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导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13日 16:13 |
作者： |
冯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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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已经从‘厉股份’变成‘厉民营’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与追访他的记者在谈笑风生间不经意说了一句。说他是“厉民营”，源自长期以来他对非公经济获得平等发展环境的不懈呼吁。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全世界一面同冷暖度时艰，一面对未来仍怀未知。尽管厉以宁再三强调“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舆论仍对他的声音和看法颇具需求。在全国两会渐入尾声之际，几经周折，厉以宁终于在北京铁道大厦政协经济组驻地的一间会客厅里坐定，来了一场与本报记者的答疑与思辨并行的深入对话。
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仍是农民的“社保”
记者：因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失业问题，让很多人联想到，需要给失业的农民工一条“退路”，而这条退路指向的就是土地。您认为土地是不是一条真的“退路”呢？
厉以宁：在城乡二元体制不打破的情况下，土地仍然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在采取转让的流转方式时，应该留出社会保险的费用。这个费用有3部分来源，即政府、开发商和农民3方各自从所得中提出部分比例的资金，统一列入农民的个人账户中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险。如果缺乏这个基于土地的三方资金组成的保险账户，的确可能出现农民工既没有保障又失地的情况。
宅基地常见的做法是置换，农民置换的实际上是三样东西：住房、城市户口和城市低保。如果土地的流转不能给农民带来社会保障，那样的流转就是失败的。所以对农民不能从土地流转中得到保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增加投资对走出就业低谷作用有限
记者：那么,把土地从农民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个方向，会不会变？大量的返乡农民工能真正重新回到土地上吗？
厉以宁：准备工作做好了，就继续推进。准备工作如果不好，宁可步子慢一点。土地的改革不能快不能急，否则真的可能出现后遗症。所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除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以外，还要加上一条“社保”。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保证的是农民不失业，保证最低生活标准，所以尽管有这么多不合理之处，也应该看到二元体制对农民保障的考虑。但是在今天，这个体制显然已经严重不合理。
说到农民工失业问题，从这次应对危机时政府的做法来看，政府增加投资并且注入实体经济的决策是正确的，有助于保持经济稳定和较快增长，有助于使经济走出低谷，但这并不等于就能使就业尽快走出低谷。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了，能解决大批下岗回乡女工的就业吗？能让那些多年来习惯于在沿海制造业企业工作、并有一定技能的工人安心地去基础设施建设工地干活吗？看来可能性不大。
所以，为了应对就业压力增大的挑战，还有必要采取这么五项措施：一是以扩大融资和支持兼并重组的方式，让一批有市场的民营企业迅速复苏发展，以吸引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二是政府帮助那些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社区、街道服务单位，让他们增用劳动力，如环卫人员，维护治安人员和照顾老人、病人、孕妇、儿童的服务人员等。三是回乡的农民工，如果愿意在本地乡镇自行创业的，可以给予贷款帮助，让他们在乡镇开店、开小作坊。四是对已经多年在制造企业中工作而目前下岗的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在培训期间可以发给相当于原来工资的50％～60％的补贴，让他们安心接受培训，以便适应今后的工作岗位。五是扩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范围，使更多的山区、半山区农民实现“包山到户”，发展林下经济，使得回乡的农民工有自主经营的积极性。
林权改革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
记者：您也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始作俑者”，为什么要提把扩大林权改革试点范围作为增加就业的一个主要措施？
厉以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逐步开展实施后，“包山到户”给返乡农民工提供了用武之地。为什么呢？
包山到户，就意味着林农的林地面积大了好几百亩，可以种树，同时发展林下经济，比如养鸡、种蔬菜、种中药材，等等，这就是一种创业。而且，根据中央有关林地承包经营权70年不变的精神，林农可以用林地使用权和林木做抵押融资。实际上，一旦能创业，农民就有了积极性，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因为发展林下经济等雇佣劳动力。
所以，扩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范围是缓解这次农民工返乡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也要看到，林区面临着诸如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等诸多困难。需要建立支持林业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对林农的生态补偿，增加对林农的生产补助，加大林业基础设施投入。这不仅将直接增加林农的投入、提高林业经营收益，更会盘活林业资产，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就业，维护农村稳定。
而且，这一举措不仅将在短期内扩大内需，真正发挥公共财政支出的乘数作用，而且从长期看，将根本改善林业生产条件，加速林业现代化步伐，促进林农增收致富，缩小城乡差别收入差别，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保8”
记者：这次两年内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后重建是最大的两个投资领域。您刚才也谈到，政府增加投资注入实体经济，有助于经济走出低谷，但并不等于能使就业尽快走出低谷。怎样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特别是从根本上释放农村市场需求？
厉以宁：按照我的理解，“保8”不是目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只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缓解失业问题，只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财政收入，政府才有能力去保民生。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共同富裕，它本身是手段不是目的，为了增长而增长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民生。
从资金投向上讲，我主张，应该有相当部分的比例用于帮助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他们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完全依靠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未来中国必须既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也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
中国的就业问题比其他国家都要严重，为什么呢？西欧国家如果每年增长2％到3％，就业就不会出大问题，因为农村人口已经基本释放完了，在新出生人口也比较少的情况下，就业岗位的缺口并不大。它们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外来移民的就业问题。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农民占人口比例的绝大部分，而且中国的农民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在受教育、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各种待遇上，都与城市人有很大区别，所以中国的农民是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高增长。从数字上看，去年的经济增长率高，安排了1000多万人就业，而今年的新增就业计划只有900多万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是降到了2％～3％那样西欧可以承受的水平，失业必然成为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特点。所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一定不能放松，而国有大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高精尖。另外，大量投资注入基本建设领域，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对解决就业问题的好处确实不大。
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项调查，现在就业最难的，是30岁到40岁的人，特别是女性工人。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工作岗位确实能吸引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但不会是这些在外务工多年的打工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活起来。如果这条路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就需要给这部分返乡农民工提供小额贷款，利用他们在沿海学到的技术、经验，开个小店、小作坊。
所以，农村的内需释放，不是短期任务而是长期任务。农业生产要发展，农产品价格要调整，以此来保证农民的收入。同时，国家投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无法做到立竿见影。同样，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简单来说，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厉以宁：当前，我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两种挑战：经济增长下滑和就业压力增大。两种挑战就意味着，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两个机遇：
一是通过经济增长赢得更大市场的机遇。这里主要指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减少对出口或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二是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扩大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国内市场的扩大取决于内需的扩大。只要就业逐渐走出了低谷，只要认真贯彻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只要增加社会福利的措施落到实处，使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缓解了后顾之忧，内需的扩大必将促进国内市场的扩大，促进企业为满足国内需求而增加供给，中国经济就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稳定增长也就有了保证。
国外市场的扩大取决于出口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国际竞争的优势。中国的产品在品种、质量和成本三方面都有竞争力。在国际经济处于低迷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大力培育、扶植优质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依靠产品的品种新颖、质量上乘和成本较低来扩大市场份额。优质企业必须拥有优秀的技术人员、熟练的技工和出色的经营管理人员，才能抓住这一机遇。
警惕“W型”增长
记者：很多人想知道，4万亿元以国家为主体投资，能否保证投资效率，以及对经济的长久拉动作用？
厉以宁：从理论上讲，国家投资一定要看效益，最怕出现“W型”增长。所谓“W型”增长，就是增长速度放缓时国家投资，一旦经济增长上去了，又造成了产能过剩，内需没有扩大，于是又开始下降，再投资再上升，以此往复。
为了防止出现“W型”增长，应该采取三方面的措施：一是认真考虑这笔钱该怎么花，不能完全搞基本建设。为了长远经济发展，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可以让民营企业更加灵活，让民营企业进入政策采购订单名录。二是为了实现经济转型，针对年轻职工进行职业培训，增加熟练技工。三是国家一定要有整体规划，认真考虑哪些行业产业已经过剩了，哪些产业通过产业结构还能提升，哪些产业是缺乏的，从而减少盲目性，使投资更有效率。
记者：在已经出台了4万元亿计划的情况下，您认为还需要再出台新的刺激方案吗？如果下一步增加投资，最应该投向的是什么领域？
厉以宁：先把现有的政策用到位。国外是有一种声音说中国是不是会再来4万亿元、8万亿元的刺激计划。我的看法是，把现有的4万亿元用得有效益，别浪费，如果这4万亿元刺激后仍需要增加，那是下一步考虑的问题。
如果要再增投，首先要解民营企业之困。包括政府订货中，民营企业应该有份，出口部门的民营企业在享受出口退税方面是否还有更多空间？还有，过去两年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的政策措施，应该及时取消清理，不要在经济变冷的情况下还用过热经济时的手段去应对。
不要幻想“中国救世界”
记者：最近，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和世行行长联合署名发表文章，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厉以宁：世界经济的复苏，仍然取决于美国、西欧这些传统强国。美国是在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但下一步效果如何，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始终难以预料。不要夸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作用，这个时期中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可能减少危机对中国自身经济的冲击。不要幻想中国现在强大到可以救世界了，不要陶醉在这个英雄梦里洋洋自得。
记者：此轮的增加投资出现了向国有企业、大企业集中的趋势，会不会导致“国进民退”？
厉以宁：我想不用担心。进和退在不同的行业领域情况不同。我们不提“国退民进”，也不提“国进民退”，应该通过领域开放、准入公平，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该联合就联合。现在确实存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平等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呼吁的“非公经济36条”仍然没有真正落实。
记者：您预计会不会出现很多人猜测的所谓“金融危机第二波”？
厉以宁：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很难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要观察可能来临的变化，是新的危机还是上一波的余波。
政府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绝对不可取
记者：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又有了抬头的趋势，像美国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印度抵制中国玩具，等等，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厉以宁：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也分两种类型――公众意识主导的保护和政府为主体的保护。政府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是违背WTO基本原则的，这种指向封闭的行为，对国家长远是不利的，但公众的意识是不受国际贸易规则约束的，比如韩国人购买国货的热情。对于民间的倾向，应该说不鼓励也不提倡。中国数码相机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非要鼓励国人买国产相机吗？三鹿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还要鼓励国人非去喝国产奶粉吗？
中国外贸进出口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外贸依存度高。出口依赖度高是由进口依赖度高造成的，石油、铁矿石、铝矿石、先进设备等等，都需要进口，进口就需要外汇，要不出口除非先不进口。出口和进口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割裂地看待。
长期以来存在的贸易顺差问题，也和进口有关。中国的进口，一部分是满足国内需求，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了满足出口而进口的中间产品，因为中国出口的一半是加工贸易，即所谓的“两头在外”。
所以对出口和进口的问题，要从能源结构、科技进步的角度去考虑。如果未来大量使用新能源，小汽车上用的都是氢电池，就不需要那么多石油了。如果我们的科技发达了，也就不需要进口这么多先进设备了。
但有一点很重要，一个国家适度的出口依赖度是正常的，比如25％的出口依赖度。目前我国的这个数字是37％，适度调整，开辟国内市场，实现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应该包括这层意思。
记者：中国的民间资本相当活跃，此前很多人在提，让民间资本浮出水面，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为什么不提倡民间资本发挥作用呢？
厉以宁：民间信贷的基础是信任。孟加拉的做法是联户担保，但这样的民间信贷，政府提倡是行不通的，可能适得其反。民间信贷也应分清性质，扶植正常的民间资本也是应该的。
医改和扩大内需的长、短期关系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未来3年要向医疗卫生领域投入8500亿元，同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本身也与扩大内需紧密相关。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您有些什么看法？
厉以宁：我不是医学专家，主要谈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吧。
首先，医改的主要问题是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次医改方案中提出，在改革初期要着力解决公平问题，保证广大群众看病就医的基本医疗需求是正确的，这是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公平”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公平是基本医疗服务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让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受益。
强调公平和重视效率并不矛盾。因为在农村，农民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在医疗卫生方面所受到的关注少，但要让多数人都能被医疗服务所覆盖，一定要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形成多元化的办医格局，这样既能促进有序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需求，又可以推动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办。强调公平，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可缺少，但并不等于一切由政府包办。政府主导不能排斥市场的作用。如何发挥市场作用应该从3个方面考虑：一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医改，二是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事业，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由社会资本参加的股份制医院，鼓励民营资本创办医疗卫生机构。
记者：强调政府主导会不会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厉以宁：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医改是属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政府主导不是政府包办，这就是新医改和计划体制下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区别。
第三，处理好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关系。在医改中，强调公平就要在制度设计上牢牢把握公益性这条主线，政府负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建立。政府主导进行医改，其目标就是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
目前我国医院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公益性的，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种是满足高端需求的，采取的是自费的原则；介于两者之间的医院，是国家有补助，有社会资本参与、与民办相结合，其收费标准略高于公益性医院而低于高端医院。对于这种医院国家可允许其营利，但价格要有控制，要公开透明。比如，目前一些民营医院要参照企业标准交30％的营业税，这个税收就应该降低一些，但降低的部分要体现在患者的医疗价格中，而不是增加医院的利润。
第四，医改要和城乡一体化等改革相配套。医改和多项重大改革是相互衔接和相互配套的。一是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问题。在当前的中国，医疗保障实际上分为三部分，即城市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其中农村主要体现在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在现阶段，医疗保障分为三部分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在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改革的过程中，要逐步把三个部分统一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新医改要遵循稳妥、渐进的原则。
二是和医学教育制度改革相结合。医改中需要大量的人才，如医、护、药、化验，社区全科医生、农村医生等。但我国现有的医学教育培养出的人适应不了这样的需求。要有适合中国国情、能深入偏僻地区的医学人才，就需要有更全面的医疗知识，这些都要和医疗教育的制度改革相结合相配套。
三是通过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医疗卫生领域，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社会资本如何进入？要考虑建立公共卫生基金制度，其目的是除国家投入外，要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这需要设计一套制度。
四是药价制度。药价高主要在于流通环节费用过高增加了成本，比如药品的过度包装。现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改变医和药的关系，既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服务，又能减轻患者的负担。
五是形成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使一些疑难、复杂病能够通过网络很快得到诊断，减少患者外出就医的机会。
六是医改要和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要特别注意“预防”在整个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记者：请您具体分析一下医改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厉以宁：医改的目的是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此过程中，也将扩大内需。首先是利于提升消费信心，医改在解决了人们看病的后顾之忧后，人们就敢去消费。其次，医改涉及许多行业，比如机械制造、精密仪器、药品药械等，医改将为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再次是基本医疗保障建立后还会增加许多就业岗位，特别是医疗服务，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
此外，在医改中要注意调动3个积极性，即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医疗卫生经营者、行政管理部门的积极性，以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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