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Fishman

    建筑学与城规学教授，任职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一百多年以前，英国“田园城市”运动的创始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做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他声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660万居民的伦敦，未来人口将缩减到只剩20%。在霍华德看来，伦敦市最典型的设施陈旧切规模过大的都市--交通拥挤、人口稠密、效率低下、社会不公。将其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花园城市和散落在城市边缘乡村中的“新城”，500多万的前伦敦居民将很快移居到这些地方，享受开放空间和健康生活。而20%继续留在伦敦城中的居民同样会从城市的收缩中获益，未搬迁的家庭将摆脱拥挤的住宅群，享受由原来的贫民窟转变而成的新的公园和公共空间。

    霍华德错误的寓言了伦敦城的收缩——现在的伦敦拥有1200万人口——但他正确的遇见到了大城市的发展由中心向边缘的转移。

    如果把观察的重点放在美国的收缩城市，人们会立刻发现那些在区域范围内发生的整体缩减（即随着采矿业和纺织业等核心工业的衰退以及新的替代产业的缺乏，在城市中心、郊区以及周围农业腹地发生的整体衰退），并不是最重要的案例。相反，收缩城市发展在大区域内的核心地区，尽管整个区域内的人口和就业持续增长，但它们的位置却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迁移，从而造成中心地区大面积的废气和贫瘠。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区域重组”。

    美国都市区域的未来显然取决于收缩中的和新城市的再城市化发展。事实上，在过去50年中，美国郊区化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使传统的城市主义濒临毁灭，使这些地区转化为蔓延的无尽、无形之海。如果在美国的都市区域内，基于密度和多样性的真正的中心区能够被恢复，那么边缘地区的生态破坏性增长就会放缓或停止，蔓延将被控制在富有活力的中心城区和保留的边缘农业腹地之间的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