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完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7月24日，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萨潘以及该国央行行长弗朗西斯·维勒鲁瓦德加洛特意召开了一场小型新闻发布会，就英国公投“脱欧”的后续影响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政策分歧等全球性热点话题，接受了包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在内的专访。
英国“脱欧”还有大量细节亟待讨论
NBD：在本次G20会议上，各国财金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英国公投脱欧这一事件的？
萨潘：我们关注到最近英国“脱欧”公投引起汇率波动，这两天已经相对稳定。上一次会议曾明确表示了希望英国待在欧盟，不过英国人民并没有采用这个建议，这次会议大家讨论“后英国‘脱欧’效应”也很正常。首先，我们讨论了英国脱欧初期汇率波动严重，但很快稳定了。我们也采取了措施，金融危机让我们更有抗打击能力，各国央行也合作得更通畅，我想，这也是这次我们为什么能够比过去更高效地应对本次影响。根据英国财长提供的信息，我们也很有必要去理解，“脱欧”对于英国而言更为复杂，英国政府需要时间来理顺目前的状况，再坐下来谈判。不过，大家都感觉应该尽快展开谈判，以便对未来有更清晰地掌握，降低不确定性。只是现在还有很多细节要讨论。
NBD：英国“脱欧”公投撼动了英国在全球的金融地位，有分析称，从人民币角度说，可能会选择在欧盟建立更多的离岸人民币中心，而巴黎似乎非常热衷于离岸人民币业务？您认为这对法国而言会是一个机会吗？
萨潘：坦率说，这也是我们关注了很多年的问题。人民币计价债券在巴黎发行规模很大，我们很欢迎中国金融机构进入巴黎。英国“脱欧”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推动因素。不过，这更多是法国高层与中国高层之间的事，我们进行了高层对话，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吸引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巴黎应该是处于第一梯队，我们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也会尽量争取。伦敦在泰晤士河边，巴黎在赛纳河边，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伦敦的金融地位很高，退出欧盟或许会使得其以前固有的优势消失，可能就会有企业重新思考，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更恰当的地方跟欧洲大陆国家做生意。如果这样，法国就可以加强目前的“渠道”。但英法间不应因此演变为竞争，更多的应是友好地，建立在相互间的监管、质量上，决定是否选择其他地方设立公司。
货币政策分歧根源：各国处于不同经济周期
NBD：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似乎正在显现出分歧，比如美联储加息同时，部分国家正在进行货币宽松。您认为如何应对部分国家货币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
维勒鲁瓦德加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详细地回答。我们听到过这个表述，但我认为“分歧”这个词语并不合适。上海会议上我们就达成一致，这次会议也重申这个观点，我们要共同努力让利益最大化。其实我们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只是用于不同的经济周期，表现出来就是不同的形式。美国的经济周期早于日本、欧洲，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联储加息，欧洲央行会选择降息，就是因为大家所处的经济周期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G20沟通的重中之重。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竞争性贬值或者以争取市场份额为目的而实施货币政策故意贬值。除了这点，我们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制定与各自所在周期相对应的货币政策。
综合竞争力中西部第一
“汇聚全球资本·助推西部经济”，一走进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以下简称“成都金融城”）投资服务中心，这几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正如宣传语所言，成都金融城已经聚集了法国安盟保险、甲骨文、联邦快递等众多知名外资企业入驻。
7月24日，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罗云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作为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主要载体，规划总面积约为5.1平方公里的成都金融城充分汲取了伦敦、纽约、香港及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的建设经验，正向“区域性金融CBD”的目标前进。截至3月末，共入驻各类金融企业311家，总投资额410亿元，金融机构聚集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在罗云看来，成都金融城从2009年来，经过多年铺垫，现已到了加速发展窗口期，因为项目规划、基础设施等日趋完善，品牌效应也已形成，“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和高端产业能在这里聚集，与四川和成都乃至西部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包括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等战略的全面铺开，我们也受益于这样的大背景。”罗云说。
反过来看，成都金融城的发展也正是成都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前的成都，正在积极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而情况正如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金融研究所执行所长王玉荣所评价，成都打造西部金融中心已有很好基础，无论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条件。金融体系的日趋完善，为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据2015年中国（深圳）综合发展研究院发布的第七期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成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西部第一。
瞄准“中国金融第四极”
成都金融业发展愈发迅速，已是中国中西部金融竞争力最高和金融资源集聚度最高的城市。这一切，与成都近年着力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紧密关联。
事实上，早在1993年，国务院就将成都确定为西南地区金融中心；2008年，成都全面启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工作。特别是2011年以来，成都金融产业快速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西部金融中心建设雏形初现。
眼下，正值成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节点，进一步凸显了未来成都金融发展的战略地位——即肩负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发展使命，以“中国金融第四极”总体定位为战略指引，重点打造“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五大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关键性战略功能。
加快金融对外开放
“今年G20峰会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四个词与成都十分契合。”在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桥云教授看来，此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落户成都，除“金融”本身，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气质。
成都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成都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金融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首先从金融机构的数量来讲，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是中西部最多的。”他还介绍，成都很早就“走出去”参与海外资本市场的融资，同时，成都还正引入更多海外资金或基金来投资。事实上，凭借庞大市场规模、强劲的辐射能力及出色的城市魅力，成都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在西部城市中率先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等，今年1~5月全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293.8亿元。
下一步，成都将大力加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全球著名的财富管理中心合作，打造面向东南亚的财富管理基地。同时，依托“蓉欧快铁”沿线及“一带一路”南线多条经济走廊，实现成都与亚欧知名资本市场在商品期货、证券、股权、债券等领域互联互通。
【公告解读·专家连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G20强调信心世界经济不会因英国“脱欧”而脱轨
◎每经记者 王辛夷
7月24日发布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明确提到，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突出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许多经济体的低通胀。
未来是否该乐观地看待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又起着怎样的作用？结合公报，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怎么看吧。
英国“脱欧”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NBD：公报提到，G20成员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英国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您怎么看？
陈凤英：英国“脱欧”肯定会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但我想这肯定不会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主题。就像贸易低迷、保护主义等，英国“脱欧”也是一个外部环境和背景，当然了英国“脱欧”带来的参考还是会有体现的，毕竟英国是G20的主要成员。
IMF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这就是因为英国“脱欧”公投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但是英国离欧的过程还没有开始，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离开欧洲才是最关键的。
而且从报告来看，IMF也认为世界经济不会因为英国“脱欧”而脱轨，仅将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
注重增强信心的重要性
NBD：会议公报中有一点是：我们正在采取行动增强信心并促进增长。
陈凤英：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有信心。
我们现在是后危机时代，是大危机之后的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二战以后就没有过这么大的危机，这不是正常的周期性危机。现在的无序，是因为在大危机之后，格局在调整，发展模式在调整，所有的制度可能都要更改了。
后危机时代要有理性的判断，同时要有恰如其分的预期，这就是要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不可能去投资、去消费，投机分子就把钱投到了黄金和现金里，那世界就是一片黑暗的，所以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判断都要谨慎。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
NBD：IMF在下调全球预期时，上调了中国的增长预期，您认为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会对世界造成什么影响？
陈凤英：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主要是两种评价方式，即购买力平价和美元汇率。如用美元汇率评价，因人民币对美元今年有所贬值，那么美国超过了中国。但我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极不稳定。如以美元汇率计算，去年世界经济是增长了2.5%，但世界GDP的产出比2012年下降了4万多亿美元，就是因为只有美元在升值。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特殊时期，就应用购买力平价计算，那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全球第一，美国和印度差不多第二。
NBD：中国为什么被看做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
陈凤英：2009年时，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50%，现在也还是三分之一，所以说现在中国还是中流砥柱。
在后危机时代，最重要的就是中美，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占世界GDP15%，美国占24%。
那么中国和美国就必须要注意负面溢出效应，因为中美如果乱了，世界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