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30日 07:37 |
作者： |
冯迪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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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刚刚生效4天，暂时远离新法案对评级行业有可能带来的法律影响，标准普尔总裁蒂文?沙玛（Deven Sharma）带着标普诸多部门主管来访中国。
沙玛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并对美国金融改革法案中，有关评级机构的新规定作出详细说明。
这是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要知道在金融监管改革的正中心，美国的大部分同行也只能先看看沙玛的公开声明。
当然，在大洋的这一岸，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质疑之声，并不比在美国本土微弱。实际上，几乎在每次危机中，评级机构总是成为众矢之的。自2007年8月开始担任标普总裁的沙玛，虽然感到有点不公平，但也理解公众如此关注评级机构的原因。
“利益冲突”存在于各商业模型
第一财经日报：新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实施，是否意味着评级机构对其评级负有赔偿责任，即如果投资者的投资恶化，投资者因而就会有权利，据此起诉评级机构？
沙玛：实际上，国会改变的是认定标准（pleading standard）。如果有人想起诉我们公司，标准比以前降低了。这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法律案件可以立案。但是，认定标准和最终断案标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日报：在收费问题方面，“利益冲突”是在中国广泛讨论的话题。在目前的商业模式中，你比较赞同哪种？
沙玛：首先这个议题最终没有在法案中出现，就是因为许多立法者认为，这是无意义的，而且如果结束这种利益冲突，可能会最终创造更多麻烦。
标普有150年历史了，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们就好像“目录指南”一样，那些想得到信息的人，就会对我们付费。直到1970年，我们都采用的是投资者付费的商业模型。但是当时没有任何评级信息是公众可以公开获取的。
1970年，许多的市场参与者集会并得出共识，这种商业模型缺乏透明度，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评级信息。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转向了发债人付费的机制。这种机制确保了公众免费获取评级信息。
如果再回到投资者付费的形式，那么市场上的透明度就会消失。
其次，利益冲突在各个商业模型中都是存在的，无论是发债人付费还是投资者付费，或者是政府公共事业模式。这是实施监管的法律如此重要的原因。在2300页新法案中，一些条例旨于加强客观性、独立性，我们也完全支持这些条文。
对次贷产品评级表现感到失望
日报：自本次金融危机以来，对评级机构的讨论，负面声音较多，且有一种观点认为评级机构在操控金融市场，你的回应是什么？
沙玛：一个企业能够存在150年还可以蓬勃发展，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坚守自己的价值体系。我们所服务的主要人员就是投资者，如果投资者不认为我们是可持续和可比较的，就会对我们失去信心。
如果仔细分析标准普尔从1981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评级的上千家企业，投资级企业发债人5年平均违约率为1.24%，而投机级证券发债人的这一比率为17.90%。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这一表现都堪称稳健。但我们对次贷产品（抵押贷款支持工具）的评级表现感到失望。
我们在市场上扮演了有限但重要的角色。我们带来了关于信贷的重要基准信息。如果你看过往的记录，我们对32万亿美元（债券）进行了评级，其中，“次债”仅有2万亿美元。虽然其他都没有问题，但“次债”有问题，对此我们也很失望。
我们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这么质疑我们。我们理解，虽然有时感到有点不公平。
汇改会带来更多人民币业务
日报：标普想继续拓展在华哪些业务内容？
沙玛：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是令人赞叹的。几年前，中国市场上IPO还寥寥，债券市场也一般；现在市场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债券市场开始开放，中国的各项改革措施加速，例如在人民币汇改方面，这会创造更多人民币业务、投资产品等。
我们想更多支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国信贷市场的发展。目前我们做了很多跨国评级工作，在指数方面，我们也在寻找更多机会来支持股票市场的指数化。
日报：你怎么看待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透明度问题？
沙玛：这还要看怎么定义透明度。最终，透明度是投资者可以得到被消化过的信息，并据此作出投资决定――他们是否对该公司的价值有充分了解，是否对该公司风险有充分了解。并不是越透明就越好，保持相对透明度是一件好事情，即投资者是不是得到了他们可以据以为证的充足信息。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的成熟，市场上的透明度也会增强；是的，目前的透明度需要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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