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国际财经时报 |
发布时间： |
2012年03月05日 13:29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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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消息，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和易受攻击了。1990年，两德的统一带来邻国对新巨人的恐惧，当时的总理柯尔承诺，新德国将是欧洲的德国，而不会把欧洲变为德国的欧洲。然而今日任何欧洲的救援计划显然都要由德国来拟定。
欧洲如果想从债务危机复兴，就需要强劲的增长，这一点已是广泛的共识。但德国因为担心稳定——出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惨痛教训——而把欧洲推向增长的相反方向。
批评德国者提出两个主要论点：欧洲真正的问题出在德国的经常帐顺差，以及德国对过去的偏执。
德国的经常帐顺差由来已久，甚至比欧洲货币联盟成立还早。德国从1960年代便有巨额贸易顺差，持续到2000年代更大幅扩增。
但德国经常帐顺差导致的失衡，使德国的欧洲伙伴（主要是法国）每隔一段时间就面对撙节财政和通缩以矫正逆差问题的可能性。法国政治菁英厌恶必须这么做，因为这会阻碍成长，引起选民不满。
法国宁愿德国采取货币和财政扩张，因为这有助于削弱德国的出口。但这在德国不受欢迎，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经验让德国人对通胀及其后果忧心忡忡。德国决策者认为，只要形成货币联盟，这个问题就会消失。
第二项批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一再提到的，他提出德国记取的历史教训是错的。摧毁脆弱的威玛共和、导致纳粹独裁崛起的并不是1920年代初期那场著名的恶性通胀，而是十年后的萧条和通缩。这个观点忽视了1930年代德国政策困局的一个重要元素，也就是到了大萧条时，德国已深陷其中，原因是先前作了的错误抉择。而深刻烙印在德国政治意识的就是这个教训。
德国人正确地注意到，当今欧洲的状况与两次大战之间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处中包括，货币体制的选择对于政治行为和民主合法性的影响。
德国在恶性通胀后加入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其设计刻意限制参与国无法轻易退出，希望借以确保财政信誉，以便吸引外国资金。这个策略果然管用，资金流入促进了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繁荣。各级政府都大举资助基础建设。
但这套体制有其缺点。景气加上先前通胀的经验，导致与生产力提高不相匹配的工资增长。结果，威玛德国在1920年代末期失去了竞争力，正如2000年代的南欧的情况。在这两个例子中，资本流入显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竞争力下降意味悲剧的开始。
当形势逆转，德国便落入困境。外国人和德国人开始领回存款，银行倒闭和被迫以跳楼价清算资产。政府被迫救援银行；但又只能藉由向银行贷款来支应赤字。由于德国采用金汇兑本位制的固定汇率，意味不得不实施不受欢迎的撙节政策。
德国陷入了四面楚歌，无路可走。1931年银行危机爆发后，政府立即实施资本管制。
这场危机是民主的挫败。在经济艰困时期，民主政党的反应是逃避政治责任。在无可救药的财政困境压迫下，威玛共和议会政府在1930年3月崩溃。民主政党默许宪法的紧急条款绕过议会，以命令方式执行法律。因此在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前，德国的民主已名存实亡银行和预算问题、财政约束以及「非政治」技术官僚政府的出现，这些都勾起德国人对过去可怕的记忆。
两次大战之间的负面教训—更多的政府债务并不能解决问题——已在今日欧洲重现。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正面的教训：国际秩序应该在民主政权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时，应给予支持而非落井下石。今日就像当年一样，有共同价值的欧洲需要让受到经济破产威胁的国家保持民主制度，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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