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4年的酝酿，我国的燃油税也于今年破茧而出，照理说，这应该是我国成品油价向国际主流市场靠拢的利好事件。然而，年内国家发改委主持的四次油价调整，除了第一次的降价赢得了满堂喝彩，余下的三次提价均掀起了轩然大波，不满的言论此起彼伏。

　　诚然，对于老百姓而言，燃油税怎么改都不如直接降价来的实惠，那么，有如委内瑞拉、伊朗的超高补贴政策在中国可行吗？王炜瀚博士的回答很干脆：“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政府补贴政策完全背离中国国情，在中国不可行。”

　　王炜瀚指出，成品油税费主要体现了一国政府意图、主要石油资源状况、国民收入水平、汽车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道路建设融资等因素。伊朗、委内瑞拉等资源丰富的产油国可完全实现石油自给，并可大量出口。这是一些石油资源国实行超高补贴的基础。另外一个事实是，这些石油资源国的工业往往并不发达，即便进行补贴也不需要过多投入。反观我国，去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将越过50%的警戒线，石油供给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根本不具备高额补贴的基础。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也向记者表示，从理论上说，政府可以大力从国外进口石油并以补贴压低油价，前提是这些低价能源能够带来众多其他行业的高速发展，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能源需求基数太过庞大，高额补贴政策对中国来说是“亏本买卖”。

　　那么美国的油价、税负“双低”政策呢？王炜瀚指出，美国的成品油低税费带来了高能耗的消费模式，误导了美国汽车产业和交通体系的发展，反过来加重了对石油的依赖性。不仅对环境带来沉重压力，要维持既有发展模式更需要在油价之外付出极高的安全成本，如外派军队、发动战争等。况且中美两国的现实国情完全不同，效仿美国不可取。

　　两位专家均认为，鉴于我国的石油消费形式和国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今后走日本、欧洲式的高税费、高油价模式是必然选择，但提高税费应是个渐进的过程，要从现实国情出发、从国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出发。纵览国外林林总总的成品油税制，日欧所采取的高税负政策的确较好地约束了石油消费，引导汽车产业向小型化、节能化发展，以高速便捷的公共交通替代私家车的泛滥。或许，日欧的成品油税负制度才最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