的未来有很多想法，首先就是千方百计搞活旅游产业。还有就是樱桃、花椒、玉米三大种类的种植，这些将是萝卜寨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村子现有居民231户、1029人，除去外出务工的，常住人口有800多人。马书记经常说，我们村是个大家庭，我们有800多个家庭成员，我们要让‘家里人’少吃苦，多享福。”
王国云告诉记者，地震后，民俗专家来了，地质专家也来了。无论是村子的重建，还是今后产业的发展，都强调“要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马书记的观点是，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来做事，马虎不得。
尽管古羌寨毁了，但是萝卜寨人对新生活充满信心。
过渡安置，恢复重建，旅游开发，农业结构调整，乃至羌文化的发掘与保护，震后等着萝卜寨的事情还有一大堆。“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而且要过好。”王国云说。
朱泽云：汶川的社区怎么走
“汶川的发展，打不好‘512’这张牌，一样是失败。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汶川。每个人都在想‘汶川’和‘地震’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帮助和发展。政府想的是地方发展，官员想的是单位发展，百姓想的是个人发展。我们是世界上都关注的汶川县城的社区，我现在思考的，就是社区工作，特别是我们汶川的社区工作，应该怎么走。”汶川县政府所在地——威州镇桑坪社区党支书朱泽云向《中国经济周刊》说到。
“我们不是灾民”
“朱泽云：桑坪社区居民，一名平凡的共产党员。‘512’地震后，他自力更生，重开了手工水饺店，不仅自己有了收入，更解决了许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汶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资料中对朱泽云做了这样的介绍。
朱泽云对记者说：“这都是去年的事了，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而且我又不是大老板，做得也不是最好的，没什么好谈的。今年是灾后重建，我这件事没什么典型性，还是不说的好。”他只想和记者聊自己现在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我们不是灾民，不能说地震了，自己是灾民，好像多伟大似的，没饭吃了，就去找政府，你就应该管我。现在一些人还这样认为，不应该。这都是去年的事了。”
朱泽云，汶川人，羌族，原四川省岷山机械厂（厂址在汶川）职工，企业破产后成为下岗职工，做过生意、当过导游，2003年在县城开了一家饺子店，“512”地震后10多天，他的饺子店就在废墟上重新开张。“当时大多数人都在帐篷里呆着，没事做，我觉得不能老坐着等，应该自救。像我们这样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2008年8月，桑坪社区干部朱泽云升任社区党支书。
作为汶川灾后自救的典型，朱泽云和他的饺子店很出名。“大家都知道。阿坝州的副州长，汶川县、威州镇的领导都在我这里吃过饭。”
饺子店所在的楼房正在加固维修，作为老板，朱泽云想等加固后扩大店面，“做得干净一些，漂亮一些，延长营业时间”，让生意更好。
汶川县城的恢复重建正在进行，作为社区领导，朱泽云最重要的工作，是房屋维修加固和拆迁时的协调工作，要宣传政策，解决纠纷，监督维修加固，“很麻烦”。但他思考更多的是社区以后的发展问题。
想成立公司帮居民就业
据朱泽云介绍，汶川县城有两个社区，桑坪社区是其中一个，原来是居委会，2004年改为社区，2007年各方面配备才比较齐全。现有社区干部10人。居民结构以下岗职工（基本上占社区居民的一半）、无固定收入居民为主。管辖区域是城区内岷江以西。
桑坪社区居民中住板房的不多，只有20%左右。“地震后出去打工的比较多，还有一些人在家修房子。留在家里的居民，就业需求很迫切。吃什么？不可能完全靠政府。要自己努力，想办法去解决生活问题。”
朱泽云准备“竭尽所能”成立一个经济实体，解决社区内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汶川重建中，真正在规范地搞家政服务、房屋中介等业务的，几乎没有，我们社区的优势是人，成立实体后，社区居民白天打工，晚上可以做家政。我们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信息平台，让有劳动能力的、收入比较低的群体能够挣一些钱。”
这个经济实体的创办目前还处在策划、咨询阶段。“创办手续比较繁杂。此外我们社区钱不是很多，资金上比较困难。注册资金最少要几万。”
朱泽云打算成立经济实体，除了帮社区居民解决吃饭问题外，其实，还想借机解决一下社区的吃饭问题。“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成立实体后，比如威州镇政府需要清理卫生，给我们这个信息，我们让经过培训的居民去做。社区呢，只是收一点点管理费和信息费，哪怕5%也行，更多的钱，还是居民赚了。”
“我们走的很困难”
“别看我们在社区工作，老百姓叫我们社区干部，其实我们什么身份都不是。社区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朱泽云感叹说，政府还是按照对待村委会的方法来做社区。
据朱泽云介绍，自己作为社区主要领导，工资最高，2008年的月工资为300元，其他干部每月120元。“‘512’之后，社区干部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做了很多的事。听说今年会涨工资，但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因为我们的工资是年底结算的。” 政府给社区的办公经费，往年只有3000元。“去年地震期间，做报表，我们买纸的钱都不够。今年听说要涨到两万。要坐下来工作，首先要坐得住。你要让人家有一个稍稍满意的收入。怎么办呢？目前，一个是想创办实体，另外我们有一个网站，汶川信息港。”
“有些人说什么‘大爱’、‘奉献’，吹牛呢，这些要建立在你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想的，就是让我们的社区干部能够有一些收入，能安心工作。如果老是说，你该怎么怎么，不行！！”做了社区党支书后，朱泽云还会抽出时间考虑饺子店的事。“因为孩子读大学，我和爱人没什么收入。”
“不知道是机制的问题，还是管理的问题，我不太清楚。在阿坝州的社区管理上，我们桑坪社区还是走在最前面的。”朱泽云笑着说。
就业、治安、工会、妇联、计生、征兵等等，社区要管的内容很多，“但我们长期比较闭塞，社区在阿坝州毕竟刚刚兴起，经验不足，管理上，思路上，收入上，都不太好。我特别想和搞得好的社区进行交流。”朱泽云多次表示，希望本刊记者能在北京帮他看看，有没有社区愿意交流，“吸取一下人家的经验。他们不过来都行，我们可以过去。搞一些交流，哪怕是文字上的交流都行。”
朱泽云满怀期待，反复提醒记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汶川。”
映 秀
平静的震中
《中国经济周刊》
映秀虽是山中小镇，但地震前却并不闭塞贫穷，号称阿坝州的南大门，是到九寨、黄龙、卧龙的必经之地，213国道穿镇而过；阿坝以水电、旅游为龙头，映秀当地仅省级水电站便有3家。4月25日中午，我们从都江堰赶往震中映秀。
进入映秀镇，迎面是一块刻着“512震中 映秀”字样的巨石，许多游客在石头前合影留念。成都许多旅行社已推出“震中映秀地震遗址一日游”，100多元一位，主要内容包括参观地震遗址，祭拜遇难者，中午在农家乐或者板房饭馆用餐。
板房区到处可以看见“住宿”、“炒菜”、“512地震照片”的招牌，我们在一间板房旅店住了下来。说是旅店，其实就是房东杨大姐的家，总共三张床，一人一晚100元；有了客人，杨大姐夫妇就到亲戚家借宿。据杨大姐介绍，因为没有工作，许多当地居民就靠出租板房来挣点生活费。
映秀镇的废墟，除了一部分被圈起来以备作遗址供人参观外，大部分都已平整完毕，四川省地震工程勘察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重建前的勘探测量工作。据了解，映秀镇总体规划已基本定稿，但施工图设计工作尚未完成，故映秀镇和周边渔子溪等3个行政村尚未开始重建，其余4个行政村都已开工建设。
如果说都江堰像一个吵杂忙碌的大工地，映秀镇则显得比较安静。除了远处一台挖掘机在清理废墟发出轰鸣外，映秀并不吵杂。
渔子溪村：不差钱，就等着盖房
沿着映秀镇公路边的水泥台阶上山，经过著名的“5·12祭坛”，半山腰处便是渔子溪村。当天是周末，七八个孩子在台阶上玩轮滑。
这个村子出了个名人，就是奥运会开幕式上和姚明牵手入场的林浩，“出名后他们一家已经不住这里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只是春节时回来了几天，因为深圳卫视要拍小英雄回家过年的电视剧”。村民一组组长刘玉林说。当然渔子溪也来过好多名人，刘玉林便自豪地告诉记者，村里还来过多少多少位国家领导人。百度“渔子溪”，有近40000个相关页面。
据刘玉林介绍，全村260多户，地震后房子还能凑合着住的只有三户，大部分都住在板房里。住惯了独门独院的村民不大适应板房的生活，觉得房间太小。“1-3个人分一间板房，才20平米，又是公共厨房和公共厕所，太杂。”
刘玉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渔子溪村有200亩耕地，人均还不到3分地，因为地震毁坏了一些，村民们又想把倒塌的老房子（占地100多亩）作为地震遗址让人参观，所以，将来新建的永久性住房，势必占用本就珍稀的耕地。农耕很可能将更加远离这座山村。
地震前，村民主要靠做点小生意或在映秀的水电站打工为生。“现在，电站震垮了，没什么事做，大家就到处耍。”据刘玉林介绍，大部分村民每天就是看看电视，斗斗地主，打打麻将，偶尔去打个零工。全村只有10来家在映秀镇做些小生意，因为现在流动人口多，生意还可以，每月能挣三千左右。
目前，村民们最操心的就是赶快把房子盖好，“家没弄好，没办法出去打工赚钱”。
据刘玉林介绍，重建永久性住房，人均需要30平米，每平米造价1000多元，一家至少要花七八万到十万，但钱基本不是问题。澳门红十字会向包括渔子溪村在内的映秀镇的3个村庄，每户捐款两万元钱用作盖房，协议已经签过；此外，根据家庭人口数，国家补助每户两万左右的重建住房费用；第三笔：对口援建的东莞市会在村民房子修好后，每户给予1.2万元奖金；第四笔：政府贴息一半，提供每户两万元的贷款，分8年还清。这四笔共计72000元。“就等着规划方案赶紧出来，我们好建房子。”
45岁的刘玉林，地震前在映秀镇上开了一个洗车行和一家小卖部，有时也会在水电站承包个小工程，有私家车，地震时被砸坏了，经济条件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属于胆子大、先富起来的人”。他告诉记者，如果房子盖好了，自己准备开个农家乐，“比支书家的还要大”。
离开渔子溪时，已是晚上8点钟左右，天上下着雨，山路漆黑，还有些滑，我们几乎是挪着脚摸下山的。山下的映秀镇灯火通明，像是在等待重生。
王程：怎样关注映秀，我告诉你
25日晚上10点多，雨越下越 大，映秀的板房里有些冷。
我们正在商量着明天的采访，听到外面有人和房东说话：“你们家住了记者，我怎么不知道？我认识认识。”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在映秀镇负责接待媒体的王程。因为第二天重庆卫视有一个七八十人的演出团队到映秀来，王程正冒雨四处在帮他们提前安排住处。
王程，映秀镇人，阿坝日报驻汶川记者站记者，“512”地震发生后，一直跟踪报道映秀的抗震救灾工作。因为是当地人，熟悉各方面的情况，王程就一直留在映秀，除本职工作外，又担负起了媒体接待工作。
此外，作为映秀的才子，王程还写得一笔好字，是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阿坝州书法家协会理事、阿坝州文联的委员。每当有重要领导来映秀，王程要负责写标语等，“温总理到映秀来祭拜时，他献的挽联就是我写的”，王程自豪地说，“我在镇政府写挽联时，我们镇长说，王程你好幸福，能帮温总理写挽联，你太幸福了。”
“我们现在的宣传重点是家庭重组”
现在，只要有记者到映秀来，王程都要重点推荐几个重组家庭作为采访线索。据其介绍，之所以把家庭重组作为重点，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件事看出有配偶遇难家庭的生存现状，他们有代表性的自救方式，还可以以点带面，引领灾区百姓更好地进行自救。
“比如我们推的杨云清大爷，今年59岁，是抗震英雄。他的重组家庭是很有故事的。女方50岁，是马尔康县粮食局的退休干部，有28年的党龄，很有思想，去年看了我们的报道，很感动，觉得老头不错，就到处打听，联系到他，相处后决定共同生活，并准备新房建成后就举行婚礼。现在双方共同出资，搞了个‘512’震中饭店。”
“现在映秀的公益性岗位很少，就业人数连映秀总人口的5%都达不到，无法满足百姓就业。以前，当地水电站比较多，会解决百姓的一些就业问题，现在水电站都瘫痪了，老百姓就失业了，很麻烦。再加上地震后山体滑坡，许多耕地也没有了。大部分百姓没有工作，每天就在街上荡过去荡过来的，假如又想着家人遇难的话，又有些忧愁，回去就喝点闷酒，然后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又是照旧。就业是个大问题。土地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家里配偶或者子女又遇难了，他们面临很巨大的生存危机。”
王程告诉记者，现在政府的工作思路是双管齐下，恢复重建工作要有序推进，百姓自身的自救能力也要加强、提高。
“地震后有四类人群值得关注”
王程认为，地震后的映秀，有四类人群值得媒体和社会重点关注。
“第一类，他们在亲戚朋友处借了钱，在银行贷了款，刚把房子建好，账还没还完，地震了，穿条短裤就跑出来了。这部分人占全部映秀镇（包括农村）人口的60%-70%。他们是最难受最难受的，什么都没有了，还负债，真的很惨很惨的。虽然地震后国家有政策，银行的贷款可以免掉，但亲戚朋友的账是免不了的，摆在头上，压得他们受不了。”
据王程介绍，映秀之所以盖新房的人这么多，是因为地震前阿坝州要搞旅游开发，映秀作为旅游环线的一个重点小镇来打造，许多老百姓，包括山里的，都到映秀的国道边盖房居住，想做生意。“本来有很多商机的。可惜地震了。”
“第二类人，房子垮了，亲人也死了，银行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存款，比如两三万。他们要盖永久性住房，除了政府补贴等，费用的缺口基本上自己能补上。但这类人只占总人口的10%-20%。而且即使新房盖起来了，钱也花完了。以后的生活也是问题。”
“第三类人，是失去孩子的中年人群体。人到中年，虽然可以再生，但他们想，我都四五十岁了，生个孩子的话，还没养大自己就可能去世了。这不是害了孩子吗？关键是不能就业，没有收入，怎么把孩子抚养大？所以就选择不生孩子。他们也很痛苦。”
“第四类人，在外地、本地打工的映秀人。好多地方是非法用工，层层转包，不签合同，也没有保险，地震来了，打工者死了或者伤了，但老板也走了，你找不见。四川省劳动部门有规定，凡是地震灾区的百姓，建立劳动关系的，不管是临时工还是长期的，不管是去世的还是受伤的，都要认领工伤。但这类人群就麻烦了，虽然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但老板都找不见，你找小老板，人家说，我都受灾了，受伤了，哪里有钱给你。这类人群心里很难受，国家有赔偿但是享受不到，以后的生活也受到影响。他们每次见到我，都会说这件事，我也很难受。”王程说，准备把这件事调查清楚后，写篇内参，向领导反映一下。
所有到映秀来的人，包括抗震救灾单位、援建单位、媒体等，只要王程打过交道，他都会写一幅书法作品，拿几块震中的石头送给他们。“大家都来帮助我们，我们很感谢，但这边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送人，只好这样了，一点心意嘛。”王程笑着说。
禹 里
在 等 待
《中国经济周刊》
从汶川到禹里，路途虽不遥远，却充满艰辛。
由于不断有余震发生，随时有遭遇山体滑坡的危险。公路边随处设有危险路段值守点，最近的相隔不到10米，政府雇人在此专门守望，如看见落石、滑坡，则及时提醒过往车辆。所以每辆车经过时，他们都会提前举旗，绿色通行，红色停止。据说，前几天一个巨大的落石差点砸中守望的人。很庆幸我们一路看见的都是绿旗。
我们租的是一辆长安小面包，100公里的路途，走了4个小时，来到了禹里。
禹里，相传是大禹的出生地，具有上千年历史，是中国著名的羌族之乡。明朝至新中国成立后，禹里一直是北川县治所在地，那时候，现在的北川还是一个山谷。1954年，北川县迁离，禹里作为羌族自治乡直到至今。“5·12”大地震，禹里遭受巨大损失，大部分建筑倒塌，道路被山体掩埋。
唐家山堰塞湖仍是隐患
4月27日，记者一行来到禹里乡。站在通往禹里的小桥上举目四望，眼前的场景让人心里发酸——到处是残破的房屋，到处是简易的帐篷，被洪水淹过的破旧角楼千疮百孔，不远处的山坡上，大片的窝棚显得十分扎眼。
在公路边开杂货店的大姐告诉记者，自从2008年6月水退后，自己一家三口就从山上搬了下来，政府给了2000元的自建过渡房费用，自己的房子虽然被损坏，但基本结构还在，就简单地修补一下，住了下来。“盖房子的事，听说过好多，有的说4月份建，有的说过年后建，有的说不建了，有的说洪水过后建。我也不清楚。”
大姐家的“过渡房”共有三间，两间是原来的房子框架，还有一间是接上的帐篷。杂货店在中间，左边一间是厨房和杂物间，右边的帐篷是一家三口的卧室，尽管孩子已经24岁了。当记者询问援建单位在做什么工作时，边上一位买烟的小伙子高声说：“只看见过援建标语，没见过援建的人。”
在乡政府，记者见到了乡长黄杰。“禹里损失很惨重，而重建工作迟迟不能开工，主要原因是因为唐家山堰塞湖。”一提起震后重建，黄杰就上火得直摇脑袋，他告诉记者，自去年大地震以来，唐家山堰塞湖两次决堤，两次把禹里淹在了水下，禹里是地震引发次生灾害最为严重的地方。
一个乡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在当地广为流传的“笑话”：2008年9月中旬，唐家山堰塞湖警戒水位达到723米，临近决堤。当时的一个乡领导为了稳定民心，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向百姓保证，“请大家放心，绝不会决堤，大水要是真的来了，我把它全喝掉！”9月24日，堰塞湖水位冲破警戒线，洪水倾泻而下，乡民们纷纷上山逃命，财产损失严重。后来，该领导只要一下乡，就有人问他，领导，喝水来啦？再后来，该领导被调离他任。
乡长黄杰告诉记者，乡里的那条靠近公路的河，叫湔江，在上游24公里的地方，因地震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就是唐家山堰塞湖。
唐家山堰塞湖目前的水位是712米，并没有太大的决堤危险，但是，由于地震的破坏力，造成唐家山堰塞湖畔的几座大山山体松动，据四川水利勘测院勘测，大约有90万立方的散岩依附在山体上，而这，正是导致禹里迟迟不敢动工重建的最大祸首。“如果有大一点儿的余震，或者暴雨，或者山洪爆发，90万立方散岩就有可能随时倾入堰塞湖，从而将泄洪坝严严堵死，导致水位上涨，最终将诱发决堤溃坝，“每年的7、8、9三个月是降雨期，而且北川地区向来雨季雨水充盈，如果此时重建工作已经展开，那损失将是惨重的，工程进度越快，损失越惨重。”黄杰表示，对于这个世界级难题，北川县甚至四川省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的重建规划早就出台了，可是，却迟迟不能开工，这是多闹心的事啊。我们着急，乡里百姓更着急，援建单位也急得很。”
援建单位很着急
在黄杰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位于禹里乡安置点的山东省对口支援禹里建设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地势稍高的山坡上，一溜板房整齐地排列着，“你看那边儿，地震都快一年了，医务所仍设在板房里，条件极为艰苦。”黄杰指着不远处的临时医疗点向记者诉苦。
随后，记者见到了该指挥部副总指挥张令辉。“去年6月，山东省就组织救援队来到了禹里，我们是先救灾抢险，随后支援重建，人马没换，职能转变了。”张令辉告诉记者，去年6月，山东省救援抢险队进驻禹里。山东省委省政府，尤其是负责禹里重建的对口单位滨州市领导对援建工作非常重视。滨州共负责禹里重建工程9个大项，包括学校、敬老院、医疗机构、乡镇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灾民居住房等，总投资4000多万元，目前除了在水淹不到的高地上建造了一些板房以外，其他工程均因唐家山堰塞湖而迟迟没有动工。“2008年11月，援建指挥部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当地建材市场的货源和价格考察，建筑施工队伍的招标，重建项目、工程的设计等等，然而，万事俱备的援建队伍却只能选择等待。说心里话，我们非常着急，一是灾区各地的援建工作早已如火如荼，而禹里的援建工作却一等再等；这让他们很没有面子。二是我们非常希望禹里受灾百姓尽快享受灾后重建的成果。可是现在”。
乡民：我们只有等
与公路边开杂货店的大姐家相比，禹里山坡上大片的过渡房成分更简单。几根柱子，几块木板，几片帆布。
湔江村村民何贵荣的过渡房正面没有墙，也没有门，一块门板横靠着两侧的柱子，高度不到1米，就当“锁门”了。他热情地把门板立起来放在一边，“开门”请记者进屋。
与记者凑巧同时造访的，还有何贵荣平武县的亲戚。亲戚告诉记者，听说禹里“没怎么动”，放心不下，专门过来看望。临走时，亲戚强行塞给何贵荣妻子一些钱，然后飞快地走了。
何贵荣一家三口，7岁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家里房子被水淹了，垮了，就在禹里山坡上搭了房子，“这里地势高，离孩子的学校也近”。
何贵荣整个家，除了政府发的帐篷等，都是捡来的。木头、门板、桌椅板凳、儿子的小自行车等等，甚至包括电视机和接收信号的“大锅”，“水退了以后，全冲乱了，也不知道是谁的，我从山上下来的早，捡的多。电视机当然泡坏了，我花了300元修好的，对了，遥控器是我的，修电视送的。”何贵荣笑着说。
何贵荣所在的湔江村震前是蔬菜基地，现在被征用了，准备盖房子。他自己的一亩多地还在水里。地震前，何贵荣卖肉，妻子种菜，一年收入两万多。去年8月份开始，何贵荣在禹里街上重操旧业，每月毛利润2000元。妻子偶尔做搬运工，赚点零花钱。
“光地震不水淹的话，就好了。”何贵荣腼腆地笑着说。对于现在的生活，何贵荣觉得“不错了”，“比刚地震后好多了，我们都是受过苦的人”。
但何贵荣的邻居们和他想法不一样。一位男邻居震前开着一家调味品厂，设备全被地震毁掉了，震后开了一家小吃店，没生意就关了。“我的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干活也没人要。庄稼又不能种。”他无奈地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维持着，只有等，着急也没用，现在也懒散了，麻木了，觉得也无所谓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生活的艰辛被磨成了调味品。一位女村民笑着向记者讲了以下的话：“去年我还可以捡砖捡瓦卖给盖房的人，我还去帮人洗被水淹过的脏衣服，一天50元，我用洗衣粉和消毒液洗了十几天，呵呵，我都中毒了，手肿了，嘴都歪着，我还以为我不行了，结果没事。呵呵。去年还可以。今年压力最大，没活干，挣不到钱，孩子上学又需要钱，把人憋得真难受。呵呵。今年没收入，就是等政府，等建房。”
重返札记
不灭北川
想起一个故事：二战末期，清理战场的盟军士兵走进一个在地下防空洞里生活的家庭，他们地面上的家早已被炸毁。一位随军作家曾这样描述：我们走进这个昏暗的房间，房间很整洁，陈设只有摆在屋子中间的一张桌子，桌子上一尘不染，上面的花瓶里还插着一束鲜花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日耳曼是一个不会灭亡的民族，因为他们在如此的逆境中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
整个灾区对我来说，感情最深、牵挂最多的就是北川了。在这里我曾和北川人一起为了生存奔跑过，互相搀扶过，和他们一起迎接新年，现在我又来到他们身边和他们一起纪念一年前的那场灾难。一年来，北川人惊恐的眼神，废墟里的呼救；失去亲人的眼泪；除夕夜里的舞蹈；好像永远不知疲倦的志愿者；板房边的小块菜园；北川中学里一浪胜过一浪的读书声，一幕幕时常在我梦里出现。我和这里已经有了割舍不断的缘分，灾难面前每个生命是那么的脆弱，生命又是那么的顽强。地震改变了北川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北川人的人生，甚至也改变了像我这样一个过客对生命的看法。
北川，大禹故乡秀美的时刻，我不曾感受，但如果真的有大禹治水，那么今天，他的后人所经历的一切磨难决不亚于先人的壮举，他们为生活付出的代价足以被历史铭记。都说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的性格，高山深谷的险峻造就了北川人的坚韧乐观。
北川不会灭亡，因为北川人对生活充满希望，大禹的后人依然在续写着先人的壮举！
映秀：
用骨肉筑起一座城
地震带给灾区百姓的灾难是相同的，但留给人们的痛苦却各不相同，这场灾难对于映秀人除了失去亲人，损失财产，更残酷的是他们依旧生活在废墟边，他们的亲人就葬在废墟边的小山上，废墟，板房，公墓，三点的距离都不超过800米，每天他们都要面对灾难留下的痕迹，每天他们都在经历着痛苦，这场景震撼着我也震撼着到过这里的每个人。是何等勇气支撑着他们继续生活在这里？
初次到映秀是春节前几天，灾后第一个春节让这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小镇，外面的人对于这里的生活有着种种的牵挂和猜想，而置身其中，我并没有看到太多想象中的悲伤，更多的是幸存下来的映秀人对生活最质朴的希望和改变。
整个腊月，从天亮到黄昏，在板房区旁边的山坡上，祭奠亲人的鞭炮声便没有停过，石板路弯弯曲曲，上下台阶的人扶老携幼彼此沉默，可以听到的，除了风声，便只有人们的抽泣声。这种巨大的悲伤压抑着我，让我不由担心他们的春节会如何度过。夜幕时分，寻着阵阵优美的乐声，我来到新映秀小学的操场上，人们手挽着手随着音乐跳起优美激昂的羌族锅庄舞，不断地有人加入，锅庄的圆圈越来越大，圆圈的中央飘扬着一面崭新的国旗，橙黄的钨丝灯让夜晚的映秀变得不再寒冷，我站在人群中看着晃动闪烁的身影，不由和着音乐同在场的人们放声歌唱，歌声中我发现人们欢笑的脸上带着泪痕，一曲曲锅庄节奏越来越快，那天是当地习俗的团年夜，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此时我真正认识了面前的映秀人，他们用歌声去寄托思念，用含泪的微笑彼此鼓励，那一刻我看到了生的希望，生者的坚强。
远处的小山上寂静依旧，那里安息着他们的亲人，山下的映秀人以开始了新的生活。
再次来到映秀时，这里已经明显变得更有生机，板房区里的人家很多都做起了小生意，老乡们用腾出来的板房开起了家庭旅馆，房间里简单但却整洁，房东总会为客人准备好一壶热水，让客人洗去一路的风尘。这里的人们现在谈到最多的话题是新居的位置，对未来的打算。老城废墟的平整清理已近尾声，工地上钻机隆隆，一支支勘测队在空地上忙碌着，平整好的映秀高出原来一两米，这一两米下有小镇过去的一切，有映秀人的骨骸，坚强的映秀人把新家园建在自己亲人的躯体之上，除了坚强还有他们不愿遗忘，这是何等的勇气和精神。走在这片高出几米的土地上，回想着过去也憧憬着未来。几米之下是一座古城的过去，几米之上，再过两年，一座新的映秀将续写这座美丽古镇的未来。站在空地中央，遥望远处的小山，相信安睡在那里的生灵也在庇佑他们的亲人早日在用意志和骨肉筑起的城中幸福生活。
都江堰：
"一层"老城，
15公里新城
地震以前几次擦身而过，从没去过都江堰，对她的了解也只是一座千年古城；一座千年石堰；一位伟大的先人名叫李冰。
没想到第一次接近她时，她的城还在，堰也还在，只是人们固有的生活已经不在，这座城一多半的人搬到了2环外绵延15公里长的板房里，地震使都江堰的老城区几乎成为空城，楼宇依旧林立，只是已经人去屋空。一座城，建筑中只有一层还在运转，还在努力保持着这个城市原有的状态，这种一层以上和一层以下的巨大反差是自然用地震之手打造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一个一层以上空的城。
但生活在这个城里的人舍不得他们的家，他们好似结队的工蚁，一家家一队队，灾难来时他们迁移了整个城，当大地恢复平静，他们回到家，用难以置信的速度把那些被毁坏的家用绿色的丝网包裹起来，敲敲打打可以想象，当一座城敲打声停下，揭去层层绿纱时，老城的新生将从那刻开始。
禹里：
心情随着水位高低
而起浮
两次来禹里几乎没有看到这里太大的变化，唯一不一样的，是唐家山堰塞湖的水位比上次来时低了不少，人们可以从4层楼的顶层搬回到2层生活了。面对灾区各地高呼的重建口号和只争朝夕的变化，禹里好像一直在原地不动。这座老城在地震后一直在经历着各种折磨，人们对重建的希望随着唐家山堰塞湖的水位而起浮，四周已经松垮的山体又成为另一桩心事，水涨时这里更像威尼斯，家家户户在屋顶上生存，水退时大胆的人会把窝棚搬到下山。一路采访，我们清楚地看到禹里已经被远远地落在了各地灾后重建的后面。
北川建新城了，映秀原址重建了，那禹里呢，禹里的明天在哪里？
生 者
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繁易
短短一年，四川人和所有中国人都经历了太多太多，再一个5月12日到来时，我们每个人一定对过去的365个日夜有自己的感悟，灾难震垮了我们的城市，也震去了我们的浮躁；灾难夺走了我们的亲人，却让我们生的信心更加坚定；灾难让中国流泪，中国带着泪的呐喊却让世界震撼。
过去的一年里，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在那里生活，3次灾区的采访，经历了很多甚至在想像中都不曾出现过的场景，照片中松散地记录了那里的恐慌，挣扎，蛰伏，改变和希望。
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我和我的同事终究是过客，每次朋友问起我在灾区的经历，我都不愿多说，因为作为一个过客，我对那片土地上的一切认识的都还肤浅，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我把镜头对准那些依然坚守在那片土地上平凡的人们，他们才更有资格去讲述，但灾难毕竟已经过去，如何整理伤痕重建生活，远比经历那场瞬间灾难更需要勇气和毅力，我不想去打扰他们，不想用直白的对话和文字去表达我们的关注，因为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是一份安静和尊重。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最普通的人，困难中他们渴望帮助，悲伤中他们拥有一份尊严，让我们把我们的关怀和爱变得更自然平静，因为他们已经足够坚强，他们的平静就是最有力的坚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脸上微妙的表情变化让我欣慰，他们的眉宇舒展了许多，表情不再僵硬，孩子们慢慢扬起了头，露出了笑，合影中很少有完整的全家福，但即便是街坊们站在一起，都靠的很近，好似一家人。在我们的报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能活下来本身就是英雄，在这里，活着的人比逝去的人需要更多的勇气。此刻，我们让平凡的人安静的站在读者面前，相信每个读者从那些目光中都可以读到不同的、来自那片坚强土地上的故事。
“5·12”，不应被忘记，因为我们失去了太多。
“5·12”，值得去铭记，因为民族的新生从那一刻开始。
“5·12”，我们为生者祈福
都江堰
2009年1月21日，一位72岁的老大娘在废墟中找到一块可以用来铺地的毯子，她告诉记者，要过年了，板房里的水泥地面灰尘大，捡块毯子把地铺一下。巨大的垃圾堆和老人孤单的背影让记者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老人慈祥的目光，“孩子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过年了回家吧，回家陪陪父母”的话语，让记者每次打开这幅图片时心里总有一丝酸楚，地震让老人失去了儿子，现在她和老伴依然生活在过渡板房里。
映秀 鱼子溪
2009年4月25日，映秀小学12岁的马红秀无疑是幸运的，她是班里4名幸存者之一，被埋4小时后，被父亲从废墟中救出。她很勇敢，被压在废墟里时还帮助一个同学成功脱险，1月份第一次遇到她时她的左臂还无法动弹，那时她告诉记者，她睡觉时一定要开着灯，总是梦见自己的同学，只要提起和地震有一点联系的话题，她脸上都有轻微的抽动。再次去鱼子溪见到她时，他正在和小朋友们在班房的广场上做游戏，左臂的骨折已经基本治愈，嬉戏的孩子脸上挂着笑，她告诉记者，已经敢一个人睡了，以后她要去广州发展，要出去闯。
5月4日，记者收到她的一条短信“哥哥，你好，等你下次再来我送你一幅画。”
映秀 二台山变电站
2009年1月22日，春节前的映秀很冷，映秀二台山变电站工地上只剩下这几个留守的工人，这几个工友中，有当地人也有外地人，甚至还有一个参与地震抢险后不愿离开的志愿者。他告诉记者：“舍不得这里，在这里打打工还有一定的收入，等新映秀建好了再走。”
汶川 雁门
汶川雁门安置点依山而建，一眼望不见尽头。龚建国一家4口，受伤的他震后开起了一家板房小卖部，1月23日记者来到他家时，她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刚进货回来。对于现在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收入，龚建国显得很满足，他告诉记者，地震后他眼里只有家人平安最重要。
禹里
1月24日，在禹里遇到7岁的何普明时，他正趴在废墟里的破旧条凳上读书，他当时的新年心愿是想有个新书包。
4月27日，记者再次来看他时，他已经背上了新书包，上次读书的地方已经搭起了几顶窝棚，由于唐家山堰塞湖的险情一直无法彻底排除，禹里的灾后重建迟迟无法展开，不知小普明什么时候能搬进自己的新家。
北川 永兴
记者和北川志愿者古米蓝已经是老朋友了，印象中她的嗓子从来都是沙哑的，她每天都在忙碌着，好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居民点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蓝姐，同为母亲的她无意间走上了公益的道路并一发不可收拾，面对家人的从理解到不理解，面对志愿者工作的窘境，她说“我走了，这里的孩子和老人怎么办，每个有爱心有责任的人都会选择坚持下来。”就在记者结束采访时，她还在为志愿站的经费问题发愁。
德阳 东方汽轮机厂
工人们身后是即将交付的一台风力发电机，“震不垮的东汽人”面对镜头朴实而腼腆，他们谈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工厂，每个走进东汽的人都会被这里的精神所感动。
绵阳 北川中学临时校址
不愿去惊扰他们来之不易的平静，只希望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永远平安快乐！
我和我的“兄弟”
“兄弟们”！
在灾区采访，我不止一次这样喊过，喊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血管里的血液在奔流，这多少让我有些难为情。而多半的时候，当我喊出“兄弟”这个词的时候，总会有一高一低两个声音在回应我，他们，就是文字记者张伟和摄影记者繁易。
我们是过命的兄弟。
我们一起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穿越令人窒息的幽长隧道；一起在险象丛生的生死线上摸过死神的鼻子，一起站在老北川县城的废墟上黯然神伤；一起在饥饿的夜里抢食所剩不多的油炸花生；一起悄悄议论酒店的女服务员哪一个更好看厖
去北川中学的路上，繁易在路边的鲜花摊儿买了11枝菊花，问为什么不买10枝或者12枝，繁易无语。3次来北川，他总是第一时间来看望那些曾经风华正茂的逝者。在老北川中学的废墟前，他小心翼翼地把菊花插在瓦砾里，隐约看见，他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
同样是老北川中学，张伟却与门前做小生意的摊主聊了很久，作为记者，张伟善于捕捉细节，耐心细致的采访风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关注的是生者和生者的明天。而繁易，去年大地震发生后，繁易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可以想象，灾难现场的一幕幕，如地震本身，强烈震撼了他的神经。在灾区，他总是向我和张伟讲起上次来这里，上上次来这里认识的人和经历的事，他总是说，要去看看他们，看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在刻意让我的描述轻松一些，我曾告诉我的兄弟，我们不去触痛灾民的伤疤，不去渲染伤者的疼痛，可是，在灾区，当你看到一张张绽放的笑脸的时候，你却总是心里发紧。
在北川，我们认识了一个美丽的羌族女老板，知道我们是记者，女老板邀请我们一起去跳锅庄舞，可是临别时的一句话，却让我们没有了去跳舞的勇气。“我们家死了12个人”，女老板一边挥手，一边笑着告诉我们。
整整8个日夜，我和我的兄弟们，就这样在灾区行走着，感动着、疼痛着。
岁月匆匆，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悲伤逐渐在悄悄掩埋，新的家园在一日日崛起，灾难让四川人坚强，也让我们，我和我的兄弟，学会了如何直面现实的苦难和未知的恐惧。
老天改变了四川，而四川，改变了我们。
5·12
中国第一个“防灾减灾日”
《中国经济周刊》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的这一美好愿景莫非将成为越来越难以实现的命题？
地震、海啸、龙卷风、台风、洪涝、沙尘暴、雪崩、泥石流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作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得不面对和应战的头号天敌，近几十年来，更是发生频繁、危害严重，不仅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还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2008年，缅甸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美国和印度遭遇洪水、非洲之角面临旱灾自然灾害在世界范围内再度频繁发生。联合国发布报告称，今后几十年中，全球一些地区将面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干旱、洪水、热带风暴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其中东南非、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风险最高。而最贫穷国家和缺乏抗灾经验的国家将成为自然灾害最大的受害者。
中国是世界上受巨灾影响最为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且巨灾发生频率和由此造成的损失程度呈不断上升态势。2008年中国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3547.5亿元，比上年增加473.3％，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洪涝、干旱、地震、台风、滑坡泥石流，是中国最常发生的５种自然灾害，它们所造成的损失占了损失总量的80%—90%。1949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受灾人口年均超过2亿。
早在1987年12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就作出决定，将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为国际减灾十年；1989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定为国际减灾日。确立国际减灾十年和国际减灾日，目的就是唤起人们对防灾减灾的重视，敦促各国把减轻自然灾害列入国家计划。
2009年3月2日，中国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之所以选择5月12日，是为了纪念震惊全人类的5·12汶川大地震，纪念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8万多同胞。
认识自然灾害的形成规律，探求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提高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地球健康与世界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防灾、减灾、抗灾的共同目标。
防灾
灾难电影启示录
文/ 李萌
风和日丽的午后，喧嚣的都市，平静的生活，一个寻常的日子。但异象相继出现，人们在未加注意、稍感奇怪、不以为然中突然遭遇灭顶之灾
这是现实的灾难，但它早已在银幕上预演。1997年出品的好莱坞大片《地火危城》就展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可以这么说，所有获得成功的灾难影片，都是对人类曾经遭遇过的灾难的回忆，也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灾难的预告，也因此才让人们感同身受。同时，灾难影片中对于巨灾的事前预警与灾中逃生、灾后救援的情节叙述，也可折射出不同国家和地区防灾抗灾的经验、体系建设与国民教育方式。
“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明天就会发生。”
——《日本沉没》片首语，2006年，日本。
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沉没》（或译为《日本即将沉没》）都不陌生，这部在1973年、2006年两次拍摄的灾难影片，通过对极端灾难——地震的科学幻想，描述了日本政府和国民预知了绝世之灾即将到来后的态度和行动。尽管结局是灾难性的，但在地震预警这一世界性难题方面，本片所展现出的日本人的危机意识、预测技术和预警机制、制度，还是令他人感到嫉妒。
在2008年6月14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里氏7.2级地震，但只造成7人死亡，200人受伤，这得益于日本气象厅在震前十几秒及时发布了地震预警——从2007年10月开始，日本启动了紧急地震速报制度，即日本气象厅有权通过地震仪器监测地震的初期微动确认地震，并通过电视等渠道直接向大众预报4级以上的地震发生。
“紧急事件管理局是洛杉矶市的常设机构，遇到天灾人祸，局长有权调动全市的资源”
——《地火危城》片首语，1997年，美国。
在《地火危城》的片头即打出上述字幕，不得不让人感慨即使是在商业影片中，美国对国民的防灾减灾教育也并不流于形式，而是直接告知大众遇到灾难该求助于谁、听从于谁。
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并在长期的防灾减灾救助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紧急事件管理机制，拥有独立的常设专门机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府部门——国土安全部，原紧急事件管理局被并入该部，成为部直属局，更名为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FEMA由国家消防管理局、联邦洪水保险管理局、民防管理局、联邦灾害救济管理局和联邦防备局等机构合并而成，主要负责联邦政府对大型灾害的预防、监测、响应、救援和恢复工作。FEMA在全国常设10个区域办公室和2个地区办公室，每个区域办公室针对几个州，直接帮助各州开展救灾和减灾工作。FEMA组织建立和管理28支城市搜索与救援队，建立了一个统合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难组织等单位的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一遇重大灾害即可迅速动员一切资源，在第一时间进行支援工作，将灾情损失降到最低。
除了国家机制，美国、日本等国家还非常注意“平灾结合”，建立比较完备的城市防灾体系，如日本从城市规划时即注意防灾设施的建设，其公园绿地从规划之初即考虑防灾因素，实施“主动防灾”。美国也正在推进能够独立进行灾害应急管理的“防灾型社区”建设，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在辖区内建立相关减灾工作，在灾害前做好各项防灾的步骤、措施，以降低社区受灾的可能性。为了更有效推广“防灾型社区”，美国还制订并积极推行“影响方案”计划，包括选定多个易受灾的社区进行灾前减灾工作，如加强房屋结构、建立逃生通道等。
此外，在一些发达国家，在防灾保险、民间机构建设方面也已日趋成熟，形成了全方位的灾难救助体系。
“我们能做什么？”“救人，尽你所能。”
——《后天》对白，2004年，美国。
上面的对白很容易勾起我们对去年汶川大地震的回忆。如何在灾难中营救同胞，受灾群众如何逃生避险？几乎在好莱坞拍摄的每一部灾难大片中，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轴。可以说，电影对于美国国民的教育作用，在灾难影片中显得尤为明显。除了电影和通过媒体进行反复的官方避险知识传播，美国和日本还经常性地开展群众防灾演习，实地演练防灾减灾工作。
每年的9月1日是日本的防灾日，这是按1961年颁布的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规定的，它是为了纪念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所特别设立的，几十年来日本利用9月1日开展全国的防灾教育活动，从未中断过。去年的9月1日，日本全国各地开展了共有约107万人参加的防灾演习，模拟在日本近海等区域发生地震的情况，并进行了应急救援训练。
2008年11月13日，美国地质活动最频繁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亚州了举行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演习。至少有500万居民参加。参加演习的人学习自救、确保生命安全、寻找食物等基本知识，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演练如何搜寻、救援伤者、恢复通讯设施等。
减灾
“巨灾保险”的国际样本
文/刘永刚
人们常说抗震救灾，实际上，“抗”灾很难，人类再怎么努力都无法阻止地震、飓风、海啸和喷发的火山，目前的科技水平也无法预知每次灾难发生的准确时间。人类无法避免自然灾害，但可以防灾和减灾。
减灾没有奇迹，只有实际。很多国家实施已久的巨灾保险经验证明，保险已成为防灾减灾不可或缺的途径和手段。
新西兰：
强制征收地震巨灾保险
新西兰政府于1945年成立了地震及战争损坏委员会，后来又将其他自然灾害包括在内，并取消战争破坏险。目前，地震巨灾险提供的保险范围包括地震、山体塌方、火山爆发、海啸和地热活动，其宗旨是帮助新西兰民众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尽快重返和重建自己的家园。
新西兰对地震风险的应对体系由3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一旦灾害发生，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房屋最高责任限额为10万新西兰元，房内财产最高责任限额为2万新元；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出法定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赔偿；而保险协会则负责启动应急计划。
新西兰地震委员会由国家财政部全资组建，在抵御巨灾风险时发挥关键作用。该委员会于1994年1月1日重组时，政府无偿拨付了15亿新元。目前，地震委员会已经积累了近50亿新元的巨灾风险基金。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强制征收的保险费以及基金在市场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居民向保险公司购买房屋或房内财产保险时，会被强制征收地震巨灾保险和火灾险保费。地震巨灾险保费为每户每年60新元左右，由保险公司代为征收后再交给地震委员会。此外，每户居民每年还须交纳约80新元的火灾险保费。
除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外，地震委员会还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从而分散风险。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地震委员会支付能力时，政府将发挥托底作用，由政府负担剩余理赔支付，而地震委员会每年会支付给政府一定的保证金。
日本：
实行二级再保险模式
日本是一个频频遭受地震侵袭的岛国，而神户大地震后建起的日本抵抗巨灾体系目前是全世界最高水平：政府不定期发布地震预测报告，日本地震保险补偿机制健全，等等。
日本地震保险体制源自1966年通过的《地震保险法》，该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建立地震保险体系。日本地震保险将企业财产与家庭财产分开，对前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承保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对后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承保：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 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巨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规定的总限额，巨灾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
在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方面，日本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保险公司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即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业务先由民间保险公司承保，然后再全部分给由日本各保险公司参股成立的地震再保险公司，该公司除自留一部分外，按各保险公司承保的财产保险的市场份额回分给各保险公司，超出再保险公司与直接承保限额的部分由国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
美国：
巨灾风险证券化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各种自然灾害的重灾国之一，对此，美国政府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两种方式。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并据此法令创设了联邦洪水保险制度。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洪水保险法》，为落实该法案，又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基金。1973年颁布的《洪水灾害保护法案》以及在1994年和2004年两次出台的《洪水保险改革法案》，分别促进了洪水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还专门成立了联邦保险管理局，该局在“9·11”后与其他部门合并为联邦保险和减灾局并直接隶属于国土安全部。
另外，美国的巨灾保险比普通保险的风险大得多，一般可以通过再保险把巨灾保险风险分散出去。然而，在美国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而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导致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开始借助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分散巨灾风险。1992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次发行了巨灾期权。一种新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即巨灾风险证券化形成了，该机制将保险市场的巨灾风险打包转化为能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在资本市场上筹集保险资本，解决巨灾发生时保险市场上资金不足的难题。
中国人保集团总裁吴焰：
中国应尽快设立“巨灾保险基金”
作为巨灾大国，中国的巨灾保险却极为落后，如2008年年初发生在南方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中，保险业支付的赔款仅占直接经济损失的3.6%，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目前中国巨灾风险的补偿多采取财政补贴、救济和捐赠等方式，即巨灾风险管理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这不仅给政府的财政预算、政府当期财政支出增加了压力，而且财政往往只能提供灾后的基本补偿，仅依财政补助难以全面迅速地开展灾后重建和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全球通行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是，采用巨灾保险机制。巨灾保险机制是以保险的巨灾风险管理功能为基础、辅以政府必要的引导及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支持和保障而形成的一套综合性巨灾保险保障制度安排，是巨灾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
当前，中国巨灾保险机制建设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我个人认为应在以下四方面加快进程：一是允许有实力、声誉好的保险公司率先开展巨灾保险试点，探索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多层次、多方位巨灾保险保障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巨灾风险分担网络。二是建立健全巨灾保险的相关制度，如在巨灾保险的立法方面，制定专门的洪水保险法、地震保险法等，明确有关强制性巨灾保险制度，提供巨灾保险的财税政策支持等。三是尽快成立“巨灾保险基金”，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参与设立，并在国际再保险市场上安排再保险保障，以分散风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直接拨款，财政年度救灾资金结余划转，保险公司无大灾年份巨灾保险保费结余滚存等。四是做好巨灾保险制度的试点，建议以单个类型风险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为突破点，针对那些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最大的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分险种、分区域试点，对特定巨灾险种实施强制性保险制度，逐步扩大巨灾保险保障范围。
中国：
主要靠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当天，中国国家减灾委于紧急启动一级救灾应急响应。
中国国务院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并设立有关部门、军队、武警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援组、预报检测组、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基础设施组、生产恢复等8个抗震救灾工作组。
随后，中国各有关方面紧急向地震灾区派遣救援人员和调运救灾物资。中国军方飞机和车辆也紧急帮助向灾区运输投送人员和物资。中国国家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向四川地震灾区紧急下拨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帮助地震灾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十年来，各种自然灾害平均每年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在1000 亿元以上，而包括生产中断、救灾救济在内的经济损失就更为巨大。
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传统的处理方法是事后政府财政补贴和社会捐助，事前的商业补偿如保险补偿所占份额很少。这反映出保险业覆盖面不宽、防灾防损不到位、应急处理机制不健全、巨灾风险管理不完善等问题。事实上，由于受到经营管理、产品技术开发以及偿付能力限制等因素的制约，国内的巨灾保险产品种类少、保障面窄、保障程度低，巨灾保费收入在非寿险总保费中的份额较小，同时，在再保险方面也相对滞后。中国建立巨灾保险体制刻不容缓。
金融业的防灾术：灾难备份
2001年的 9·11事件，让全球金融中心的标志性建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在全世界的注视中轰然倒塌。这场人祸，不仅导致3000多人失去生命，创下保险赔付总额高达45.5亿美元的天价，还让“灾难备份”这一晦涩难懂、通常被忽略的金融业后台业务，瞬间成为受灾金融机构的“救命稻草”，并让“灾难备份”逐步成为全球金融界的规定动作和必备功课。
“9·11”事件中，直接受损的公司有1200家，其中有400多家公司很快在异地启动了灾难备份系统。正是灾难备份的差异，使众多金融机构“同命不同运”。
如国际投行界巨头摩根士丹利，在世贸中心共租有25层办公场所，成为受灾大户之一。但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摩根士丹利就在数公里之遥的新泽西州备份中心恢复了正常业务的运转。健全的灾难备份系统、完善的灾难备份恢复计划，是摩根士丹利快速恢复业务服务、最大减少损失的核心和关键。
上世纪70年代，灾难备份行业在美国最早应运而生，内容是由灾难备份服务提供商利用其专业的设施、技术和专家队伍，为各行业提供在遭受打击下关键业务的恢复运作能力。
据权威机构数据显示，金融业在数据系统遭到破坏的2天内所受损失为日营业额的50%，如果两个星期内无法恢复信息系统，75%的公司将业务停顿，43%的公司将再也无法开业，没有实施灾难备份措施的公司60%将在灾难后2—3年间破产。
2005年，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颁布实施《重要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指南》，其中，对信息化工作中的灾难备份、灾难备份场所、灾难备份系统和灾难备份战略等作出了明确定义和规定。
近年来，随着中国银行业逐步实行全面信息电子化，数据集中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由此亦带来了数据风险相对集中的潜在风险。因为一旦数据中心发生灾难，必将导致金融机构所有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和全部的业务处理停顿，或造成客户重要数据的丢失，后果不堪设想。
与金融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灾难备份建设起步较晚。目前国内部分银行已集中做了总行、总数据中心的灾难备份和业务连续性管理，但还未做分行级的整体灾难恢复预案和灾难备份。另外，在应急预案的覆盖范围方面，国内银行业的灾难备份主要还限于银行内部的IT部门；灾难备份的内容，也只是备份了存取、结算等少部分核心业务系统，还有很多系统没有备份。
在美国，金融管理局（OCC）每隔18个月就对金融机构的灾难备份情况进行审查；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当地的金融管理局要求，所有银行必须向金融管理局证明自己的灾难备份计划可以满足要求。
灾难备份
（backup for disaster recovery）
——是指为了灾难恢复而对数据、数据处理系统、网络系统、基础设施、技术支持能力和运行管理能力进行备份的过程。
个人金融资产灾后如何保全
大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给个人和家庭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家住四川北川县城的李春福一家在地震后，房子被震塌，存款单、保险单等证件被埋在了废墟下，一家人的生活没了着落。
在当时，李春福最关心的是他存在银行的钱是否能够正常支取？房子毁了，贷款是否还需要继续还？事实上，和李春福有着相同遭遇的人在地震灾区还有很多，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金融机构能否以及如何保全受灾群众的个人金融资产？
案例一：
身份证、存款丢失怎么办？
李春福在地震后，身份证、存款单据等有效证件全部丢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从银行取到存款？对于这种在灾区最常见的现象，银行通常都采取与公安系统联网核查的特殊办法。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对于任何证件和存折、卡都不能出具的储户，可通过其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开具一个身份证明，银行在网上核查身份后，就可以办理应急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的储户也是需要在受灾地区职能部门开具证明，提交查询申请，银行通过网点核查身份证信息无误后，即可进行账户查询并办理挂失手续。7天后可持补办的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及挂失申请书到受理网点办理挂失换卡和密码重置手续。
案例二：
贷款不能及时归还怎么办？
映秀镇村民刘翠萍的房子在地震中被震毁，失去生活来源的她，面对每月近千元的银行贷款欲哭无泪。针对这种情况，各家银行都出台了相应的特殊具体政策。
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对客户因地震灾害造成的无法在原合同约定时间归还的各类本外币贷款，不再计收逾期罚息，不再计收复利。对于因地震灾害造成的无法在原合同约定时间归还而给予还款宽限期的各类本外币贷款可仍按原合同期限对应档次的利率执行。
中行四川省分行对于因灾害影响无法正常还款的重灾区借款人，给予最长6个月还本付息宽限期。宽限期内，个人贷款客户可以不归还贷款本息，对其贷款不计罚息。灾害影响造成的延迟还款，不在中国人民银行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反映其违约记录。因滞后存入还贷款项而产生的罚息予以免收，停止欠款催收。根据借款人申请和实际情况，重新调整还款计划或进行贷款展期，减轻还款压力。
案例三：
信用卡透支逾期是否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在灾区的中银信用卡持卡人可在一定期限内延迟还款，不计收利息及滞纳金，停止欠款催收。工行四川省分行也为灾区的信用卡客户提供延迟还款的服务，免收因延迟还款而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对于这类因受灾而影响还款的逾期情况，持卡人可到银行开具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证明材料，不会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抗灾
成长中的民间力量
文/ 姚冬琴
图/ 孙珍兰
民间组织的成立、公民社会的兴起，被认为是国家、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深藏的民间力量也在与日俱增。而教育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是社会力量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
当灾难事件发生，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民间组织往往对来自政府的力量形成有益的补足。企业出于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关怀而付诸慈善行动，对缓解灾情和灾后重建起到了直接而重大的作用。而随着网络普及并进入到一般民众生活之中以后，以网络为媒介亦逐渐凝聚了越来越大的公民力量。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等。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有100多个国际、国内NGO投入到抗震救灾。
绿色和平组织
世界自然基金会
世界宣明会
无国界医生组织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英国救助儿童会
日本ti川和平财团
美国心连心国际组织
自然之友
亚洲备灾中心
美国福特基金会
梁漱溟乡建中心
中国红十字会
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
乐施会
香港社区伙伴
天津鹤童
好人好事NPO
西部乡土发展中心
甘肃绿驼铃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上海绿丝带志愿者服务中心
李连杰壹基金
成都野草文化
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爱德基金会
1936年由亨利·福特创立，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致力于促进民主进程和人类发展。近年来，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越来越关注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曾参与云南“女童保护参与式行动试点项目”、四川震后扶贫项目等。
1971年9月15日成立于加拿大，创始人为工程师戴维·麦格塔格。当年，该组织成员乘一艘渔船，试图亲身阻止美国在阿拉斯加的核试验。亲身到达破坏环境的现场是其抗议破坏环境行为的重要方式。曾参与保护热带雨林、抵制日本非法捕鲸、汶川地震震后环境灾害监测和评估等。
1985年4月由中国基督教丁光训主教、韩文藻先生、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共同发起创办，致力于促进我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曾参与社区艾滋病防治项目、援助云南扶贫和发展项目、“共助灾区单亲儿童”活动等。
2007年4月19日在北京正式启动，由中国红十字会“博爱大使”李连杰发起，在中国红十字总会架构下独立运作。壹基金提出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曾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羌绣帮扶计划、2009年意大利6.3级地震赈灾等。
1942年在英国牛津成立，组成目的是在二战时期运送粮食到被同盟国封锁的德国纳粹党占领的希腊。现在乐施会除了对付饥荒，还参与救援、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曾参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震救援、云南宁洱地震救援、汶川地震救援等。
1904年成立，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旗下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1994年成立，致力于改善最易受损害人群的境况，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曾参与农民医疗救助 、心灵阳光工程、艾滋病预防与关爱等。
成立于1992年，总部设在美国堪萨斯州，创始人为毛盖瑞。该组织除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外，还提供直接的医疗服务并帮助边远山村的人们提高健康卫生水平。曾参与汶川地震救援、针对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提供医疗援助与相关培训等。
1971年12月20日成立于法国巴黎，由贝尔纳·库什内等法国医生创立，成员主要由一些医疗救助志愿者组成，目的在于向人们提供医疗救助，特别是赈灾援助。该组织获199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曾参与印度洋海啸重灾区救援、中国雨雪冰冻灾害救援、汶川地震救援等。
企业公民在汶川
据统计，2008年中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量达 1070亿元，其中与汶川地震相关捐赠达800亿元，其中有约60%来自民营企业。一年 来，众多企业继捐赠物资之后，将关注和关怀逐渐转向了灾区重建可持续发展项目。
李宁公司——
援建绵阳中小学校和敬老院项目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当天，广西李宁基金会即决定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2008年10月17日，李宁基金会与绵阳市慈善协会签订援建该市中小学校和敬老院项目协议书，其中包含5所中小学校和6所敬老院，援建金额1000万元。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五年节约5亿元捐助灾区”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决定，未来5年在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的基础上，每年节约1亿元，五年共5亿元，捐助四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首期1亿元已于2008年9月捐给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支持和救助地震中遇难、致残学生家庭。
国家开发银行——
对灾区应急贷款“一路绿灯”放行
作为国开行专门为应对各种灾害事件提供的一项金融服务，应急贷款旨在以最快速度提供融资支持，帮助灾区恢复生活生产。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向灾区发放应急贷款24.47亿元。此外，国开行已向川甘渝陕滇五省市累计发放抗震救灾贷款182亿元，有力地支持了灾区重要设施修复及重建等。
国家电网公司——
打通汶川输电“大动脉”
四川灾后恢复重建的标志性工程——二台山输变电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220千伏二台山变电站，4月29日顺利通过工程启动筹备会议，变电站初步具备投产条件。被称为汶川灾区输电“大动脉咽喉”的二台山输变电工程将在今年5月12日前正式投入运行。
中国建设银行——
率先恢复灾区网点经营
建行都江堰、什邡、绵竹等处于重灾区的网点均在当地同业中率先恢复营业；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支行、映秀分理处也通过帐篷银行和在成都异地办公的方式恢复营业。同时，建行还实施了免收抗震救灾汇款手续费，开辟抗震救灾个人业务绿色通道等业务。
雅培公司——
提供灾区急需药品
雅培公司及雅培基金会通过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心连心国际协会等机构，第一时间向地震灾区提供首批100万美元的资金及产品。其中包括抗生素等灾区急需药品。此后，雅培公司又宣布，向上海慈善基金会捐赠50余万元，用于在四川都江堰援建一所亲子战地幼儿园。
利乐拉伐集团——
“完善乡村医疗条件项目”等
利乐拉伐集团承诺为“5·12”汶川地震所捐赠的逾一亿元人民币赈灾专款全部到位，各项赈灾及灾后重建项目均已落实并正在按计划付诸实施，包括：完善乡村医疗条件、支持高中生完成学业、协助儿童心理辅导、资助残疾人就业培训、改善灾区居住环境、帮助灾区牧场重建等多个领域的长久救助计划。
雷士照明——
“光芒计划”
雷士照明2008年7月启动“光芒计划”大型公益行动，宣布从2008年7月10日起两年时间里，每卖出一支“光芒系列”节能灯，即捐出5分钱，支援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2008年8月28日，雷士照明又启动了西部地震灾区教师奖励计划，并向重庆教师奖励基金会捐助大量资金。
万科集团——
征集灾后永久性农村住宅方案
通过第三届WA-万科青年建筑设计师大赛，向广大青年建筑师广泛征集经济、生态、安全的灾后永久性农村住宅设计方案，筛选出优秀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用于灾区永久性农村住宅的建设。从2008年8月18日比赛公告发布到2008年10月18日作品征集截止，共收到来自中国、欧洲、北美、澳洲的324份参赛作品。
志愿者近3000万
目前，中国的志愿者队伍主要集中在共青团、民政、红十字会三大系统。
据共青团中央统计，截至2008年12月，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注册志愿者人数达到2946万名。15年来，累计已有3.82亿多人次为社会提供了超过78亿小时的志愿服务。2008年度有1.14亿人次的注册志愿者提供了17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其中，仅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就有超过506万名志愿者参与。
据中国红十字会统计，2008年全国共有150多万红十字志愿者，与2007年底相比，增加了近37万人。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2月4日，全国社区志愿者组织数已达到43万家，参与志愿服务人数达3000多万。
而在这些注册志愿者之外，基于道德和良知，本着友爱、互助、不图回报的精神，为社会、为他人自觉自愿奉献的社会公民，更是不计其数。
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
文/ 李萌
图/ 黄河浪
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西部地区遭遇3次沙尘暴袭击，造成大量农作物被毁，约50万人无家可归。
1985年11月13日，哥伦比亚内瓦多德尔鲁伊斯火山两次爆发，造成两个城镇完全被毁，2.5万人死亡。
1900年9月8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遭遇台风袭击，造成8000人丧生。
1970年5月31日，秘鲁瓦斯卡兰山发生特大雪崩，山下容加依城被全部摧毁，造成两万居民死亡。
公元79年8月，古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庞贝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掩埋，死难人数达1.5万人。
1201年7月，发生在地中海东部的地震约造成110万人死亡，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受灾严重。
公元526年，拜占廷帝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安条克因地震被毁，死难人数25万以上。
1968-1974年，非洲撒哈拉地区发生特大干旱, 20万人和数百万头牲畜因此丧生。此后撒哈拉及以南地区持续出现旱灾，截至上世纪90年代，受灾人口已达3亿以上。
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生里氏7.6级强烈地震，造成巴基斯坦8.6万多人死亡，10万多人受伤，200万人无家可归。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大海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受灾严重，各国死难总人数达20万以上。
1887年春,黄河因暴雨在郑州急转弯处决口，洪灾死难者超90万。
1970年11月，强热带风暴“博拉”袭击原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造成特大洪水、暴雨灾害，死难人数30万以上。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横滨、神奈川县一带爆发了强烈地震,即关东大地震,并引发了火灾,导致十余万人死亡。
中国自然灾害大事记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有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除火山爆发外，洪涝、干旱、蝗灾、台风、地震、滑坡泥石流、森林草场火灾等危害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国均发生频繁。
*1556年1月，陕西华县发生8级地震，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受灾，死难者83万以上。
*1876-1879年，晋豫陕冀鲁北方5省发生特大旱灾,时称“丁戊奇荒”，死难者1000万以上。
*1920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2000万人受灾,死难人数达50万。
*1920年12月16日夜，宁夏海原地区发生里氏8.5级地震，死难者23.6万。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旱灾、霜冻、洪涝、风雹、蝗灾、鼠灾等自然灾害在部分地区持续、轮番发生。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至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6级地震，死难者24万。
*1998年6月中旬，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4150人遇难。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涉及10个省、区、市，受灾群众4625万多人，69227人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