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报：从近日公布的亚洲各地3月制造业数据来看，亚洲地区经济仍略显脆弱，这也加剧了市场对亚洲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甚至出现了“亚洲经济悬崖”的声音，您如何看待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里的亚洲经济？ 
    康拉德：尽管制造业等数据表明亚洲现在经济有疲软迹象，但十分确定的是现在并没有跌入悬崖，当然，亚洲部分国家的一些领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从全球视角而言，亚洲整体经济增长仍旧非常高。从国际角度而言，去年亚洲发展中国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而且预计接下来两年经济增速产生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认为一方面不必对亚洲经济增速前景过于担忧，同时应该更加关注亚洲服务业的发展。服务领域的发展非常重要。服务业不仅可以产生就业，而且利于经济绿色增长，事实上，相比较于制造业，在亚洲大多国家尤其是印度、印尼等国家的服务业，已经越来越凸显出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和重要性。中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在政府近两年政策方针的助推作用下，服务业的经济增速已经高于制造业。预计制造业增速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因而在服务业贡献率增高的情况下，应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进一步发展服务业来助推亚洲经济的整体增速。 
    北京商报：有很多投资者认为欧美经济复苏会进一步助推亚洲经济增速，但事实并非如此。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康拉德：我想这样的经济走势看法还为时尚早。毋庸置疑，当前欧美和日本经济的确呈现复苏迹象，但是去年这些经济体平均增速也仅仅1%，今年预计会整体增长1.9%，这对亚洲而言当然是利好消息，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的是，1.9%并非很高的经济增速，而且发达经济体市场已经呈现饱和状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因而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亚洲产品出口到欧美并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期的市场份额。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很多商品产自中国，但出口到德国后，售价却低于北京，为什么？我想部分原因就在于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透明度很高，消费者选择范围广，因而对于出口大国中国而言，就不容易在激烈竞争中占据市场份额，长远而言，亚洲可以将贸易重点转移到内部或美洲、拉丁美洲等非发达经济体，我认为相比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地区市场对亚洲出口可能更重要。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市场占有率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认为，亚洲国家获益于发达经济体复苏的预期可能会被延后一些，当前发达经济体仍旧有些脆弱，尤其是日本和欧洲大陆国家的人们并不确定经济何时能够彻底回归正轨，因而在进口商品也就是内需方面仍旧持以谨慎态度。 
    北京商报：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中国是否会涌现出一些新兴产业促进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合作？ 
    康拉德：中国改革的过程也是产业链升级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转移承接到其他城市和亚洲其他国家，当然这一进程其实已经开始，这是利于双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刺激内需也十分重要，像英国、瑞士以及美国，相当经济增长来自服务业，但中国目前金融领域显然发展度不够，如果能够进一步顺利提高银行业透明度，适时加强金融创新监管，那么中国就既可以与其他亚洲国家合作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也可以在投资中提供金融领域服务项目，那将使中国在对外合作中极具竞争力。但问题是当前中国金融领域仍旧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内部市场改革和国际开放度仍旧不够。另外，我认为中国旅游产业也具有相当潜力，中国旅游业不仅受到亚洲欢迎，也受到世界其他国家欢迎。 
    北京商报：此前有声音认为，人民币五年内将成为世界三大主要货币之一，您是否认同这种预测？ 
    康拉德：的确，当前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央行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部分原因是想迎合国内银行对人民币流通的需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向中国释放一种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想要与中国持续经贸往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储备货币一般具有高度国际流通性，如果购买人民币的央行不能将储备人民币投入到大量的流动金融衍生品中，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储备货币，因为好的储备货币前提就是投资流动性和市场流通性。具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就面临着以下问题：从国内货币市场发展而言，中国债券市场流通性仍旧不够高，国债市场开放度也不够，金融衍生品数量有限，因而金融市场空间也不够广泛。同时，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仍旧不够，外资流入面临门槛限制，综合来看，人民币很难在五年内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