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2年08月20日 08:39 |
作者： |
蔚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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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并不是不能打破一些规则，而是他们希望对方能够首先妥协；欧洲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而是他们希望找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欧洲并不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是他们希望能有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解决途径。不知道在他们这样漫长的讨论和思考过程中，最终实施的措施能否弥补因为行动迟缓而造成的损失
今年7月，全球近100名政府官员、学者、金融经济界人士齐聚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参加欧洲50人论坛召开的内部研讨大会。会议主题是：“欧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第一篇会议纪实（见7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A6版）中，概述了会议有关欧元区各国依赖关系、美国对欧元区的“敌意”、欧元区退出条款等议题的争论。
在这些争论过后，接下来的会议讨论仍然热烈，话题范围几乎涉及到了有关欧元所有层面的各种问题。
失衡并不一定就不好
现就职于欧洲著名投行，曾多年供职于美国经济研究局的欧洲学者彼得说，货币联盟让经济结构问题浮出水面。欧洲的经济板块中有些部门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这是欧洲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看看美国，其实美国最重要的机制是各州之间可以风险共担。我们说欧元是道无解题，不是单指欧元本身，而是说欧元作为一个货币联盟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带来一体化，没有带来经济趋同，也不允许大家有调整。
彼得认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欧元区的资本流动是危机发生的原因。资本大幅度流动，这通常是新兴市场所遭遇到的局面。而这次欧元区内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目前欧洲失衡虽然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彼得认为不要乐观太早，因为这一趋势无法保证可以继续。他认为，现在欧洲出现了宏观经济的失衡，长期的宏观政策要致力于消减这些不平衡。可摆在欧洲的问题是，到底在长期之中获得一个平衡的预算是不是大家所希望的结局？如果是的话，那现在是否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以在未来实现全面的一体化呢？
关于失衡问题，有嘉宾就提到并不一定失衡就是不好。来自法国的学者强调，其实经常项目赤字也不总是什么坏事，经常账户赤字是一种吸收外部投资的表现――投资高于储蓄。而如果经常账户赤字是因为该国重要的生产力投资所致，这就意味着未来有更高的增长，若是因为过度消费而造成的经常账户赤字，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陷于不良的形势，这就是问题了。所以在最初我们无法判断到底经常账户赤字是好是坏。有人说，欧元区所谓好的形势应该是正好达到经常账户平衡，我们可以将此作为目标，但是这能否判断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呢？
越快面对痛苦，痛苦就会越小
曾任欧洲央行委员会委员、来自奥地利的学者汤普古格罗，引用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一国货币体系反映了这个国家所有的需求和遭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货币政策更能把这个国家的一切描述得更清楚了。
她认为，如果欧洲能够越快去面对痛苦，痛苦就会越小。在欧元刚启用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劳动力能否自由流动等这些问题上，大家都认为各国经济体可以逐渐趋同。但是人们对收支平衡的问题以及金融稳定的问题却讨论很少。而且欧洲央行确实维护了价格的稳定，通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持在低位。
不过危机发生之后，很多其他的问题暴露了，欧洲当局也相应地做出了一些举措予以应对。可是想想在过去的近一两年，如果货币政策的管控领域更广、动作更快，并在最初将金融稳定作为一项指标纳入政策条例内，可能解决问题的效果会比现在好。
她总结了几点未来欧洲可以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学到的经验――政治意愿会让一切奏效；那些在贸易上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应该提高共同寻找解决方案的兴趣和动机；各国之间的政策应该在更大程度上相互影响；货币政策要涵盖的范围更广泛一些；要更加关注可持续的问题。
最后她对大家讨论多次的欧洲结算系统Target2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称，欧洲的Target结算系统并没有提供流动性，而是转移流动性，只有货币层面的操作才提供流动性。只要货币政策持续，收支失衡问题不解决，Target系统的失衡也会继续增长。
此后曾担任欧洲中央银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和首席经济学家的伊兴教授提到，各国的宏观政策应该跟货币机制下的政策相一致，这是货币联盟的前提条件。他还谈了自己的经历：“我在希腊开会的时候有人突然问我，你们是不是都太天真了，预计加入到欧元区之后，各国都会按照规则办事？”这一问话让他反思了很多。
德国人无法接受不遵守规则的行为
会议也讨论了欧元债券问题。德国嘉宾的发言无疑是全场最关注的，因为德国是欧元债券最大的反对者。
德国女经济学家比阿特里斯教授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在德国，大家最大的感受是德国好像有点被骗了的味道。另外，大家觉得因为Target2结算系统和ESM（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等，使德国实际上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对于刚颁布的银行联盟提案，我在德国国内的同事也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大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沟通简直可以说是‘灾难’，很多德国人都说这又是一个‘葬礼’，其实我们都知道，银行联盟只涉及到了监管层面的问题，可在德国大家都认为现在德国要给所有的东西埋单了！”
她说，对于德国政府来说，红线就是不能共担债务，在德国国内的讨论上，只要是欧元债券这个词一出现，大家的讨论就停止了。现在没有针对各种方案的充分讨论。
“我个人认为，在国际社会说了很多的、对欧债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甚至是对德国来说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实施的可能性非常小，大家现在甚至不讨论任何解决方案。”比阿特里斯教授说。
她还提到，其实德国人并不是觉得各种方案的成本高，而是无法接受不遵守规则的行为。
“当我在德国问大家，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会有一些有效解决方案可以实施，得到的答案是，大多不是说这些方案代价太大，而是说这些方案不符合规则。如果没有人坚守规则，即便你有一万个理由说是为了这个体系好，可人们会觉得以后他们什么也不会相信了。如果你建立了一个机制却不能遵守，那么你会陷入巨大困境之中。我们必须想清楚，什么样的超主权解决方案我们可以遵守，而且可以信赖。世界现在其实是信任缺失，需要重建最基本的信任，以使最优的政策得以奏效。其实我们不需要完全的政治一体化，不需要再等上几十年，等待政治联盟的发生，但要想想该如何做才能让解决方案更加可靠，更有公信力，得到人们的认同，大家会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愿意做一些付出和牺牲来换取稳定！”
欧元债券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在欧元债券的讨论上，意大利的官员也给出了鲜明的观点，认为欧元债券解决不了欧洲本质问题。举个例子，意大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有过欧元债券。记得2006年意大利债券的利率与德国债券的利率很接近，但意大利的经济活动与德国和法国比相差很大。欧元债券是无法改变这些经济现实的。所有欧元债券的方案不会解决经济体分化的本质问题。
在他看来，银行业监管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建立一个银行基金，直接去解决银行的问题，对欧洲央行来说也是尤为重要的。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能够要求甚至是主导银行的资本重组，是货币联盟的重要权力。欧洲央行可以给那些身处困境的银行融资，也可以给一些形势还没有变坏的银行融资，或者要求他们资本重组。其实过去有一些核心国家的银行也是需要救助的。
另外，需要建立一个自动的机制。此前危机显示出很多国家都想依赖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这类救助基金，而且实施政策很迟缓，现在其实应该设立规定，比如当国债收益率达到什么时候，该国就要去EFSF寻求救助。
这位意大利官员还强调，各国不该对经济增长有太高预期。他说，欧元危机其实不是欧洲危机，而是整个发达经济体的危机。当前欧洲，甚至是发达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机制，能够吸收冲击，并将其成本分摊出去。这个体系不仅要高效，且要可持续，并要能够防止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现在有些国家确实有吸收冲击的机制，但并不可持续，而另一些体系却也并不高效。此外，全球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期需要重新大幅度修正，可惜大多数的国家并不接受这一现实。现在很多国家都觉得自己已经在经济出现增长的边缘了，而那些还没到这一边缘的国家，觉得自己早晚也会有经济增长。
欧洲需要“安全资产”
来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官员提出，欧洲现在是信任缺失，欧洲需要安全资产。他说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缺乏信任。如果你连自己的政府都不相信了，你还会相信银行吗？你就不知道该在哪里存放自己的储蓄，不知道如何借钱，如何投资。这就是现在看到的欧元区的情况，欧洲需要安全资产。
上述官员还说，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言论，市场参与者正出现非常极端的风险回避情绪，所以他们没办法将自己的储蓄进行投资。“如果我说，过去一年投资收益率最好的其实是爱尔兰等一些欧洲国家的债券，甚至是葡萄牙的债券，用这个理由，我是无法推销欧元的，无法说服大家投资欧洲。在如此风险厌恶的市场中，市场其实并不有效。我想提出一点质疑，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假设，就是市场可以自我运转得非常有效，比如，如果欧洲央行设定了利率，其他都会完美地运行起来。可是危机之后，我们学到，这一假设其实是不对的。”
指导未来欧元区管理的原则
比利时政治家，曾担任经济、财政部长的比利时前副总理以及欧洲投资银行总裁梅斯塔特提出了对于指导未来欧元区管理的几点原则：
首先，我们应该为欧元区内部更深层次的一体化留出空间。这就意味着比如银行联盟、财政联盟等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这是通过机制来实施的并且建立在团结和责任的基础上，这二者缺一不可，我不相信这仅仅基于规则的管理。根据让?莫内的思想，我认为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超主权机构，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而且能够做出决策。
其次，保护欧盟的完整性，特别是在单一市场的功能性和欧元区基本原则的实施上，尤其要注意保护公平竞争和商品、服务与资本的自由流通。当某一个欧元区首创性行为可能与其他的单一市场产生冲突时，应该采取特殊的解决方法。
再者，在普遍规则的应用过程中，应保证公平对待。不应该根据某一个国家的大小或是经济和政治的权重而进行区别对待。比如2003年法国和德国设法避免稳定公约的践行和应用，这样灾难性的经历不应重演。没有任何理由对待爱尔兰或葡萄牙比西班牙更加严厉。
另外，确保作为欧元区候选成员国的欧盟会员在欧元区的核心原则和规则的决策上有发言权。比如说，想要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五年之内在对于欧元区未来有影响的事件上应该作为审议团的一员。而对于新的立法，所有的欧元区候选国虽然没有投票权，但也应该参与到协商的过程中。
最后，为了确保决策过程更好的民主合法性，应特别注意让国会成员参与进来。国家议会对于欧元区的建议和决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关注，尤其是在有关财政问题的事项上。比如说，我建议，虽然不是非常必要，但是条约和宪法适当的改变可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的话，政治家、议员们，也可能是市民们就会被邀请公开对新的措施发表意见。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找不到来推动民主合法性建设的方法，那么对于欧盟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可能危及到整个经济建设。
为未来做不一样的事情
会议组织者把议程安排得很满，而与会者们都踊跃发言，每段讨论几乎都超时了。在欧元的问题上，大家的想法数不胜数，观点各异，亮点不断。
以色列央行前行长可谓是元老级的人物。在座的几个欧洲国家央行、财政部的重要官员都是他的学生。他的观点诙谐又深刻，发言时声音洪亮、充满激情，颇有气场，可从他的语言中，却看出他对欧洲隐隐的忧虑。
他说，今天会议的题目是“欧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话：“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明天与今天不同，那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就不能与昨天相同”。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来说，欧洲的三驾马车想要在未来研讨解决方案时得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案，那他们的“药方”就应该与此前的有所不同，不然是不会成功的。
第二个观察，我跟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坐在一起,我们想起来正好是在25年前，在OECD的一个会议上也是坐在一起，我们当时讨论了关于日本、西德严重的顺差，讨论起长期是否可持续，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西德通过改变自己的名字――两德统一而解决了贸易顺差长期不可持续问题。
第三，大家的讨论火花四溅，反映出大家的高度热情和兴趣，可是，那些来自欧元区内的代表和那些来自欧元区外的代表，看到的世界竟如此不同。我觉得如果光是讨论谁的形势更好――美国还是欧洲这类问题，是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需要为未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了！
我们当前的这个危机是不是欧元的危机？两年前我记得我们也坐在这里，我们就讨论过，这场危机是不是欧元的危机，是不是欧元体系的危机。我们现在还仍在讨论中，需要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
“在我看来，过去两年中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很多重要的界限变得模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界限变得模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界限变得模糊；银行和政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等等。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可持续的体系，它的特点是什么？目前这个体系有没有满足这些特点呢？我个人觉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清晰的界限是一个可持续体系中重要的特点之一。”以色列央行前行长如此深刻发问，面对我们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体系失败了吗？如果失败了，是因为系统建立时存在的缺点，还是因为执行不力呢？我觉得搞清楚这个问题在当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当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问题时，我会想到的是，它失败的经历告诉我们需要一个自动的调节机制。
过去，很多人都关注欧元区的整体情况，我们总会听到这样的言论，说欧元总体来说，经常账户相对平衡(特别是与美国和亚洲比)，欧洲整体来说通胀率很低，在最初阶段，国债收益率还是比较低的，等等，这些都是成功的迹象。但是当我们再反思，我们发现应该关注欧洲的内部具体情况，会发现欧元体系造成了失业率的巨大分化――以西班牙和德国为例；造成了单位劳动成本的巨大差异――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例；造成了经常账户的分化――以德国和边缘国家为例；造成了储蓄行为的巨大分化。
在过去十年之中，以上种种巨大差异，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呢？这些是我们应该忽略的还是关注的。如果欧元体系对我们来说是个理想的体系，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来防止这些分化的出现，因为显然如此大的差异并不会支持欧元体系的发展。
显然，以色列央行前行长对此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并不满意。会后晚宴聊天时，他表达了自己的失望，觉得大家讨论了各种观点，却没有给出一个实质性的答案。他自己现在也不确定欧洲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都说欧洲是一个充满思想的地方，此次的会议让我深切领略了他们的开阔视野，他们的文化底蕴，他们的思想自由。欧洲并不是不能打破一些规则，而是他们希望对方能够首先妥协；欧洲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而是他们希望找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欧洲并不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是他们希望能有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解决途径。
可是，中国有句古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知道在他们这样漫长的讨论和思考过程中，最终实施的措施能否弥补因为行动迟缓而造成的损失，也不知道他们理想中的欧元区，是浪漫主义的幻想还是脚踏实地的期盼。（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国投期货研究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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