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比尔·克林顿的首席竞选策略顾问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曾发表了一句著名的竞选口号：“蠢材！经济才是关键！”这倒显露了一点儿竞选成功的内在智慧。如果经济前景乐观，现任者就会赢得选战；但当时局艰难，现任者往往易受攻击――正如当年的老布什。纵观整个欧洲――法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国――各国政府纷纷被迫下台，因为危机来袭，他们却显得束手无策。
　　从这个标准看，美国总统奥巴马现在处于无望之境。美国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家庭收入连续4年下降。尽管2009年实施了787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但失业率持续高企，房价虽缓慢回升，但仍远低于2008年前的高点。
　　但奥巴马仍很有可能在11月再度当选。一个原因是没有可靠的方法能够立刻判断其经济表现，而奥巴马所继承的烂摊子――他是在重大经济和金融灾难中入主白宫的――显然对经济现状有着巨大影响。而美国前总统布什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显然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更大责任。
　　另外，正如基辛格问到对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看法时，周恩来令人难忘的回答一样，“现在说什么还太早”。要精确判断政策或机构改革的成效以及估计它们是否成功非常复杂。很多意外因素不断发生。奥巴马无法预知欧洲危机会对美国银行产生巨大打击，而且他也已尽力敦促欧洲领导人解决问题。
　　经济的长期成功，以及经济创造财富和就业岗位的能力，都有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后者又取决于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政府无法挥舞魔术棒变出这一切。
　　但是政府能够影响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正是合理辩论的开始，因为拯救工作岗位的即期行动并不一定会奏效。
　　错误的刺激政策可能会阻碍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如果这些政策将工作机会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大规模的公共项目尤其是仅将提供尽量多的工作机会作为目标的话，会导致那些生产率更高的工作缺乏劳动力。
　　上世纪30年代，一些政府通过大型公共项目来取悦民众。凯恩斯和他的弟子甚至认为那些像古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显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项目，对恢复经济也起了作用。凯恩斯在剑桥的弟子罗宾逊尤其担心，因为似乎希特勒比那些民主政府更快掌握了这一点。她讽刺地写道，希特勒通过“把黑森林刷成白的、撕掉了走廊的漆布”解决了德国的问题。
　　增加支出，虽然被凯恩斯主义者简单地视作刺激总需求的手段，但它实际上会造成扭曲。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低生产率道路，以批量生产武器和质量低劣的工业品，这两者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毫无意义。
　　这种对资源的错配并不仅仅是战争时期才会出现的威胁。2008年之前西班牙出现的建筑业大繁荣，在泡沫破裂后造成了类似的高失业率，因为它鼓励了年轻一代进入建筑行业寻找高薪低技能的工作。
　　但简单地任由危机继续也是个可怕的选择。严重的、长期持续的大规模失业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侵蚀经济体的技术基础、降低劳动力潜能，且伤害人的尊严。
　　政府政策因此应接受长期检测：是否有效，应看有没有激发创造、有没有发展技能和技术。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并非评论家们为奥巴马叫好的原因。他们叫好，是因为美联储最近宣布的新刺激政策令金融市场雀跃。
　　尽管货币政策刺激对投资和商业活动产生的作用尚不明晰，但它对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效用是可以很快就能轻易看到的。资产价格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这让人们感到财务状况得到改善。很多美国人都非常关切他们的个人养老金计划的每月表现，对此最相关的经济指标就是，标普500指数回到了2008年之前的水平。
　　结果就是，经济影响大选的方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关键已经不再是经济的真实状态，而是资本市场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可以远离现实的。这意味着，处于优势地位的政治智囊越把选举重心放在经济上，就越倾向于使用货币政策影响资产价格，而非将长期经济增长作为关键目标。
　　在美国，结果就是美联储正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共和党人会把11月遭遇失利归咎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不是归咎于罗姆尼错误百出的低效竞选的话）。
　　同时，在持续关注奥巴马和美联储的欧洲很多国家领导人会得出结论说，如果更直接控制央行，他们就能做得更好。鉴于对欧洲央行建立这种控制非常难，欧元下一个重大挑战可能是各国恢复自己货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历史学教授。翻译：王慧卿。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