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总统及白宫在外交方面影响传媒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日常的舆论引导。白宫毫不讳言，其日常新闻操作就是引导舆论。每天早晨新闻秘书同白宫官员围绕前一天或当天的美国新闻进行讨论，商议新闻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白宫的立场是什么，在得出统一意见后，通知政府新闻机构，向白宫新闻团谈观点，而新闻团的记者则根据白宫的观点以各自的立场去报道。记者招待会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1996大选中，克林顿引导舆论的技巧得到充分体现：他每周在媒体面前出现两次，每次从他为竞选连任准备的众多讨好选民的政策中选出一条进行阐释，比如加强社区保安、为学生订做制服并施行宵禁、减免大学学费、解决中产阶级住房问题等等。
　　在现有新闻采访体系中，政府应该说是占优势地位的，它能够通过新闻发布会和公开声明左右信息的发布，而且在危机期间更是会成为媒体最主要甚至是惟一的信息来源。在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期间，美国媒体几乎完全依赖政府部门来提供消息。以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为例，里根政府发布了史无前例的禁令，战争结束3天后，才允许新闻记者进行采访，而有些情况甚至在一年后才为公众所知。
　　不仅如此，媒体还成为总统和国务卿影响其他国家舆论及其领导人的重要“工具”，或他们试探其他方面反应的“气球”。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曾通过媒体释放了大量“气球”，试探各国及国际组织对“倒萨”的“必要性”及方式的反应，并有效地利用了各方面的反馈意见丰富和完善了它的外交和军事方案。
　　二、对总统形象的系统策划。由于无论什么时候总统的言行都具有新闻价值，这使总统拥有无与伦比的有利条件，可以利用新闻媒介向民众宣传他的观点并推广他的政策，也可以通过加强个人关系吸引记者和媒体做出有利于他的个人形象及政策执行的报道。
　　三、有针对性的“专题策划”。针对某一细节展开“专题”宣传常常被证明具有很好的效果。在“倒萨”战争开始前，美国政府通过媒体和公关公司对舆论进行了很好的策动。
　　相对而言，美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受到政府的影响更大一些。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美国是一个整体单元，这意味着媒体要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海外利益，因而更容易与政府取得一致。事实上，就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新闻从业者在选择国际新闻时，常常会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期的情形除外），因为这些政策提供了一条迅速且易用的重要性考量，同时也因为没有其他具有同等效率的模式可供使用，这一解决之道也避免了来自五角大楼的批评。而他们也很清楚，无端地招致官方批评，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更何况受众对国际新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而且当政府批评媒体戕害国家利益时也不太可能声援他们。
　　四、以新闻源操纵媒体。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宫和新闻媒体彼此之间的日常关系就像是“谈判”，而由于白宫掌握了大量的新闻源头，因而在这场“谈判”中便处在了优势地位。
　　美国总统和他的助手们掌握了一种操纵媒体的技巧，那就是将即将发生的事情透露给某家媒体，这样的新闻肯定会得到大力宣传，而且其他记者也会跟着做报道，很少有记者能够抗拒毫不费劲地报道“总统明天将宣布……”的诱惑，这使他们看上去就像装备有先进窃听器的消息灵通人士。这种做法还使一些媒体产生了对白宫的依赖性，因为他们希望能“分配”到这种“独家新闻”。“我给你独家新闻”实在是充满吸引力的语言。
　　同样的，对不“配合”的媒体予以消息封杀也成了白宫操纵媒体的手段。1996年白水门事件期间，ABC对这一丑闻的报道力度很大，可谓不依不饶，这使得整整一年白宫都对ABC不甚友好。当著名的“晚间新闻”播出白水门事件的报道时，记者们很快就发现政府一直在为他们记数，“这是你们今年第21个白水报道”或“……第22个”。当“晚间新闻”要求同比尔?克林顿一起度过竞选的最后几天，制作一期“通往胜利的72小时”节目时，遭到断然拒绝。白宫新闻的分配因人而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晚间新闻”受尽了冷落。 
　　而与此相关的，便是对“不友好”记者进行打压。对于那些“喜欢生事”的记者，白宫是或拉或打，一旦找到借口，他们就会借机打压，轻者给他的上司打个电话说“你得管一管你的手下了”，重则让他丢饭碗。在白宫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虚弱许多，批评美国政府的新闻从业人员被炒鱿鱼的事情可谓屡见不鲜。
　　五、与记者发展私人关系。与记者发展私人关系是现代总统的重要公关手段，肯尼迪更是认为“总统与记者交流是总统职务的一部分” 。克林顿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和记者发展关系的总统，他经常通过与记者的私人会晤增进感情，改善个人形象。此外，克林顿还小心翼翼地培养了一小批年轻的、新民主党作风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如《华盛顿邮报》的E．T．迪翁、《纽约客》杂志的乔?克莱因等人，请他们帮助高层做决策。
　　白宫的这种“交朋友”做法有很大的代表性，事实上，美国的许多政府机构都很重视与媒体发展关系，即便是五角大楼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据悉，五角大楼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全国举办军事力量、空军装备的展览，以取得公众对军方的大力支持。而为了应对媒体和公众舆论，五角大楼不仅有专门处理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而且有14个新闻官进行着告知自己人和同事、为新闻媒体准备材料、筹备重大活动及回应记者的问讯，而最后一项工作的投入要远远多于前面三项工作的总和。 
　　六、通过参与制作节目和撰写文章影响舆论。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总统及其管理团队往往是多管齐下，各尽所能。以小布什政府为例，为了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取得先机，不仅小布什本人积极进行“表演”，他手下的人也都热情地与媒体作周旋。
　　像布什一样，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事务的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都与地方媒体有过亲密接触；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助手、新保守派思想家保罗·沃尔福威茨则常常在政策出台前撰写“气球”性的文章试探民众和国外的反应，为政策进行理论铺垫；副总统迪克?切尼负责的是与电台、电视台的联络，他一直定期出现在电台的谈话节目中，并常常在星期日的电视节目中露面；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则主要为布什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辩护。这种分工明确的团队协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方面见到了效果。
　　七、媒体同政府的默契配合。事实上，不仅政府意识到了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消息来源保持密切关系，依靠政府官员，与官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品牌：企业利润增长的源泉
　　说到品牌，这一类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从菲利普·科特勒到杰克·特劳特到艾·里斯再到戴维·阿克，前人同行已有太多的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讲，除非新颖独到，否则难免遭遇多一本不多，量增而质不变的尴尬。那么，吉姆·斯登格对于塑造品牌又有哪些见地，换言之，究竟什么是他的贡献？
　　据斯登格研究发现，品牌理想驱动高增长企业提升经营业绩；高增长企业围绕人类五大基本价值之一或若干创立其品牌理想；高增长企业的领导者是擅长运用品牌理想的企业艺术家；以及企业艺术家总是擅长构建相似的经营体系以实现和保持高增长。这四个结论构成了《增长力》的立论基础，而它们也正是斯登格及其科研团队历时10年、分析涵盖全球5万多个品牌的课题项目上总结的成果。
　　在这组升级版的“报告”中，斯登格依照其标准，为我们指引了众多标杆企业，它们是：宝洁、麦思德、红牛、瑞士莲、苹果、三星、探索通信、维萨、美捷步、帮宝适……通过这些顶级企业，斯登格目的在于揭示企业的财务业绩与其品牌理想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而理想又通常表现为企业触及人类基本情感、希望、价值观及崇高目标的能力。现在问题是，这些能力如何获得，是与生俱来，或是后天所得？
　　如同领导力，答案当然是后者。斯登格罗列了创立品牌理想必做的五件事，并分章节来深入阐述。必做事之一：以人类五大基本价值为基础确立品牌理想，这五大价值包括：激发愉悦、建立联系、激励探索、唤起自豪、影响社会。
　　必做事之二：围绕品牌理想构建企业文化。在这一点上，斯登格以其个人在宝洁8年担任全球首席营销官的经验告诉我们“企业文化的核心在于企业如何应对与人力资源有关的所有问题”。
　　必做事之三：传播品牌理想，鼓励员工和客户参与实现品牌理想。这意味着要由内而外、协调一致地传播企业核心价值观，并确保从员工到客户都能真正理解它。
　　必做事之四：提供近乎品牌理想的客户体验。斯登格又一次提到了苹果，除了它强大的性能、炫酷的设计，试想如果没有时尚潮流的体验店以及对细节近乎完美主义的态度，苹果还会是那个卓越的、引发全球消费者狂热的苹果吗？在这一点上，斯登格的建议说白了，就是八个字：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必做事之五：依照品牌理想，评估企业经营与员工。这相当于人力资源中的绩效测评，又好比是目标管理中的评价反馈，旨在激励企业为实现长远目标争取一点一点的进步。
　　五件事，就像五根枝条，再加上差异点、相似点、信念、目标受众等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所形成的“树干部分”，于是，就被绘成了一幅名叫“理想树”的画图。当然，这只是为了方便说理，能更形象、生动，但不管怎么称呼、又如何比喻，斯登格确实以其独创的见解和翔实的案例，为我们指出了企业通往长期、高效、持续盈利的另外之径。
　　《繁荣的求索》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对于任何关注世界上穷人们困境的人，阅读这本书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罗伯特·福格尔，芝加哥大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由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所驱使，林毅夫的生命旅程中充满了探索。在这个动荡喧嚣的年代，他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宝贵贡献如此与众不同，这源于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愿意严格地检验一个假说，更有着提出新观点的勇气。他对发展经济学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繁荣的求索》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此书应该成为所有决策者和学生的必读之书。
　　
　　――特雷弗·曼纽尔, 南非国家规划委员会主席
　　
　　这本书是一部精心力作，对发展研究影响深远，写作上亲切而令人愉悦。林毅夫用言语而非统计数字来支持他的论点；而为了阐明抽象的思想，他引用的人物格言从温斯顿·丘吉尔到（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
　　
　　――罗伯特·韦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研究所教授
　　
　　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将他在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250年来的经济思想编织在一起。他大胆提出：如果中国能成功，为何其他国家不能？《繁荣的求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同时，本书也审慎、合情合理并务实地阐明，这一愿景如何才能实现。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
　　――乔治·阿克尔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