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30日 08:52 |
作者： |
苏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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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国家历史杂志与首都师范大学学生会合办的“五四纪念专题讲座”，由钱理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北京暮春的寒意未曾消退大学生们对历史的热情，一些人提前3小时在礼堂门口排队，等待聆听钱理群梳理一段让他们多少感到陌生的历史。
演讲结束后，一个青年针对“理想”与“信念”两个问题向钱理群发问，颇能代表今天的青年一代内心的困惑与茫然。他问：“作为大学生，理想和信念很重要，但是通过将近两年的大学生活，我发现无论我自己的学校，还是其他学校的很多大学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家存在着意识形态之下严重的精神虚无，让我觉得很震惊。我想问现在的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理想与信念？”
的确，“理想”和“信念”，于任何一代人而言，都是闪亮的字眼，是切身的存在与奋斗的内心动力。90年前它异常耀目地闪过，90年后，年轻一代对这段热血澎湃的历史的记忆却日渐浅淡、被提纯为几个“关键词”。
究竟“五四”时期，一代青年人的“家国情怀”、“理想主义”经历了怎样的迁延？“五四”留给今天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缺失的历史细节叙事
“‘五四’是近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每个时代对五四的纪念，取决于那个时代需要往‘五四’这个‘篮子’里装什么。我想，无论装什么，‘五四’那一代青年人的真诚、他们对社会发自内心的关怀、对国家的爱，是值得今天纪念的。”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认为，“‘五四’一代青年，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透过个人独立意识的觉醒，而真切地觉察到自身对社会影响”。
但回溯90年前的“五四”时，大多数当代青年所熟知的知识，“是空对空，是抽象历史。”许知远认为，“任何历史的叙事，都基于对情境、细节、具体事件、人物的把握和呈现，而今天他们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那些人做了什么，这中间有非常多的细节没有展开。”
而在发生当时，“五四”是具体而切肤的。王学泰说，为中国社会带来那么深那么广影响的“五四”，发生在信息传播尚且困难的时代。但事实是，“五四”的影响，上至宣统皇帝溥仪，下至偏远之地的普通年轻人。在王学泰看来，“这是一个青年对正在发生的事的发自内心的回应。”他认为，那一代青年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和爱国之心，是真诚而恳切的”，“有些事，他们或许做得傻，但傻得那么天真，亦是可爱，而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机敏，却并不可爱”，而这种“并不可爱的机敏”的根源则是社会诚信的慢慢失落、一次一次的失落。
雷颐强调，中国社会仍处在转型期，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和“五四”时期非常相似，因而，“五四”运动的两个核心价值理念在今天仍有意义：“契约意识”、“世界眼光”。他认为：“‘五四’建立了伦理性国家观，使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由臣仆关系，改变为契约关系。而那一代人，爱国又爱得那么恳切，爱国而不锁国，他们身后是一个封闭的被蹂躏的国家，却可以面向世界，寻求救国之道。如此胸襟和情怀，今天多少失落了。”
给新理想主义者的建议
诚如文章开头谈到的青年向钱理群的提问，“理想”是任何时代的年轻人无法绕开的字眼，在一个社会现实杂糅、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时代，真实的“理想”如何从“迷狂”中脱身，让每个人的行动成为社会创造力的有机部分？钱理群指出：“当前大学以至整个中国教育最危险的两大思潮，一是虚无主义，一是实利主义。”因此，他强调“提倡理想主义”，同时，又从自己这一代老理想主义者的经验中，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老一代理想主义者总是希望彻底解决问题。而现在则主张渐进的、改革的理想主义。其次，他们有一种普遍想法，“总是把理想的实现放在遥远的未来，因此就形成一个很可怕的理念――为了未来的理想实现，我们需要牺牲现在的一切，因此上了很多当，上了很多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行骗的当。”而目前，则认为，理想主义应从现在做起，从自己的存在做起，从改变与自己的存在做起。
钱理群最后强调：“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有一个弱点，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理想的东西对立起来，而我觉得今天的理想主义者，首先是把为我和为别人两者统一起来，不要盲目地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们过去的老理想主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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