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2月19日落下了帷幕。作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多边谈判经验丰富的著名外交家，中国前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前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认为，哥本哈根大会是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和谈判。就哥本哈根大会的影响、意义和前景等问题，吴建民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艰难谈判达成积极协议
《中国能源报》：哥本哈根大会刚刚落下帷幕，您对此次大会有何总体评价？
吴建民：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这也是哥本哈根大会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这次大会是在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全球气候治理秩序面临调整的情况下召开的，其过程非常激烈，影响十分深远。总体而言，大会达成的协议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大会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也许有人认为《哥本哈根协议》与预期相比存在差距，但须知这些成果是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强决心，也为将来的谈判和磋商打下了基础，理应积极评价和倍加珍惜。
《中国能源报》：在本次大会的收尾阶段（12月16日），主办方更换了大会原主席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赫泽高，而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替。这是否符合国际会议和谈判的惯例？与最终的会议结果是否存在联系？
吴建民：在国际会议中，因为议题重要性的不同和与会者级别的高低，会议主持人选的变动是正常的，民众和媒体不必对此做过多解读。12月16日后的会议已经进入了大会高级别讨论的阶段，随着各国领导人的到来，由丹麦首相来接任大会主席是可以接受的，这反映了主办方对大会的重视程度。当然不排除会议主持者带有或多或少的个人偏好，但在一个与会者如此广泛、各方力量都较强大的大会中，会议结果是不会因为大会主席的更换就轻易改变得了的。
集体因素左右多边谈判
《中国能源报》：您曾经长期在联合国工作，并亲自参加了联合国人权谈判。从多边谈判的角度，您怎样评价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大会中的表现？在今后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应注意哪些问题？
吴建民：中国代表团在此次谈判中表现得有理有利有节。由于气候变化议题的性质，这次谈判显得异常激烈。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站在不同立场上，其争论难以避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要为广大亚非拉国家说话，代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谈判，甚至与美国直接交锋。这也体现了多边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各国因为共同需要和相似立场，往往会形成几个主要的谈判集体，以集体的统一行动与其他集体或国家展开对话。哥本哈根大会中的基础四国、77国集团+中国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在今后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和做发言表态时，应注意避免媒体的断章取义。当今社会是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部分媒体为吸引受众，提高自身影响力，往往会抓住相关人士发言中的个别字眼大做文章，而忽略甚至是有意遗漏其发言背景及相关解释，结果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以后的多边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应更多地将这一因素纳入考虑。
官民协力共推谈判进程
《中国能源报》：您是亚洲能源论坛主席。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亚洲能源论坛做了哪些工作？未来论坛有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具体计划吗？
吴建民：首届亚洲能源论坛已于今年8月在广州举行，现在看来效果不错，反响很好。亚洲能源论坛是亚洲及世界能源界交流的平台，合作的平台，创新的平台，其中低碳经济和提高能效就是论坛的重要议题，而这两者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发展低碳经济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需要观念更新和技术进步，亚洲能源论坛可以为此提供信息沟通和对话交流的平台，推动思想的碰撞和技术的共享。
未来，亚洲能源论坛将发挥自身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在各国政府主导的气候变化谈判主渠道之外，为亚洲国家搭建起应对气候变化的二轨对话平台。亚洲有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以中印为代表的基础四国国家，有以马尔代夫为代表的小岛屿国家，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不尽相同。亚洲能源论坛可以成为其坦诚交流、充分协商和化解分歧的场所，以弥补正式官方谈判政治性强、过于僵硬和不易妥协等不足。
《中国能源报》：包括本次大会在内，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进展一直不顺利，有人甚至预言它将成为又一个无休无止的多哈回合。您认为气候谈判的前景如何？“气候外交”是否会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个长期主角？中国政府该如何应对？
吴建民：现实地说，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将会异常艰苦，但和多哈回合不同，它不会永无休止。道理很简单，多哈回合是贸易谈判，晚几年结束也没有太大关系，最多是全球自由贸易受些损失。但气候变化不一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全球变暖有其临界点，它不允许国际社会总是在谈判桌上推诿拖延、永无休止，人类必须在气候变化不可逆转之前达成协议并切实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外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都将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个主要角色，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也将上升。就中国而言，内政方面，中国政府应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能源消费中清洁能源的比例。外交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借鉴援助修建坦赞铁路、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等援外经验，协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比如设立“南南绿色发展基金”等；针对发达国家，中国应加强与其交流和对话，利用各自在市场、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发展清洁能源合作，以共同利益缩小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推动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团结早日实现。
■吴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