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顺姬
　　美债上限谈判进入 “最后一战”，一方面美国提高法定债务上限谈判已现协议轮廓，另一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仍互不相让。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对此反应不一，但都警告称有可能下调美国的“AAA”主权债务评级。而在国内新崛起的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则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判断，就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裁关建中。
　　中国经济时报：8月2日这一最后期限迫近，共和党与民主党尚未达成共识，市场对美债违约的讨论更加热烈，大公国际对此次谈判结果有什么准备，是否会下调美国国家信用评级？
　　关建中：如果一旦出现违约，大公国际将对美国的信用评级进行调整，降至D级，这是我们对违约的评级标准。
　　即使两党达成一致，满足了债务上限调整，大公国际也会下调评级，但不是D级，降级的幅度会小一些。因为不管债务上调幅度如何，我们的分析报告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情况不佳，一方面国家财政支出降不下来，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一直靠增加债务来维持政府运转，美国的债务偿还能力已经透支。大公国际对谈判结果已做好了准备。
　　中国经济时报：三大评级机构也有消息称将会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标普称如果国会和政府未能找到化解美国政府“滚雪球式”债务负担的可信方案，美国失去最高信用评级的几率为50％，对此你怎么看？
　　关建中：标普的说法建立在其评级理念和标准基础之上，它提出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警告，或是暗示人们标普是公正的。“50％的几率”这种说法其实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因为标普的标准里面明确规定，信用体不能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实现债务的连续性，而忽视国家财政收入对债务的根本支撑作用。然而，这些年标普一直保持了美国的3A评级，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大公国际于7月份已经发出警告，在观察期内如果美国不出现改变其债务偿还能力的事件，大公国际就会对美国降级。现在没出现实质性改善行为，所以我们要降级。
　　中国经济时报：国际上对这次美国评级下调和违约的危害性进行了议论，你认为哪种情况对美国的影响更大？
　　关建中：如果最终通过债务上限调整，就不会出现公开违约，但隐性的违约则会接踵而至。 （下转2版）□

　　隐性违约最直接的措施就是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继续超发美元，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美元大幅贬值又会损害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元债券人的利益。
　　如果不能通过债务上限，三家评级机构将被迫对美国3A级别降级，下降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降级的后果会造成美国整个信用机构混乱，因为美国的金融机构建立在信用等级体系之上，主标识是美国的3A标准，其它信用主体的评级都是依据这个标准进行。如果主标示混乱，则会引起信用体系的动荡，金融交易会受到直接影响，这个后果远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严重，所以三大评级机构不会轻易对其降级。
　　中国经济时报：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评级机构倍受质疑，在你看来，国际评级机构该如何保持其公正性？
　　关建中：整个世界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反思和质疑美国评级机构的公正性，不可否认的是公正的评级机构是现代金融交易的保证。三大机构发展历史较长，占据了国际评级市场的垄断地位，美国也因此享有3A评级长达94年。但事实证明其向世界提供了错误信息，造成金融灾难，并且这种灾难还未完全消弭。那现在的问题不是评级机构该不该存在，而是三大评级机构该不该继续垄断话语权。全球需要能提供客观和公正信息的评级机构，当然这个仅靠大公国际的力量也不能实现，我们需要在整个国际评级体系中进行改革，建立新的评级标准和秩序。我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因为历史也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既定目标前进。
　　中国经济时报：当美国国债已不再是最安全的避风港时，作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者，中国今后该如何应对？
　　关建中：我们的外汇资产在管理上应该选择多种方式，可以考虑将资金用于支撑中国的企业到境外发展和投资。这样也可以使我们再次掌控主动权，就算在多元化过程中损失了一部分资产，也比目前这种失去主动权的情况好得多。而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则更加重要。因为那些走出去的企业更需要信用支持，政府应更加注重金融主权的建立，支持中国建立国际性评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