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国际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25日 09:53 |
作者： |
刘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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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大汽车厂商ＣＥＯ乘私人飞机赴国会申请救助；日本航空公司社长搭乘公共汽车上下班
美国三大汽车厂商靠政府养命钱艰难度日；丰田汽车主动取消主管红利迎战危机
美林前总裁因过于豪气的做派被新东家“炒鱿鱼”；日本大企业社长主动让贤年轻一代
经常有各式各样的礼仪指南告诫人们，在西方国家，询问其他人的收入就如同询问女士的年纪一样，是十分不礼貌的，这种行为往往会引起被询问者的反感。不过，当金融危机迫使美国的纳税人从已经空了许多的钱袋里再拿出钱来补贴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时，美国人也忍不住要破坏这种心照不宣的西方薪资礼仪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3月23日，负责调查AIG奖金事件的纽约总检察长科莫透露，AIG获得奖金的前20名高管中，已有15人同意退还全部奖金，奖金额最高的前10人中有9人名列其中。他预计，这些被退回的奖金在8０００万美元左右。
除了宣布AIG有近半数奖金将被退回外，科莫还给美国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表示，希望向公众公开获得奖金者的清单，但目前还在就安全和个人隐私问题进行评估。美国人终于有希望清楚地知道，谁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了。
当然，公众的目光不会只集中在AIG身上，除了AIG以外，人们也十分迫切地想知道其他行业、其他领域的哪些高管正在享受“罪恶”的高薪。类似的需求甚至开始向全球蔓延。
AIG不是孤立的，在世界各地，金融危机使高薪阶层感受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退回高薪、领取零薪水、领取象征性薪水已经成为潮流。
坚持不肯让步的前苏格兰皇家银行CEO古德温终于同意退还先前领走的270万英镑退休金；荷兰国际集团CEO扬·霍曼带头呼吁1200名集团高层经理交还2008年度的奖金；深发展董事长兼CEO法兰克·纽曼3月20日宣称，自己和银行其他高管因外界经济形势等原因自动降低薪酬。
难兄难弟的窘迫
在今天的美国，汽车行业和金融行业可谓是“难兄难弟”，比起政府慷慨解囊救助金融业，美国的汽车业可能面临更艰难的局面。
3月18日，当AIG总裁兼CEO爱德华·利迪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山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时，美国三大汽车巨头的CEO恐怕“心有戚戚焉”。他们也曾经在应对来自国会的质疑声时，陷入哑口无言、尴尬万分的境地。
2008年11月18日，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分别乘坐私人飞机飞赴华盛顿，向国会请愿，要求政府划拨250亿美元紧急贷款，用于挽救命悬一线的美国汽车制造业。
一边是耗费巨大的私人飞机，一边是向政府伸手要钱，美国民众愤怒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当场对３位CEO的私人豪华飞机发难。“你们中谁敢举手说是坐商务舱过来的？看看，没人举手吧。”谢尔曼问道，“我想问问你们中谁打算现在把私人飞机卖掉然后坐商务舱回去？看，还是没人举手吧。”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让人难堪的国会之行后，除了放弃私人飞机外，美国汽车三巨头CEO已经全部表态，甘愿领取1美元的年薪。
日本同行的责任
面对金融高管们的高额奖金，美国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3月16日曾经发表激进言论，愤怒指责AIG高管须为企业失败负责。“他们（高管）应该被替换掉。”他说，“但如果他们能按照日本人的习惯承担责任，或许我能感受好一些。他们应该到美国人面前深深鞠上一躬，然后说‘对不起’，最后做两件事中任意一件，辞职或者去自杀。”
尽管格拉斯利的言论有些过激，不过他还真说对了一件事，相对美国的高薪阶层，日本企业的高管们似乎显得更自觉。当美国民众和媒体口诛笔伐高薪高管时，日本的民众和媒体不用浪费口水。
美国三大车厂的CEO打“私人飞的”踏上申请救助的旅程，日本航空公司社长西松遥正和普通人一起搭公共汽车上下班。他自愿减薪，希望与员工“共体时艰”。
美国濒临倒闭的三大汽车企业向政府要救助，全球第一大车厂丰田汽车公司却以取消所有主管红利的方式迎战金融危机。
美林前总裁塞恩因为过于豪气的做派和不佳的业绩被新东家美国银行“炒鱿鱼”时，丰田、索尼、东芝、本田、日立等企业的社长都已换人，许多人辞职是为了让年轻一代接棒，以度过金融危机。
根据日经产业新闻调查，自去年4月起，日本已有超过200家企业的领导人自愿减薪。这些企业领导人过去的收入也只是美国同行的1/4。日本企业高管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日本式克制和谦逊甚至让日本流行多年的向西方企业学习的潮流开始“返流”。
“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在美国一部描写华尔街生活的电影中有这样的台词。这不仅是一句台词，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一度成为可能蔓延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好在金融危机给了日本企业庆幸的机会，也给了全世界一次思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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