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8月09日 07:29 |
作者： |
徐以升;陈晓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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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劳动节，在有“北欧巴黎”之称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局势“异常”平静。除了当地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一场规模不大的集会以外，没有任何罢工的迹象。
欧洲向来有罢工的传统，尤其是在危机之下。5月份的希腊罢工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丹麦法律也明文规定，劳动者有罢工的权利。不过，丹麦的工人却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举行成规模的罢工。事实上，丹麦长期保持着低罢工的记录，劳资关系似乎非常“和谐”。那么，丹麦工人为什么不罢工？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丹麦失业率一直较低，在危机前一直保持着失业率不断降低的趋势，几近充分就业；危机后，丹麦又是欧洲国家中失业率回落最快的经济体。其实，在当前欧洲经济衰退的沙漠里，说丹麦经济是一抹绿洲似乎并不为过。
有以下几个核心指标为证：其一，到今年一季度，丹麦失业率只有4.2%，几近充分就业的态势，迥异于比如失业率高达20%的西班牙等其他欧盟国家。
其二，到6月30日，丹麦股票市场OMX哥本哈根20指数今年上半年累计涨幅为16.73%，这使丹麦股市荣登全球表现最佳第二名，由于第一名为南美发展中经济体智利，丹麦成为全球股市表现最好的发达经济体。
其三，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月度经济景气报告，6月份丹麦经济信心指数达到108.3，是欧盟国家里经济信心指数最高的国家。危机中的希腊为63.8，法国为96.6。
危机之下，是什么让丹麦取得了良性的经济成长？人口仅约550万的“小国”丹麦，有怎样的经验可供借鉴呢？
1 企业可自由裁员
嘉士伯啤酒总部位于哥本哈根老城外的瓦尔比，入口处有四只皇室象征的大象。前两年，嘉士伯将总部每小时装瓶5万的巨型装瓶车间迁到200公里以外的弗里德里西亚，这导致了200名工人失业。
如果在一海之隔的瑞典，或者南面的法国、德国，这种情况多半不会发生――不经过工会同意，企业没有权力随便解雇员工；大公司也不会轻易动迁厂的念头。因此，久而久之，成本上升，企业竞争力下降。这也是“欧洲模式”的雇用制度最遭人诟病之处。但嘉士伯却轻松就做到了，200位失业工人也没有罢工的意向。
实际上，在丹麦，企业拥有非常强的灵活性，就是可以非常容易地解雇员工。这在高福利、高保障体系的欧洲几近不可思议。
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索伦?安德森（Soren Anderson）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就雇用条件指数来说，丹麦为25，与中国香港相仿，而德国是46，意大利为62；在解雇条件指数方面，丹麦约为1.8，德国约为2.5，葡萄牙更是高达3.6。“这意味着在丹麦，雇用一个人或与之解聘都非常容易。”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通过严格的立法进行管理。一方面，工资和劳动条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企业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即解雇需要若干条件，在解雇后也需要大笔开支进行供养，而且对于一些职位不得解雇。
比约恩（Bjorn）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欧区人事经理，负责丹麦、瑞典以及其他北欧国家的人事工作。据他介绍，在瑞典，很多职位规定，必须是因员工不称职等原因与之解雇；如果以不再需要这一职位为由解雇员工，那么该职位两年内不能再招人。然而在丹麦，如果裁一个人，第二天就可以再招聘。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丹麦对于终止合同的规定比较宽松。丹麦外交部投资局（IDK）副主管约恩?托高（Jon Thogaard）对记者介绍，如果符合劳资协议规定并提前三个月告知，雇主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不承担离职成本的形式解雇员工，不论其称职与否。因此，与瑞典、德国等国相比，丹麦企业可以更加便利地调整员工规模。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高了丹麦企业竞争力，以及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这适应了丹麦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丹麦，75%的企业是雇员少于25人的中小企业。在危机下，丹麦的失业率先是上升，而后较为快速地回落，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国家竞争力排名中，丹麦一直位居欧洲前列，最新的排名是欧洲第三。
2 公司所得税率仅28%
埃达（Eda）看起来不到30岁，五年前从中东某国来到丹麦，目前在哥本哈根定居。记者在劳动节遇到她时，她刚失去了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一家超市售货的工作。
今年1月，她就有被裁员的预感。当时，她的工作时间由每周40小时调整为丹麦标准的每周37小时。很快，她就被宣布，自己可能要被裁员。
“这下可以休息了。”她不无调侃地说。此前，她的税后收入大约每月1.1万克朗。现在，她每个月需要支付位于哥本哈根郊区1500克朗的房租、1200克朗的交通月票以及大约3000克朗的日常开销。不过，现在虽然失业了，埃达对记者说她并不太为收入担心。因为，她能拿到税后9000克朗的失业保险。
实际上，丹麦灵活的劳工制度背后，即有赖于丹麦高度发达的保障体系。据《福布斯》杂志一项关于失业津贴的调查，丹麦是全球失业津贴最高的国家。在过去3年里工作了52周的丹麦失业者，能够在接下来的4年里领取相当于其过去平均收入90％的津贴。在美国的一些州，普通工薪阶层的失业津贴仅为收入的27％。
问题在于，谁来承担如此巨额的失业津贴呢？
28%，这是丹麦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和政府高昂的社保成本支出相比，这一企业税率似乎太低了。要知道，在中国，2008年“两税合一”之后，企业所得税税率依然有25%，在这之前，企业要缴纳33%的所得税税率。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披露的165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所得税税率，有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税率超过丹麦的28%，如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等。
实际上，丹麦的社会福利支出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失业保险金则由政府和员工共同承担，员工要承担约8%的社会保障税，以及高比例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企业雇主在社会保障上的负担非常轻。
安德森的研究表明，丹麦的劳动力平均成本约为35万克朗/年（危机前水平）或150克朗/小时。雇主承担的社保费每年在3000克朗左右，仅相当于平均劳动力成本的1%左右。因此，算上社保费，丹麦雇主支付给员工的总成本低于瑞典、德国等。这就使得丹麦企业在整体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丹麦最大的雇主协会――丹麦企业联合会（DI，下称“企联”）首席经济学家克劳斯?拉斯穆森（Klaus Rasmusse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政府提供足够保障的情况下，资方负担的员工社保费可以忽略不计，企业得以“轻装前进”；企业可以快速、低成本地与工人解雇，这也可以使企业放心雇人；企业还可以自由调整工作岗位，并采取轮岗、待岗等灵活的劳动制度，政府则负责补足轮岗后造成的工资下降部分。
这样，丹麦的企业可以更加便利地调整员工规模，适应市场环境，快速完成转型；而劳工也可以更好地就业，并适时转行做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达到企业竞争力与劳动满意度的双赢。
3 社会保障资金
75%来自政府
高额的社会保障支出，但企业所得税率又是如此之低。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机制如何呢？
丹麦的社保主要由两类构成：自愿性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具体则包括失业福利资助、工作转换期保障、对弱势群体的较高福利保障、因病时期的临时资助等。
这两类社保支出，社会救助由政府完全承担，自愿性失业保险相当于一种保险机制，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构建资金池。
综合来看，丹麦就业保障资金的75%左右来自政府，包括对自愿性失业保险机构的补贴、社会救助、企业破产后支付薪水和教育培训费用等。另外25%来自员工个人，即在职者资助失业者，工作时为失业后未雨绸缪。
丹麦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此非常吻合。例如2007年，社会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住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丹麦为71.6%。这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当年为70.8%，法国为68.5%，意大利为61.9%，日本为66%，美国为58.4%。在以上社会性支出之中，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比重高达40%以上，也在最高的国家之列。当然，政府投资等经济事务支出只占丹麦财政支出的6.6%。
大多数自愿性失业保险由工会经营或所属，例如丹麦最大的工会3F经营最大的失业保险机构3FA，有30万雇员是3FA的客户；不是工会会员，也可以在付钱后成为某个工会经营的自愿性失业保险的客户。
虽然失业保险机构是工会所属的，在所有制上属于私有，但是政府给这些机构大量补贴。不仅如此，政府不会坐视失业保险机构破产，会保证每个失业者都能收到保险金。每个员工工资中缴纳的8%社保费（ATP）保障了这项资金的来源。
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可到社区的就业中心申请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补助，失业者个人不要缴纳任何会费。但申请社会救助的要求比较严格：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收入，亲人的收入不够供养，银行没有存款；受资助者则被要求积极寻找新工作（曾规定每周至少发出4封求职信），或参加专业技能培训等。
丹麦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机制，但丹麦的社会保障并不希望“养懒汉”；相反，这套制度要求失业者积极找工作，尽快重新就业。
4 个人要积极再就业
丹麦积极的再就业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府如何采取合乎每个失业者情况的培训和再就业措施，帮助和督促他们尽快返回劳动力市场。
摩登?宾得（Morten Binder）是哥本哈根就业中心行政主管。他对本报记者介绍，就业中心的职责就是帮助失业者再就业。在失业后4年内，失业者可享受高达原工资80%的失业救济金。
“这里有权利与义务的匹配：你（失业者）接受了政府的资助，领取高额失业保障金，就要积极找工作。”宾得说。
根据规定，失业者在接到解雇通知的次日就要到就业办公室去登记，并接受技能评估。评估结果按照技能高低分五类，从最高的“能很快就业”到第四类“缺乏技能”再到最低的“存在社会问题”，就业中心根据评估结果提供再就业服务。
失业者有义务寻找工作或者接受再就业培训。就业中心会提供空缺职位的信息，如园丁、社工、残疾人护理员等。如果失业者无理由地拒绝接受两小时车程以内的工作，失业保险金将立即取消。
宾得说，教育培训在再就业政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他认为，教育还是丹麦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丹麦始终重视教育的普及，具有支持针对各种雇用层次的终身教育传统。”政府还为失业者提供培训项目，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并支持他们找到新的工作机会。
针对长期失业人员，丹麦地方政府还为这些人提供为期两年的额外现金资助，以帮助其尽快回到职场。参加这一资助的有5万人以上，约占全国人口的1%，其中近一半为外国人。
拉斯穆森介绍，危机前，丹麦每年有约25万人步入失业大军，但同时也创造出同样多的新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丹麦人并不关注具体某个职位的就业，而是关注整体失业率在动态中保持低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的直观感受是，丹麦人换工作比较频繁，一些人并不把离职当回事，反而把这当成难得的休息和充电时间。他们说，虽然跳槽和暂时失业是常有的，但丹麦人的“感觉”是安全的。
5 “丹麦模式”核心是什么
在企业资方、雇员劳方、政府的三角关系之中，企业有灵活的用工制度，雇员有很好的保障，而政府的真正用武之地，不在劳资关系本身，而在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与促进再就业。丹麦人经常将他们的制度称为“灵活保障金三角”或“丹麦模式”。
这种模式在丹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丹麦的劳工制度并非从来如此。以前，丹麦曾经和瑞典相仿，福利、保障有余，效率、灵活不足，“养懒汉”的现象非常普遍，即很多失业者坐吃财政补助不出去工作。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丹麦出现了企业竞争力下滑、失业增加的不利局面。
1994年，时任丹麦首相、传统上代表工会势力的社会民主党人保罗?拉斯穆森（Paul Rasmussen）对劳工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思路是，雇佣关系的建立与解除本身由市场决定，而政府负责提供“后盾”――社会福利和保障。此外，他还强化了1990年引入的积极再就业政策。由此，“灵活保障金三角”得以建立。在他执政期间，失业率从13％降到5％。中右的自由党于2001年上台后，着手精简公共行政机构，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劳资集体协议”为基础、“灵活保障”为核心的劳工制度。
这套制度的核心精神是，“让市场的充分归市场，政府的充分归政府”。
丹麦劳工制度受到了欧盟的推崇。在最新的《欧洲2010年战略》报告中，欧盟委员会明确提到将丹麦的“灵活保障模式”推广。
就在记者快要结束采访的时候，丹麦劳工保障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5月25日，目前执政的自由党/保守党中右联盟与右翼政党人民党达成了一项关于劳工政策的协议，将失业后拿失业保障金的时间长度由四年降为两年，同时有多项削减福利的政策。
这套方案在丹麦引起了争议。当地媒体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这一方案的各有45%。支持者认为，新方案将领取失业保险金时间缩短，这有利于刺激失业者更积极地找工作；反对者则认为，新方案损害了劳工利益，特别是外籍劳工利益――外籍劳工几乎占了拿失业保险金人数的一半，其中有不少是长期失业。
毫无疑问，新方案动了劳方福利的“奶酪”。
这项改革的背景是经济危机下丹麦财政赤字的高企。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丹麦去年的财政赤字高达历史性的1万亿克朗。为了刺激经济，今年年初政府实施了减税计划，这更是使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填补财赤，政府向福利制度“开刀”，“刀口”就是四年失业保险金。
克劳斯?拉斯穆森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不够灵活有效一直是丹麦劳工制度的一大问题。他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得福利制度必须要作出改变。他对缩短失业保险金时间长度表示赞同，认为这是正确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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