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证券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2月06日 10:12 |
作者： |
陈致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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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特国际商学院亚洲总监 陈致宇
谁是世界上最有名的MBA毕业生？有人会说思科的总裁。但是有人绝对比他更有名。有人会提通用前总裁韦尔奇。他是很有名，但他不是MBA，他的学位是化学工程。一般来说，有名或者成功的MBA大多是CEO。但是我们要揭晓一个稍微意外的答案――美国前总统布什，哈佛商学院1975届毕业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MBA学位的总统。
美国历史上的总统大部分是法学院的毕业生。布什则是非常不幸，被民调认为是最差的总统。在离开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被问及金融风暴的根源，他承认是华尔街上的MBA师弟师妹们。
今天在这里不是要批评哈佛，其实哈佛也培养了很多好的管理者。但是此次金融风暴中，以哈佛为代表的MBA确实有很大的责任。管理教育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讨论今天的话题之前有件事情不得不提。1990年的时候，在哈佛商学院工作了40年的一位教授写了本书《在哈佛商学院》。书中列举了19位很伟大的CEO，均毕业自哈佛。后来，亨利明思伯格，这位和德鲁克比肩的管理学大师，非常好奇于上述19人的状况。2003年的时候，他发动自己的学生去调查。结果令人吃惊，19人中有10人被解雇、公司破产，或者是在凄惨的处境中被收购。4人情况不明，最后只有5人顺利退休。
这个例子是不是反映了美国的管理教育出了问题？
在这里，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例子，安然的破产。破产之前，安然是《财富》前20强企业，16年中业绩成长20倍，连续6年被评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安然的破产影响深远，直接促使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出台。安然曾经的创新在哪里呢？他们在避税天堂设立了很多公司，把亏损都转移到这些子公司。结果是美国的母公司的业绩看起来非常光鲜。当安达信公司的审计人员前来盘点的时候，安然的员工就把水倒入油桶中欺骗对方。
当然，一手炮制“安然神话”的前CEO杰弗里?斯基林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CEO杰弗里?斯基林和其它高层用这样的方法操纵股价，进行内幕交易，获益数千万美元。当公司股价从90美元跌至50美元的时候，CEO杰弗里?斯基林声称公司没有任何问题，只是经济的景气循环问题，现在正是大举买入的好机会。当股价只有15美元的时候，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叫嚷，如果不买进就是丧失良机。结果许多人蜂拥购买，两周后安然宣布破产。
安然的问题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道德操守问题。让我们看看这位CEO的价值观。CEO杰弗里?斯基林认为：1.我是聪明绝顶的人；2.我有伟大的创新；3.金钱可以也是唯一能够激励人的手段。
至于肆虐全球的次贷危机更是让世界走向深渊，也令商学院为之蒙羞。因为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大多有个共同的身份：MBA。
让我们看看华尔街的游戏是如何进行的。
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利率大幅下降。金融机构急于将存款贷出，放贷给那些信用有问题的借贷者用于购买房屋。其中的两家公司大家耳熟能详，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与其它银行放贷后，投资银行开始介入。那些绝顶聪明的MBA帮助贷款公司将债权打包、包装、分割，转化为市场上的投资品。由于看上去认为有稳定的收益，证券评级公司也乐于给出较高的评级，同时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生意。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闻风而动，纷纷成为买家。投行自己也会购买上述次级债券。由于债券多次被打包、包装、分割，以至于到最后投资者根本就不明白自己购买的是何种产品。甚至连发明这些产品的MBA也无法说清楚。次级债权的买卖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基础上，那就是还贷的违约率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一旦违约超限，放贷公司的现金流入就不足以支撑债券的价值。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变得不可避免。
华尔街上的游戏比我所说的要复杂得多。能够想出这些复杂公式的人才基本都是顶尖商学院的MBA。残酷的事实让商学院的决策者不得不痛加反思。
最近哈佛大学校长史无前例地召开了由院系参加的会议，主要议题是探讨金融风暴的成因，同时也检讨哈佛毕业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哈佛商学院一位教授说接到一个以前学生的电话：“我已经失业，如何去获得一份真正的工作”。换言之，在教授看起来华尔街的很多工作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工作，如同次级债券一样虚幻。该教授很高兴金融风暴后哈佛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了，而不再扎堆于投行和咨询。在此之前，如果你不去上述两个行业的顶尖公司，就会被认为是低人一等。
如何看待目前美国商学院所进行的反省？
让我们暂时离开商学院的反思，去看看别的学院是如何教学生的。
医学院：有哪位在座的会向没有手术经验的医生学习开刀？
听众：不会，那样会死人的。
法学院：有谁会向没有出庭经历的人学习如何打官司？
听众：不会，那样不可能赢。
可是大家知道吗，美国的商学院尤其是研究型商学院的教授几乎都是没有管理经验的。为什么？
我们看看时下流行的MBA排行榜的排名方法，大家就会有所理解了。通常而言，排名对于商学院和MBA申请人都有无可抗拒的力量。
媒体的MBA排名加速了商学院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排名指标中拥有PhD学位的全职教授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指标降低了具有丰富从业经历的企业高管成为教授的可能。公司的CEO很少会有PhD学位，也不大可能整天呆在学校里做研究。
与此同时，教授的晋升以发表的论文来决定。所要求的文章一般是高度理论化的。尽管《哈佛商业评论》在许多职业经理人看起来较为学术化，但是与商学院教授的论文相比还是通俗了许多。在商学院教授的眼中《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没有学术意义，自然不能计入成果。可以想象，研究型商学院的教授的研究有多么脱离现实。
更不可思议的是教授的评定与毕业生的作为没有任何关系。学生是否学到有用的东西，是否能够找到工作与教授的升迁无关，导致一流商学院的教授专注于所谓的研究，与现实有着严重的隔膜。
MBA学生的选拔也越来越依赖于一些量化指标，特别是GMAT成绩。忘记了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一再告诫我们的“管理的本质是最大程度激活每个人的创造力，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
由于GMAT分数容易比较，招生部门可降低工作量。美国有家商学院的院长写过一本书叫《如何成为前10商学院》。很简单，只招收GMAT700分以上学生，700分以下一律不看。
投行要求候选人能够适应高强度的工作。MBA越来越年轻化，热衷于复杂的数据模型。在华尔街的喧嚣中追逐快速致富，忘记了真正的商业领袖都是从基层磨砺出来的。至于像领导能力、社会责任感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都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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