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复苏，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似乎正在逐渐散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后危机时期”的发展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后危机时期”的研究同样是个新的、迫切的课题。

　　回顾过去的2009年，在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其经济的韧性和应对大危机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特别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下，依靠强劲的内需增长抵御了罕见的外部冲击，较快地扭转下滑局面，不仅使经济率先实现了远超预期的V型复苏，更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开启了重塑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序幕。

　　事实上，客观地审视历史，可以发现，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种变化的规律或方向，相信对我国在“后危机时期”的发展，乃至更长远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9~1933年大危机：确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经济步入空前繁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战后的高涨繁荣并没有消除周期性危机的严重弊端。随着世界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和产品市场逐渐缩小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并且影响深远的大规模经济危机。

　　危机最初于1929年爆发自美国，其后很快向欧洲、北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并波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这次危机持续了4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率下降40%以上，直接损失高达2500亿美元。其中，美国和德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英国受危机影响较轻，日本时间较短，法国时间最长。但危机过后，美、德、英、日、法等国家的发展却大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进而引发了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国际经济秩序甚至货币体系都出现了深刻变化。具体分析来看：首先，危机爆发后，美国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以使其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并最终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而英国虽然所受影响最轻，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调整和合理的战略对策，因此其重新恢复一战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企图被彻底摧毁。

　　其次，德、意、日等国由于内部市场狭小，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竞争力脆弱，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逐渐走上扩军备战、以武力夺取国际市场、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

　　第三，与危机几乎同期，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该计划使苏联建成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从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最后，这次危机使几乎所有大国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但是在美国带领下，西方国家最终于1944年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最终形成。

　　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亚太经济的“雁阵模式”格局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影响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机。危机爆发之前，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主要基于“雁行模式”的区域分工结构。“雁行模式”的基本含义是，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均以这样的次序传递，从而在区域内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这种分工格局驱动下，东南亚各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也成功经受住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冲击。

　　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使东南亚各国忽略了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和货币秩序变化可能对其产生的严重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后，美元曾遭遇很强的贬值过程和贬值倾向，但是当贬值被认为有损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时，美国开始提出强势美元思路。而对于日本来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直接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在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对美元贬值成为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附和了美元升值要求，开始推动日元贬值。日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币值关系变化对于完全融入“雁行模式”，并大量依靠外资、奉行出口主导型经济和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东南亚国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信号。美元升值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东南亚各国货币具有巨大的贬值压力。日元贬值则使日本出口商在世界上更具价格优势，从而削弱了亚洲竞争者的竞争力。这样，1997年在经济结构和金融体制不相匹配的东南亚国家最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后，亚太经济格局迅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点：

　　第一，“雁行模式”被打破。最有趣的现象是这次危机在亚洲的爆发和传递过程正好和“雁行模式”的分工格局演化方向相反，所有参与“雁行模式”分工的国家都依次受到危机冲击。

　　第二，我国经济受到严重考验，国内首次出现通货紧缩局面。但是，鉴于良好的发展预期、国内改革的稳步进行以及人民币对外不贬值承诺，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机遇期。

　　第三，危机也促使东南亚国家加快改革，并加速了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

　　第四，为防范未来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始大规模积累外汇储备，但是其贸易条件则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作为制造业产品主要出口者的中国和泛东亚地区贸易条件的大幅度下降，同时其经济和金融也日益受到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束缚甚至盘剥。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多极博弈格局更显复杂性

　　2008年，一场70年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中止了全球近30年的大景气周期。从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看，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有不同之处。1929年大萧条确立了影响至今的世界经济格局，而这次危机则是对既有世界格局的全新挑战。目前，

　　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大调整端倪：

　　首先，危机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力，如开放的市场、全球供应链、跨国公司及私人所有制等受到严重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出现，跨国公司向其本国回归。

　　其次，此次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导反映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系统性缺陷，已经无法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新趋势。因而，很多国家呼吁要创造性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保护各国经济利益。

　　最后，在过去20年，许多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并在国际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由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共同讨论危机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反映了世界格局出现的新变化。

　　当然，目前还很难判断这些新趋势对国际经济格局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主要还取决于多方因素。第一，危机持续时间，如果时间较短，世界经济格局被迫重塑的范围和可能性将大大降低；第二，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博弈，美国是一个富有创新力的国家，每次危机都对其是一次历练和提升，此外，美国还掌控着世界货币体系，而日本和欧盟内部社会经济问题丛生，很难对美国经济发起挑战；第三，新兴经济体能否真正由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内核，这最终还要看其发展思路和内部政策能否真正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外部影响力；第四，国际资本和贸易变化方向，由于美国开始积极转型，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有所收缩，第一、第二产业重新快速发展，因此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可能下降，这势必对大量依靠贸易和国际资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某种制约。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转弯”进行时，世界经济格局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变化的趋势，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像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贸易结构调整、流动性泛滥、各国公共债务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发展模式修正等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危机时期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期影响我国经济的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矛盾和长期挑战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增加将使内部结构调整趋于复杂化，这决定了我国发展模式必须是开放的，同时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需要因时而动、因势利导做好模式的优化与调整，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增强逆势的承受力。笔者相信，我国发展模式与格局能够在“与时俱进”中、在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