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17日 09:24 |
作者： |
陈志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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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社会忽视消费金融市场的结果是，老百姓储蓄率必然高，只能靠银行储蓄这类单纯的金融产品来解决养老、保险、投资等各种需要，这不仅效率低，也逼着人们不敢花钱
陈志武
1986年，笔者来耶鲁大学留学，住在研究生宿舍。同楼里有许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同学。结识韩国、日本同学后，发现在接人待物、文化上，他们跟中国人是这么像。一次在共用的厨房做饭时，我顺口跟旁边5位韩国学生说：“我们东亚人这么相似，文化上也那么相近，东亚国家为什么不能形成经济甚至政治共同体呢？”
我话没说完，一位韩国同学把筷子往桌上一砸，愤怒地说：“当年日本就是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由，侵占韩国、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我们决不能再上当！”他的愤怒，让我这个没有别的用意、很平淡地讲出一时感想的人吃惊。
目前尚在继续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亚洲造成极大打击。这种时候，我们当然要关注亚洲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为了让东亚经济今后少受全球危机的牵连，是否可以通过强化亚洲共同市场体系，来使其更加自成一体、自我增长？亚洲共同市场的前景会如何？
二战后的东亚经济模式
二战期间，因军运需要，批量造船技术迅速发展，世界海运容量激增。二战结束后，这些造船技术，加上新闲置的大规模海运容量，使跨国贸易成本大跌、贸易量大增。加上工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轻易地跨国移植，这些对想走出农业社会、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来说，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且是仅靠出口就能快速发展的机遇。
此外，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是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炮舰的。对于没有殖民传统的亚洲来说，这种国际秩序的变迁也使出口贸易的成本大大降低。
这些构成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得以成功的基础。先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然后是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一个个亚洲国家先后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优势，最大限度地享受制造技术“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红利”，以投资和出口来构成本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亚洲国家经济成功的特点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不管是谈到日本、韩国等国的增长经历，还是谈到中国的增长奇迹，大家都可以用“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来统称。
或许，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多，使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经济模式转型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从依赖外需改成依靠内需。
就这样，在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9月急剧恶化成全球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杆化”后，银行回收贷款，投资公司收缩布局，投资者不愿再冒险，消费者不敢花钱。于是，亚洲的出口全面受挫。2008年第四季度，台湾地区GDP同比下跌25.3%，韩国降20.7%，新加坡下滑16.4%，日本下跌12.7%。这些经济体的缩水程度都很惊人。
亚洲共同市场的愿景
如果能建立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好处显而易见――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都自不用说。
亚洲无疑已经是世界性的生产制造基地。除了工业革命和规则主导的全球贸易秩序之外，亚洲生产潜力易于发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铁的纪律”就能组织好大规模生产。受儒家“顺从”文化影响深远的东亚、东南亚社会，能够接受把人当作生产组织中的“一颗螺丝钉”。这种观念大大降低了现代流水线式生产组织的成本。
但是，亚洲巨大的消费潜力却难以实现，如果消费潜力不发挥出来，亚洲共同市场就难以自成一体，与其他区域经济“脱钩”就不能成为现实。
为什么亚洲经济难以内生出足以支持其自身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呢？有几个结构性因素抑制了亚洲国家消费潜力的发挥，并使亚洲经济难以与世界经济“脱钩”。
第一，亚洲社会储蓄率高、消费低，这并不是亚洲人天生不喜花钱，而是因为金融市场欠发达，为家庭提供的金融理财、风险配置产品品种甚少。而忽视消费金融市场的结果是，老百姓储蓄率必然高，只能靠银行储蓄这类简单的金融产品来解决养老、保险、投资等各种需要，这不仅效率低，也逼着人们不敢花钱。
第二，由于亚洲国家的民主总体上还年轻，除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财政开支基本都不像西欧、美国那样侧重民生。生活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费用更多由老百姓家庭自己支付。这意味着老百姓自己必须多储蓄、少消费。
第三，亚洲社会不完全是法治社会。正因如此，从韩国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台湾、新加坡，其经济和政治的家族色彩很浓，财阀和政客通过联姻和其他方式，形成牢固的商业和权力相结合的关系网。这些封闭的关系网垄断了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升迁机会，使中下层的子女难以有同等的经济机会、创业机会。这种固化的关系网压制了经济创新活力，也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结构难以改变，有钱人总是更有钱，中低收入人群总是处于中低收入阶层，这必然不利于本国消费的增长。
上面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性因素，可以改革，但不是几年内能改变的，这些都是基础制度性改革。再加上前面讲到的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包袱，亚洲共同市场的形成困难重重。所以，亚洲经济跟世界“脱钩”，其愿望可以探讨，但近期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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