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2年07月16日 09:22 |
作者： |
陈晓晨;梁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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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孙学峰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周方银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蔡 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近日，美国在东亚频频出招。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中南半岛三国，并再次挑动南海局势。中日钓鱼岛争端再次升级后，美国终于按捺不住，借高官之口，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希拉里还访问蒙古，在中国的“脊背”上做文章。
与此同时，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日本宣布召回驻华大使。这位大使曾说过，“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对日中关系有损害”。一时间，东亚局势紧张起来。
美国“重返东亚”，东亚一体化遇到困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持续发酵，这使得中国的周边环境显得恶化。
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外交？如何看待美国加强东亚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挑战？14～15日，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专家们就此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需要反思。
孙学峰：“两个脱节”导致周边环境恶化
●今天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要在自身实力上升的同时，安抚住周边的邻居。这是一个两难。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忍”字当头，暂时放弃向前走，但确实安抚住了周边国家。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允许走这条老路了。我们必须向前走。南海有我们必须维护的权益，已经拖不下去了。但是，也要把压力控制住。这是最核心的挑战。
现在，我们应该更关注政策的效果。我们的外交政策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在美国“重返东亚”的压力下，我们看到“两个脱节”:“说”和“做”的脱节、经济合作与安全问题的脱节。中国周边环境恶化了。
首先是“说”和“做”的脱节。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自认为把握得很好，但日本上下都觉得很“委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真相大白”的时刻，即中国的所作所为与“和平崛起”冲突。我们需要更新话语，与行动相协调。
第二个脱节是经济与安全的脱节。这让我们极其被动。长期以来，中国稳定周边主要靠“共享发展机遇”，通过合作一起赚钱，以中国的巨大市场带动周边发展。
但是，我们过于重视“共享发展机遇”，多少忽视了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十年前，我们没有脱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安全上的脱节导致了一个困境：推动经济合作，反而恶化安全环境。这个问题从2007年以来一直在起反作用。
如何缓解安全关切？我们可以把周边国家分成三类：美国保护的盟国，如菲律宾和日本；美国不能明确保护但有可能建立联系的国家，如越南；认定首要威胁是美国而非中国的国家，如朝鲜。
对这三类国家要采取不同方式。对美国盟国需要跟美国谈；对朝鲜需要给予帮助；对第二类国家则需要“惩罚”，使其认识到与美国为伍并不能解决安全问题。
总之，今天面临如此困难的周边环境，与中国自身的政策是有关系的。
袁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解读
●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得到美方的回应。这里有一个大背景：当今时代“乱中有序”――所有大国对内都在进行体制改革，对外则都在争夺战略空间。
美国冷战后实现了三轮变革：军事变革、情报体制变革和外交体制变革。在对外战略上，美国把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进行全方位调整。欧盟也同样利用危机进行了变革。对外利用美国自顾不暇的时机，抢占中东战略空间。俄罗斯通过梅普“二人转”重新确立了崛起道路。
今天，中国困于南海、东海等传统地缘政治问题，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我们应当做的是看准大势，变被动为主动。
中方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回应，这是中美的战略契合。美国对华战略经历了变迁：十几年前是“接触加遏制”；2005年，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者”后，转变为“融合加牵制”。但近两年，美国发现根本无法融合中国，于是对华战略又转变为“竞合加防堵”。
但是，中国遭遇的困境并没有让美国高兴。相反，这种困境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不确定感。于是，美国也开始反思：对中国过狠将刺激13亿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也会滋长周边国家的野心，使美国过度牵涉其中，被小国绑架；在东亚投入过多精力，对中东相对忽视，从而失去了对中东变局的控制力。
在这种彷徨中，恰逢习近平访美，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美国打开了新思路。13天之后，希拉里在演讲中也指出中美关系应当创新，与习近平的讲话高度一致。5月，中美对话主题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提出五点构想，奥巴马、希拉里都积极地进行了回应。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美外交战略调整的新阶段。
虽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得到美方呼应，但在学术界和战略界响应不大。
有这样几个难题：第一，如何打破大国兴衰的悖论。第二，中俄、中印、中日关系如何界定？如果不能协调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将会走向G2，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第三，与此前“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提法有什么区别？ 第四，具体政策如何推进？在亚太地区如何贯彻？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遇上中国和平崛起，两国在亚太能够和平共处是第一步。
蔡亮：日本“新国家主义”兴起
●可以用“新国家主义”来概括目前日本对华的主导思维。“新国家主义”以实现日本大国梦为最终诉求。
在日本国内，它原本只是潜伏的思潮。但是，随着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的保守化倾向越来越强烈。最近，“新国家主义”兴起，主导了日本对外战略。
2000多年来，中日没有同时强大的时候。而现在是中日两国同时强大。在日本经济崩溃的那一年，中国的GDP尚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0年超过了日本。这对日本的冲击非常大。这是日本“新国家主义”兴起的背景。
在日本民主党内，这一派别的代表是前原诚司。他们认为，日美同盟是追求日本大国梦的工具。因此，中国成了日本建构亚太秩序的最大障碍。日本必须紧紧与美国绑在一块。2010年起，前原诚司一派掌控了日本的对外战略决策。
针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转向，日本看到了自己的优势。美国强化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要依靠美国在亚洲的盟国。而日本处在防范中国的“第一岛链”的最佳位置，无疑是上选。
因此，尽管《环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TPP）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反对，但野田政府权衡再三后，还是决定加入。其实，如果日本加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每年可以提高0.74%的GDP，而TPP最多才能提高0.65%，更不用说TPP会使日本农业产值下降约8万亿日元。显然，仅从经济利益上考虑，中日韩自贸区将给日本带来更大利益。但是，日本加入TPP谈判、靠拢美国的态度很明确。
在战略上，日本将加强在西南方，也就是我国东海海域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日本明确表示中国“恃强凌弱”，希望组建一个制约中国的同盟。日本还积极推动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关系，对中国战略包抄。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的实质，绝非新冷战的开始。这点日本并没有认清。中美关系是一种“竞合”关系。如果美国玩两手，日本只玩一手，日本就成为美国的棋子，压缩自己的战略回旋余地。
其次，日本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不是调解者，而是搅局者。除了菲律宾和越南，东盟多数国家并非想搞砸对华关系。他们欢迎美国“重返亚太”，只是想找一个平衡者，使得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应该利用美国领导东亚和东盟主导东亚之间的矛盾，营造一个有利地位。
最后，日本无法忽略与中国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因此提出了“100%的政经分离”。但是，政经分离在中日关系中是无法成立的，只能造成“政凉经冷”的困局。
周方银：合理配置软硬两手
●环视中国周边，他们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至少与中国关系紧密，但在感情上不喜欢中国。有些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总之，中国周边挑战增多。
究其原因，有三个解释：第一，中国快速崛起，引起实力对比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有悖论：中国的国力本就强于周边国家，中国的崛起导致的应是中美关系的恶化，而非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恶化；第二，美国“重返东亚”的战略被中国周边国家利用，降低了这些国家找中国麻烦的成本。选择在美国高调重返东亚后不久找事，美国也不能不支持――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在“绑架”美国；第三，在中国真正崛起以前，会有一个相对脆弱、矛盾丛生的时期，有些国家急于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窗口”，争取利益。
不过，中国的应对方式也是周边挑战增多的因素。中国对周边国家具有明显优势，而且优势还在扩大。周边国家如果理性，就会意识到，得罪身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明智，哪怕有美国撑腰。如果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完全可以袖手旁观，而小国的代价就大了。
我们要反思，通过温和的手段显示良好意图，是否可以减少周边挑战？十几年以来，中国总体上执行“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但这种外交政策的效果依赖于对方的相同意愿。如果对方奉行“赢者通吃”逻辑，或者抱机会主义的态度，单方面善意的效果就值得怀疑，还降低了对方挑衅的成本，鼓励一些小国蚕食中国的利益。
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放弃和平合作的外交政策。问题是，我们要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和平合作。无差别的政策会使安全领域的竞争激化，不必要地把一些国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要增加政策的区别和弹性。
从根本上说，中国要思考软硬两手如何合理配置。坚定的政策更适于维护既有利益，温和的政策更适于拓展合作。
此外，要制定出具有内在协调性的外交政策。我们需要在一定时期内连续一致的政策操作，让外界形成清楚的预期，引导他国对华政策。（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马鑫、助理研究员吴劭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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