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国际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9月14日 08:22 |
作者： |
王丽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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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尔G20峰会上对IMF改革作出“一锤定音”结论有难度，因为增加某些国家份额易，减掉另一国权力难
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第一天，有一个身影成了中外媒体追逐的焦点，他就是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顾问的朱民。在达沃斯厅里人们讨论的议题是：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如何使人们重新树立对市场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信心，但媒体“缠住”朱民不放的话题是：IMF如何改革？
难题一：IMF改革“5%不够”
媒体之所以对IMF改革“紧咬不放”，原因之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希望在11月韩国首尔举办的G20峰会上能对IMF改革做“一锤定音”的结论。但朱民对全场坦言，达成这一目标有难度，因为“增加某些国家的份额容易，但减掉另一国的权力很难”。这句肺腑之言让在场人士都意识到，即将于10月初进行的改革之路并不平坦。
朱民还表示，改革的重点是给新兴市场国家增加5%的份额，但这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来说远远“不够”，“此外还要把话语权改革放到重要位置。”事实上，朱民能代表发展中国家在IMF传递声音，本身就是一个不小进步，“一定实现IMF内部工作人员的多元化，有了不同地区的代表，才能更好的平衡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朱民说。
出席该议题讨论的嘉宾还包括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部长Mari Elka Pangestu，虽然来自非G20团体，但Pangestu与朱民共同认为，考虑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带附加条件帮助危机国家的先例，当前改革应关注将其借款机制变成一种预防型机制。他们认为，只有建立“第二道防线”，韩国、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才能避免受到大量资金外逃的“不公平惩罚”。
难题二：贸易僵局尚需政治推力
Mari Elka Pangestu认为，贸易问题也应该被摆到G20桌面上来。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却在全球蔓延，对此，各国之间除了一波波谈判，还需要从政治层面进行协调。目前多哈回合已完成了70%－80%自由贸易谈判任务，只要出席G20会议的主要经济体国家领导人能给点“推力”，贸易僵局将迎刃而解。
Pangestu说，虽然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不能加入G20 讨论，但这些国家可以增强其区域合作能力。比如，当今大家都在热议亚洲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型拉动，随着欧美市场的变化，这种可持续性正在受到挑战，所以不管是东盟国家还是东南亚国家都该发展其区域内的贸易合作，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更安全的贸易网。
难题三：金改需建最低标准
“G20 成功地降低了全球的金融风险，但发展到今日，也有必要对之前所做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为未来的全球治理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朱民指出。
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Martin Senn建议，G20 应建立“最低实现标准”以提高协调效率。他认为，危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G20呼吁遏制金融风险，只强调了“国家层面”，忽略了“国际层面”；其金融改革也只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缺乏国际标准，全球性金融风险依然存在。
“监管资本流动性也不能盲目。”Martin Senn指出，过分监管金融机构资金流动性，会对各国养老金制度产生直接影响，最终会威胁社会稳定性。因此在推行监管措施时，要从现实出发，提前考虑后果。
此外，与会嘉宾一致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必须重新评估陈旧经济理论和假设在防止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事实上，不管是G20，还是其他相关经济论坛，大家都喜欢用过时的理论分析当前和未来经济可能面临的风险，但这对防止金融危机帮助不大。与会者认为，世界必须重新定位监管模式和经济发展理论，尤其在经济重心东移的新背景下，中国和印度用其微观谨慎的监管工具保全了金融稳定性，这值得那些“凯恩斯主义者”们学习。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也是焦点话题之一。朱民认为，监管制度容易定制，但必须给企业一段缓冲时间，因为有些银行不一定能到《巴塞尔协议Ⅲ》的条件，他们可能还需要从市场上筹集资金。该协议在资本金准备、流动性、资本质量和杠杆率方面要求高，这会直接影响金融部门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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