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爱尔兰公共支出与改革部长布伦丹·豪林：欧元区要大力推进银行业联盟
在接受救助三年之久后，爱尔兰将成为欧元区首个摆脱救助并走出债务危机的国家。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Enda Kenny)本月表示，爱尔兰政府将于12月15日彻底退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计划，且放弃预防性信贷额度（PCL）。从2014年开始，爱尔兰将与欧元区其他国家一样进入国债市场正常融资。
2008年，爱尔兰为救助该国银行而导致政府债务激增，两年后欧元区债务危机恶化，不得不向欧盟与IMF寻求救助。2010年11月，欧盟与IMF批准通过了向爱尔兰提供规模达85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自此，爱尔兰便成为继希腊之后欧元区第二个接受金融援助的国家。
爱尔兰公共支出与改革部长布伦丹·豪林（Brendan Howlin）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谈到走出危机的“秘诀”，豪林表示，爱尔兰改变了公共部门的运作方式，其中最根本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危机促使执政两党携手共进，增加了改革措施的执行力。与此同时，爱尔兰致力于平衡预算，并与债权人重新协商延长贷款期限，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并创造就业，也是复苏的关键措施。谈到欧元区改革，豪林认为，欧元区正朝着建立银行业联盟的目标迈进，离财政联盟也不再遥远。
走出危机之路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以来，爱尔兰的经济数据相当喜人，你们是如何实现成功复苏的？
豪林：我们将改革提上议程，改变了公共部门运作方式。我们将过去庞大的财政部一分为二，目前我所属的部门负责各级政府部门的开支、公共服务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而之前的财政部则主要负责宏观经济规划和征税政策的制定。
日报：这一变化与危机有关吗？
豪林：是的。爱尔兰的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改变。而这不仅是行政失误，也是政策失误，我们也因此需要改革政治体系。我们改变了议会的运作形式，加大政府监管，实行更严格的问责制，这都是我所属部门正在进行的改革议程。
此外，我们也必须削减开支。在危机前有大量资金流入，前任政府就缩小了税基，但危机后资金流戛然而止，导致税收收入骤降30%；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大量失业，政府支出不降反升。需求上涨但预算下降，在这一局面下我们很难达到收支平衡。为扭转局势，我们需要通过新税种来扩大税收，降低对工人的征税，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公共开支。其中之一是通过自愿形式精减了10%的公共服务人员，我们要在保证公共服务的同时提高效率，这有相当难度。
日报：爱尔兰顺利走出危机，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豪林：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决策。大选后，前任政府被选民推翻，两个最大政党当选后组成联合政府。这非同寻常，因为一般而言第二大政党都是反对党。不过也正是因为危机，才促使两党携手，这样一来两党就占了议会的绝对多数，这也使我们更具执行力。尽管当前政府并非深得民心，但正如病人在手术前总是对手术抱有抵触情绪，只有当病愈后才会心怀感激，因此我们也希望两年半后再度大选之时，人们能发自肺腑地感叹选择我们是正确的。
日报：具体就财政而言，原来的财政部分成了收入和支出两个部，你们如何实现税收和支出平衡？如何解决预算吃紧的问题？
豪林：我们建立了经济管理委员会（EMC），凌驾于两个部门之上，每周都会举行会议。EMC有四位常驻委员，即总理、副总理、财政部长和我本人，此外各级政府官员、央行都会根据具体情况为之提供建议。EMC会负责形成总体的宏观经济决策。
日报：除此之外，爱尔兰的复苏是否还源自其他因素？
豪林：我们致力于降低支出、增加税收，从而努力取得预算平衡，到2015年，我们的赤字占GDP比重将控制在3%以内。我们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平衡预算；二是与我们的债权人进行重新协商，将贷款期限扩至40年期，上届政府的贷款均为10年期，成本较高；三是刺激经济、创造就业，我们通过公私合作制（PPP）、欧洲投行及商业部门进行表外融资来扩大对基础建设等的投资。我们通过一切可以获得的表外资源创造持久的就业机会，这是一项成功的策略。
此外，爱尔兰经济难题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因为我们没有财政危机，而是银行业危机。西班牙也有类似问题，危机之初，房地产繁荣催生了之后的银行业危机，但如今问题已变得更为复杂，复苏也颇为艰难，主要原因是青年失业率过高，易造成社会动荡。
日报：你如何看待爱尔兰未来十年的预算前景？
豪林：过去两年，爱尔兰经济稳步增长，今年的增速将达约0.9%，虽然与中国相比这一增速听来微不足道，但与其他仍处于衰退的欧洲国家相比已十分喜人，我们希望爱尔兰明年增长能接近2%，也希望在2015年前取得赤字率2%的财政目标，并寻求更加扩张的经济政策。
日报：爱尔兰的竞争力得以加强，这对出口有怎样的影响？
豪林：爱尔兰出口额去年大幅增长，上涨了5.5%，创历史纪录。出口货物、服务总额高达1820亿欧元，人均出口额为世界之首。爱尔兰是一个开放的贸易体，我们也希望继续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去年爱尔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80亿欧元，爱尔兰对中国保持了贸易顺差，这有利于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我们希望这一良好的出口势头长期持续。出口繁荣大部分得益于我们竞争力的加强，我们也希望出口繁荣可刺激就业，虽然从经济学角度看，就业改善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因为雇主们在萧条后不愿立刻扩大招聘，而更倾向于让员工加班，但爱尔兰的就业数据已有所改善，失业率下降了2%。
日报：爱尔兰目前的薄弱环节在哪里？
豪林：如何让爱尔兰人民切实共享经济变革成果，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光凭政府的数据或言论，无法有效证明经济复苏，我们一定要使经济成果惠及人民，改善其工作与生活质量。
欧元区的未来
日报：在危机后，人们经常将冰岛和爱尔兰两国情况进行对比，由于冰岛的货币可以自由浮动，而你们在一个货币区内，无法变动汇率，人们通常认为冰岛比爱尔兰复苏得更快更成功，你对此怎么看？
豪林：虽然冰岛可在一定情况下选择货币贬值，但这必将伴随负面效应。一旦本国货币贬值，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实际上就会大幅增长。冰岛是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国，亦非单一货币机制的成员国，企业缺乏多样性。因此我认为外界过多关注了冰岛的积极因素，而忽略了其弱点。
日报：要解决欧元区的整体问题，银行业联盟将是一条出路，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豪林：是的。我们正朝着建立银行业联盟的目标迈进，离财政联盟也不再遥远。欧元区各成员国只是拥有单一货币，却没有一个整合机制来统筹执行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当时各国没有这种政治意愿，而现在我们要大力推进银行业联盟，在这一机制下，银行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欧洲央行拥有更大权力，政府财政政策也需面对更多监督。通过正式的欧盟条款，我们受到赤字上限的限制，必须向布鲁塞尔（欧盟）提交预算以防止赤字失控。
日报：你认为欧元区应该如何大力推进财政联盟和银行业联盟?
豪林：我们会进一步推进银行业联盟，而财政联盟事实上已经进行了大半。我认为约束开支的纪律性非常重要，但各国也应保持一定程度自治，因为趋同的政策不可能使国情各异的国家同等受益，就好比爱尔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无法从同样的政策中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否则，一切政策都会以核心国家为主。因此我们要顾及到一些外围国家的利益，确保欧盟内部的凝聚力，这也是欧盟的立足之本，50年来我们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卓越成绩。
日报：银行业联盟有三大支柱，一是由欧洲央行领导的单一监管机制（SSM），二是单一清算机制（SRM），三是共同存款担保机制。但存款保险机制会涉及财政转移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豪林：去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发表声明，称必须切断银行业和主权政府的恶性关联，这对爱尔兰至关重要，因为前一任政府为保护本国银行业，将银行坏账国有化，转嫁到政府资产负债表上，令爱尔兰不堪重负。我当时也对此做法表示强烈反对，今后不能让悲剧再度上演。若银行破产，不应让纳税人埋单。而保护银行业的办法也会陆续推出，欧洲稳定机制（ESM）设立再融资基金、加大银行业监管等，这些都旨在避免诸如此前发生的银行破产。此前，这对各国都造成了严重冲击。存款担保机制已经包含在基金之内，无需纳税人埋单，这和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有所不同。
日报：一些人认为，欧元区应该在创立之初就设计一系列退出机制，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豪林：当然不同意。“将某一国家排除在外”的想法一旦产生，将对整个欧元体系造成重压。欧洲央行行长去年发表的声明也缓和了紧张情绪，称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欧元区的完整性。此言一出，投机者纷纷败退。“扫除弱者”的想法一旦抬头，将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我认为退出机制不符合实际，对于欧元区也没有任何好处。在我看来，对于欧元区可持续性的质疑声在去年就已经退却，欧元将继续作为国际交易货币不断发展。
日报：你从前是一名小学教师，这对你的政治生涯有何影响？
豪林：我对教育非常感兴趣，教育亦是一个重要的职业。我认为应该加大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相当宝贵。而由于其无法保证回报，风险投资可能并不那么热衷于教育投资。我的经历也让我更为确信，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