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举行的任何大型国际会议，都难免会遭遇示威者。对于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而言也是如此。
　　从３月３１日晚开始，伦敦金融城已经着手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做准备，一些精品店、咖啡馆和美甲沙龙均准备暂时关门歇业，以防受到示威活动的冲击。
　　据悉，４月１日主要有３场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其中一场主要集中在伦敦金融城，组织者将通过这次活动，对美欧金融业引发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罪孽”进行声讨。
　　其他两场活动主要是由反战人士和一些环保人士组织的，与伦敦金融峰会关系都不大。实际上，对于许多示威者而言，他们瞄准的是伦敦金融峰会所引起的极高国际关注度，希望借这个机会，利用这个舞台，在世界媒体和民众面前表达他们自己的呼声。
　　伦敦警方提示，所有在伦敦金融城银行和律师事务所等公司上班的人员，４月１日要保持低调，要尽量身穿便装，不要“过分展示财富”，而且千万不要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低调，从来不是伦敦金融城的传统。员工穿着便装去上班，更是“匪夷所思”。西装革履才是他们的“标准配置”。
　　在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导致各国经济大幅下滑后，很多人都丢掉了工作。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普通民众对于金融业的“憎恶”情绪明显升温，连带着对西装革履、衣着光鲜的金融业职员也开始抱有对立情绪。一名示威活动的组织者说，如果发生零星的暴力事件，他不会感到意外。他说，许多人很可能会感到“愤怒”，因为在金融危机中，他们丢掉了自己的工作。
　　当然，任何暴力手段都是不可取的。但是，从纽约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的确有许多人需要反思。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动辄领取数百万美元年终奖金的是少数人，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丢掉工作、收入下降、生活陷入困顿的却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
　　低调，脱下西装革履，也许对保障伦敦金融城里各大金融机构员工的人身安全有一定保障，但要真正改变普通民众对他们的评价，他们和他们所在的行业必须进行深刻反省。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审慎，少一些鲁莽？为什么不能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疯狂？为什么不能多一些责任，少一些贪婪？为什么不能多接受一些监管，少鼓吹一些无节制的“创新”？ （中国证券报）

　　对比去年11月的华盛顿峰会，这一次伦敦峰会受民众“欢迎”的程度显然要高出N个档次。
　　尽管上一次峰会期间华盛顿也发生了零星的抗议，但基本未成气候，媒体也鲜有报道。这一次却不同，4月1日（峰会召开前一天）在金融城市中心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几乎占据了所有电视和平面媒体的最重要位置。两天前，金融城内就上演了3万多人集体游行抗议的壮观一幕，4月1日的活动只不过是这次抗议的延续。
　　英国警方称，大约有4000名抗议者4月1日聚集在伦敦金融城市中心的英国央行大楼周围。而在市中心的一幢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大楼则遭到数百名抗议者围攻。抗议人群纷纷向大楼的门窗投掷石块、塑料瓶和纸团等各种杂物，并高喊“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银行！”等口号。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建筑物的窗户被砸碎。
　　少数抗议者一度冲进了RBS大楼，从屋内往窗外扔办公设备，警察随即进入制止。还有一些人在用棍棒和硬物猛砸RBS大楼的玻璃墙，每当一个窟窿被砸开，抗议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欢呼和尖叫。
　　针对RBS的怒火由来已久。前不久，曾任该行CEO的古德温在爱丁堡价值300万英镑的豪宅就遭到破坏，住宅内的一辆豪华车也成为打击目标，一个自称对此负责的反资本主义组织声称，这只是开始。据说，古德温去年年底离职时卷走了上千万英镑的退休金，这让公众愤怒不已。
　　RBS是英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受金融危机影响，该行去年的亏损高达241亿英镑，创英国企业有史以来年度亏损之最。为避免这家大型银行陷入破产，英国政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多次出手援助，目前，政府已持有该行至少70%的股份，并为其提供上百亿英镑的注资和3千多亿英镑的资产担保。
　　RBS大楼和央行一带是4月1日抗议活动最集中和冲突最激烈的地方，但除此之外，多数抗议活动仍较为平静，尽管抗议者也发出了许多噪音。在很多地方，举着相机拍照的人远比抗议的人多。
　　因为事先就预见到可能会有抗议活动，金融城内的商店和金融机构不少都在峰会召开的两天期间索性放假。仍在上班的人也都纷纷放下手头工作，凑到窗户边上看大街上游行抗议的“盛况”。个别有些恶作剧的办公楼职员隔着玻璃窗向抗议人群挥动着10英镑的纸币，引得抗议队伍群情激奋。
　　“银行家滚蛋！”“资本主义到头了！”从抗议人群打出的标语看，多数人还是对那些酿成了巨额亏损的银行家们愤愤不平。还有一些抗议组织关注的是环境保护、战争和就业问题。
　　一位28岁的抗议者戴尔说：“我只是对这些所谓的银行家和他们的贪婪感到恶心，这一切必须停止。我们必须站出来表达我们的不满，但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
　　截至4月1日中午，警方至少逮捕了11名有过激行为的抗议者，此后被逮捕的人数还在持续上升，最新的数字已有23人。局部地区警方还与极少数抗议者发生了激烈的武力冲突，并引发流血事件，一些人则燃放了烟雾弹。抗议者不仅有来自本地的，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大家以各自不同的语言，表达着对现状的不满。
　　不过，当地媒体的现场报道画面显示，尽管现场颇为喧嚷，但抗议活动总体上仍比较平和。
　　事实上，此间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尽管最近几天伦敦爆发了有组织的抗议，但这些相对平和的活动并不会给G20峰会的正常召开和探讨的议题带来太大影响。
　　这不，这厢抗议如火如荼，那边唐宁街仍在有说有笑。4月1日下午2点半左右，在市中心的抗议活动达到一个小高潮的同时，布朗在首相官邸迎来了又一位重量级的访客――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宾主双方在唐宁街10号门口的红地毯上握手寒暄，并笑容满面接受媒体拍照，而几个街区之外的抗议如同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海证券报）

　　４月２日一早，各国政要首先要在伦敦展览中心共进早餐，不愿意错过一切重要新闻的记者们起码要在五点钟起床，赶到设在会议地点外围的“记者集散中心”，谁知验过证并登上大巴后，汽车竟在原地候了一个小时等待警方放行。惹得许多等待连线的电视记者心急如火，一些人甚至与安排交通的官员争吵起来。整个过程总共耗去一个半小时。其实，从记者集中地点到新闻中心，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据新华社电）

　　尽管夹杂着点点滴滴的轻推暗搡，伦敦的青梅煮酒依旧闪现出诸多亮点。在金融危机的全球反思、经济刺激的全球联动、金融监管的全球协力、保护主义的全球抵制、金融秩序的全球夯实、金融风险的全球治理和未来发展的全球策划等方面，20位领袖或是缔结了行动协议，或是达成了意向共识，或是形成了潜在默契，为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带来了阵阵暖意。但不能回避的是，就像许多人事先预料的那样，G20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伟大突破”，给人这样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对于一些“敏感性”较强的重要问题，峰会的答案或多或少有些语焉不详或是失之空洞；对于一些“争议性”不大的细枝末节，峰会答案反而显得有些厚重。
　　为什么G20没有结出累累硕果，而仅仅是小有斩获？一个耳熟能详的大众化解释在于利益冲突和全球博弈，虽然都面临着危机的肆虐，但“不同家庭的烦恼总是各有千秋”，受个体利益最大化这一原始动机的影响，经济体个体的博弈选择不可能完美兼顾集体理性，自保为先的个体策略导致共同协商解决个体选择“外部性”的空间十分狭小，能够在有限的交集中达成一些共识，已实属不易。在没有一个超主权实体能够以有形之手改变整个博弈结构的现实约束下，利益冲突导致博弈均衡不可避免地滑向“意犹未尽”。
　　若要问这利益冲突及博弈均衡滑向集体理性不足的根源又在哪里？在笔者看来，是三大矛盾的深层制约，这正是我们感觉意犹未尽的根源所在。
　　其一是全球性多边协商中的美国矛盾。美国会不会妥协于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决定要素在于美国“霸权稳定性”的变化。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前，次贷危机还仅仅是美国危机的时候，“远离美国、远离美元”的口号可能还颇有底气，但当次贷危机剧烈升级并演化为全球性经济、金融双危机之后，世界对美国“现有霸权地位”的惯性依赖反而进一步增强，在其他地区潜在的主权风险上升之际，“靠近美国”在短期内反而变得有利可图。本质上看，单纯的美国危机对美国是危大于机，对全球性多边协商形成突破是有力促进；而伴生着全球危机的美国危机对美国却是机大于危，对全球性多边协商形成突破则是潜在桎梏。以此观之，奥巴马在G20上坦陈美国对金融危机所负的责任，与其说是勇于担当，倒更像包含着些许有恃无恐的意味，毕竟美国危机的风险外溢对美国推行“以救助美国为中心救助全球”的策略颇有助力。有意思的是，在谴责美国制造了此番全球混乱的同时，诸多国家却丝毫不否认美国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许，每一个非美国家心中都有一个所谓的“G2”，而不是“G20”，这个“G2”里一个是自己，另一个则是美国。在美国潜在担负着各种“G2”重托的背景下，G20终结“美国霸权”本身就缺乏物质基础。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近来美国经济数据的频繁好转更潜在增强了奥巴马的底气，尽管整体上还是负面因素占据主流，但相比哀鸿遍野的欧洲和日本以及滞后显露出脆弱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至少美国经济复苏可能性的上升，给已然有所作为的奥巴马更大信心，维持“美国霸权”以实现美国、乃至全球稳定。
　　其二是全球性多边协商中的新兴经济体矛盾。当“脱钩”论尚未破碎时，新兴市场经济体未受到美国危机及其衍生的全球危机的太大冲击，彼时自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要求改变现有格局的需求并非迫在眉睫；而当“脱钩”论彻底失去市场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已不可能在全球动荡和衰退中独善其身，此时切身感受到失衡之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改变现有失衡体系的迫切性骤然增强，但尴尬的是，变革的迫切性与推动变革的能力此消彼长。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性多边协商中或多或少面临着这样一种矛盾，相对实力提升时求变之心相对不强，求变之心急切时相对实力却又有所不足。
　　自3月以来，IMF、世界银行、OECD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脆弱性的担忧不断加大，在调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寄予的厚望愈发淡化，以IMF为例，其2009年1月对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预期分别较2008年10月的预期调降了1.7、1.7和1.8个百分点，而其2009年3月对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预期又较2009年1月的预期最多调降了1.5、1.5和2个百分点。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神话的难以为继虽然加大了其求变的诉求，但也导致其推动G20形成历史性突破显得力不从心。
　　其三是全球多边协商中的整体矛盾。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全球危机导致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受阻，WTO最新预期表明全球贸易将出现萎缩，私人研究机构的数据分析也暗示着全球资本流动趋缓，这使得单一经济体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增长过快下滑的冲动不断增强，而要求抵制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诉求又大幅上升，“严于律人、宽于待己”的个体理性导致搭便车心理全球蔓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性口号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纸空谈，这与世界银行公布的贸易保护案例数据飙升暗自契合。另一方面，全球危机背景下，市场对国际机构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刺激”寄予了更高期望，但危机导致夯实国际机构的资源又极度稀缺，在各国忙于以有形之手弥补自身市场缺陷之际，国际机构难以获得足够的实质支持以提高实力、满足与日俱增的全球性“公共产品”需求。（上海证券报）

　　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越来越多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开始再次放言要打击避税天堂和离岸金融中心。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推行《禁止利用税收天堂避税法案》。而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廷·拉加德和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则呼吁，应“封杀”与避税天堂国家在金融领域签订的双边协议，并要求金融机构通报与这些国家的任何往来。
　　在经济衰退期间，指责和惩罚别人总能在政治上变得流行和具有吸引力，在经济上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至少从短期而言。例如，有分析认为，如果奥巴马通过规避避税天堂的法案，那么该法案的推行每年能为美国政府带来最多达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
　　然而，在全球流动性收紧的今天，打击避税天堂和离岸金融中心这种全球金融体系中事实上的“润滑部门”，或将导致全球流动性更为紧张。统计显示，在全球避税天堂里至今还沉睡着1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相当于法国GDP的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50%的国际贸易活动通过避税地进行中转，后者对这些贸易完全开放。同时，国际避税地拥有4000家银行，占全球总数2/3的对冲基金公司以及200万家“基地公司”（纳税人为躲避纳税而在低税或无税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公司）。这些避税国吸纳国际资金的胃口惊人，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已成为交易量最大的国际金融地点。可以说，完全开放、交易成本低的避税天堂的“润滑剂”效应，正是推动过去若干年来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大幅走高的重要力量。
　　现在越来越多的针对避税天堂或离岸金融中心的“敌对行动”，正让前景变得扑朔迷离。虽然避税天堂助长了诸如为富人逃避纳税、不问来源配合洗钱等“罪恶”，但在我们看来，各国政府的打击，更是金融领域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会极大地打击全球资本的流动，而并非仅仅查税那么简单。
　　自2009年1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购买美国货”以来，保护主义就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在国际贸易领域，作为对美国保护政策的回应，加拿大的一些政治家已经呼吁购买本国产品。墨西哥则威胁要禁止从美国进口部分肉类制品。俄罗斯提高汽车进口关税，印尼要求衣物、鞋类和电器产品的进口须取得特殊许可，印度也在本国钢铁行业的要求下，打算上调进口钢材的关税。埃及对糖类征收关税……这种贸易保护的势头发展得如此迅猛，以至于WTO官员们抱怨，他们现在要靠媒体报道才能及时了解形势变化，因为各国政府在向WTO通报情况方面通常行动迟缓。在金融市场，金融重商主义也愈演愈烈，各国政府试图用种种办法，让接受了政府援助的金融机构“向内转”，从而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大幅趋缓。《华尔街日报》的资料称，今年流向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投资，预计比2007年锐减82%……
　　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恶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将2万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大幅提高，由此引发各国跟风效应。到1932年，世界贸易比1929年下降了25%，世界工业生产降幅达30%。每个国家都试图将自己与外部危机隔绝开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80年后，我们再次审视这一历史，或许会为当时各国政府的短视和愚昧感到不可理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自由贸易极大普及和深入人心的今天，保护主义的思潮仍可以轻松地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对于中国而言，面对这波“去全球化”浪潮，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谨慎。（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