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07日 04:52 |
作者： |
赵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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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对于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我国的经济下滑，我们应当深刻反思，我们不能够幸灾乐祸地仅仅去总结别人的教训，更应该深刻反思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回顾一下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昨日在上海举行的“2009第一财经上海新年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如是说。
“国有化”非市场经济终结
李扬表示，刚刚过去的一年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外，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化成全球经济危机；国内，保持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开始出现下滑势头。所以，今年开年，应着眼于未来，需要认真总结国内外经验和教训。
李扬认为，中国经济下滑，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一部分的原因可能在我们自己，其中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也有宏观调控方面的原因。
他表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和各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先后动用很多资源，甚至不惜动用“国有化”手段解决金融危机。
这是否意味着市场经济原则已不适用？或者说中国下一步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对于这一问题，李扬的解读是：“政府动用大量资源救助问题机构，是危机时期的特殊安排，我们似乎不应将之视为常态。从历史上看，国有化和非国有化，政府发挥作用和市场发挥作用始终都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发展阶段，为应付不同问题，这两个因素会此消彼长。”
在李扬看来，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那种极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但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建设和完善自己的市场经济体系。相反，为使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获得更好的发展基础，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4万亿”应具商业可持续性
针对之前出台的4万亿元扩大内需政策，李扬具体说明了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内容和领域。
他表示，要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我们需要认真选择投资领域。经过30年发展，一些传统领域已不能继续投资，而新投资则应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这些领域的投资是否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是问题关键。“如果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现在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不良资产。”李扬表示，“美国的次贷就是在商业可持续性上存在问题的贷款。”
为了在民生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创造具有商业可持续的投资环境，在这些领域中推行价格改革是必要的一环。“我们必须通过对环境价格、对资源价格的改革，使这些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投资才可以落实，商业性资金才会大量进入，如今的投资才不会演化为未来的不良资产。”李扬说。
债市对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
论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系，李扬谈到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他认为，在这一领域需要进一步发展市场，进一步发展债市、发展股市。
“下一步中国金融发展很重要的内容还是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市。”他分析道，关于发展债市，过去已有很多论证，如今有两个重要因素使得发展债市有了更大的紧迫性。
其一是利率市场化。
“在刚刚公布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30条里，对于利率的提法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只提要进一步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现在则强调要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这表明货币当局认识到，要想使得利率发挥有效的调控作用，就必须首先做到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很难在一个银行体系中完成，它必须要有债市，而且需要债市和银行的贷款互相竞争，利率的市场化才可能真正实现。”李扬这样表示。
其二，债券市场发展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民币是否能走出去，关键不仅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在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不好。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中国有没有发达的人民币定值的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他举例称，美国人通过贸易逆差把美元推向世界，而后又通过高度发达的美元定值的资产市场，包括国债、机构债、公司债、抵押债等等市场，让各国稳定地有利可图地持有美元。这两个侧面，共同构成美元被全球持有并成为各国储备货币的条件。这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
李扬说，同理，人民币要走出去，要在国际市场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就不能让交易对手国仅有持有人民币钞票和人民币存款的选择，而应通过发展大规模、有深度的人民币债券市场，让外国人得到更多用人民币进行投资机会。只有当人民币被国外投资者当作交易中介、支付手段、储备资产和赢利性投资，人民币才能稳步走出国界。
宏观调控目标调整方向
李扬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应当反思的还有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把宏观经济目标集中在促进增长上。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这种定位是有道理的。但是，在高速增长3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已经发生变化，回顾和反思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整问题，已经有了必要。
“我觉得，调整的方向应当是――就业优先。”李扬认为，宏观调控目标更加突出就业，这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更加注重民生、更加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加注意收入分配的调整，在效率与公平上，对公平给予更多的关注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把就业放在比较优先的位置上来解决。
李扬解释到，应该用就业优先的原则来指导当前的刺激经济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4万亿元的投资投向哪里、如何使用问题。“如果目标仅仅是拉动经济增长，搞一些大的投资项目就能很容易做到。问题是，这样得到的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有效地增加就业。”
李扬认为，需要反思的还有宏观调控体系的问题。其中既包括财政政策也包括货币政策，以及这两大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问题。
针对财政政策，李扬指出，与美国和多数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财政在这几年的高速增长下积累雄厚。但是，长期作为我们财政政策目标的“提高两个比重”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转型就应当将调控经济运行作为重点。
就此，李扬指出，几年前，我国就已将增加居民消费、提高整体消费率作为国民经济战略转型的核心任务，而要增加居民消费，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增加居民的收入，而增加居民的收入，就必须调整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目前，要财政政策在增加转移支付和社会消费的同时，已经开始减税让利，其目的就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施宏观调控。”
李扬认为货币政策也需要调整。“十余年的经验显示，货币政策或许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解决通货紧缩方面则肯定效果不明显。”他认为，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无论是目标、手段还是传导机制，都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对货币政策的范式进行调整。
“货币政策效力递减，这是世界性现象，因而全世界的货币政策范式都在酝酿调整，相比而言，中国的问题可能更突出一些，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李扬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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