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全球收缩

　　金融危机长期演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产业都呈现出相对收缩态势，对中国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文/中国战略思想库

　　生产不足是西方软肋

　　与1929-1933年大萧条相比，本轮金融危机最根本的不同是发生的背景条件不同。1929年危机发生的背景是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的背景是生产不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与黄金脱钩，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这个新阶段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冷战结束后，欧、日不再那么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长期被冷战抑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经济竞争压力被突然释放出来，全球经济迅速融为一体，而以跨国并购和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世界性生产体系的发展引领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的转移。

　　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外移的结果，导致了本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这是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向“生产不足”的本质原因。从国内市场来看，这种生产不足一方面表现为产业转移后的“空心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内产业开工率不足。从国际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生产不足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规模不断增大。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货物贸易逆差逐年增大，发达国家不得不依赖国内金融商品和国外实物商品的交换才能满足其实物产品供求平衡的要求。

　　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衡。危机后，美国的金融市场一蹶不振，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也没有恢复到以往的正常状态。危机爆发前，美国股市总值高达27万亿美元，然而到了2012年总市值仅有20万亿美元。美国的房市也没有完全恢复。美国希望再通过衍生产品的生产使全球投资人对其金融机构恢复信心已经非常困难。由于资本项下顺差的收窄导致经济项下逆差随之收窄，用金融商品交换实物产品的方法将难以持续。

　　美国想要恢复生产能力以实现实物生产消费平衡相当难，被迫走到用信誉尚存的美国国债来交换实物商品上来。但国债超发使其信誉下降，最终又只能走向靠美联储增发货币来维持平衡这条路上来。所以说以往美国是拿国际资本形成的购买力，以维持实物产品的收支平衡，并维持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而现在靠的是美元的国际公信力。

　　西方国家面临收缩

　　从现象来看，危机波及的主要国家，如美国、欧洲各国等在几个方面均表现出收缩趋势。首先是商品服务市场，特别是进出口都处在收缩状态。其次，产业也在收缩。金融危机后，中国、印度、巴西这些金砖国家的工业增加值、进出口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金融方面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以后，有相关机构统计，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在全球银行中如市场份额、利润等所占的比重都在收缩。资本市场方面似乎也有收缩态势，像华尔街、伦敦、巴黎、东京这些传统的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上海、深圳、香港、新加坡等新兴的资本市场所占比重却在上升。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产业都呈现出相对收缩态势。

　　实际上，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国家最为明显的收缩表现在军事力量上，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虚拟化经济的生存方式是必须有一个成本支出，这个成本就是军事力量，也就是说货币霸权的维系靠军事实力支出的支撑。2010年美国国会拨给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经费为1800亿美元，再加上日常的战争经费5000多亿美元，美国总战争经费已经高达6700-6800亿美元。但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实现的贸易逆差已经越来越少，也就是资本净流入在减少。2013年美国军事经费预算是6330亿美元，比2012年减少5.6%，其中海外战争经费减了818亿美元，这就是其全球军事力量收缩的表现。其他发达国家亦是如此。

　　中国重工业将获新优势

　　冷战结束以后，是一轮东方国家的收缩;而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是一轮西方国家的收缩。现在全球有能力实现战略扩张的只有中国，因此说中国将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的重工产品可能在国际市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近年来，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中国制造开始变得昂贵起来，中国传统的轻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削弱。但是近期又出现了新的变化，2012年中国的汽车出口破100万辆，增长速度高达29.6%，与国内的汽车销售5.6%的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在海外的很多大订单都是围绕机器设备及重工业产品的输出。所以下一阶段应该是中国重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时期。

　　中国应该利用金融危机的时机获取实际利益。过去30年，简单劳动成本上升的同时，中国蓄积的工程师将成为最大的优势，支撑中国的消费市场。未来，中国制造业会向更高端，或是更能适应现代世界需求和中国现实的方向发展。

　　随着危机的深入，中国还需要特别警惕及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主权信用。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争斗的焦点逐步转向主权信用，资源以及实物体制等问题都同主权信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主权信用下降对于未来发展的影响将非常之大。

　　第二，生产要素价格。发达国家对于生产不足的本能反应是再工业化，奥巴马现在正努力使制造业回流美国，而且美国正在实现能源自给，希望在国内仍然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以恢复实物生产。所以，在制造业问题上，如何保持低成本，或许是未来摆脱危机、保持危机中竞争优势的重点。

　　第三，制度设计。制度设计不仅涉及国内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民生制度等，还涉及到综合成本，同时也包括全球治理的成本。在全球危机的时期里，对于全球的制度设计，中国应该提出一些能充分反映自身利益的思想，通过战略思想的领先来降低综合成本。

　　第四，安全环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安全环境从相安无事，突然变成烽烟四起。自2010年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极大增加了中国的安全成本，同周边国家整合也被迫出现停滞。所以，安全同盟化的问题也要摆上议事日程，不能只想着自己承担责任，而是要通过联合的方式，捆绑其他国家共同承担安全成本。

　　世界银行：2013年全球GDP增速预计2.4%

　　世行在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 201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将由上年的2.3%微升至2.4%，而之前世行预期2013年全球经济成长将达到3.0%。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逊于预期，拖累全球经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