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时代周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22日 17:12 |
作者： |
李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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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的论调就像一个挥霍无度的人将破产的责任归咎为别人借钱给他一样，无论怎么看都有悖常识。
危机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而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越难以走出经济危机，这是一个愚蠢的恶性循环。
本报记者李铁
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理论，那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这个理论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虽然这种哗众取宠的理论能满足艺术界的需要，甚至还有一部电影就叫《蝴蝶效应》，但艺术可以浪漫点，但科学是严肃的，这个明显违背常识的理论并不为科学界所接受，只把它当作一个国际玩笑而已。
而就在前不久，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开了一个类似的国际玩笑。他在1月1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抛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国责任论”，认为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此，我要说的是，如果“蝴蝶效应”成立的话，或许保尔森可能是对的。可惜有个大哲学家早就点破了此类胡说的根源，这个人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如果一个讨论脱离具体的语境，不顾轻重缓急，只抽象地拿逻辑说事的话，你可以把任何行为解释得符合任何规则。也就是说，可以把任何事情联系起来，可以把任何歪理讲成真理。维特根斯坦把这一错误叫做“哲学病”，因为哲学家最喜欢脱离具体语境，不顾常识提出怪问题。在我看来，保尔森的“中国责任论”就犯了这种哲学病。
到底是谁的责任
当然，对于保尔森来说，哲学家说的可能不算，他是财长，玩经济的，我们还是让经济事实来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思研究的深入，关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
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似乎和全球贸易失衡存在着某种关联。但事实上，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金融监管的缺失、过度消费的泛滥，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从目前主流的研究来看，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此次金融危机开端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美联储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防止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在经济尚且健康的情况下，迅速降息。而当时美国利率相对于当时的经济形势实际已经处于一个过低的水平。
之后，格林斯潘又为了应对IT泡沫的破灭和“9·11”引发的消费衰退，又多次选择了短视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由6.5厘下降到1厘，创下40年来最低水平。这样的奇低利率虽然像强心针一样刺激了消费，短期避免了下滑，但无疑将泡沫越吹越大。超低利率等于对华尔街宣告：发财的时候到了。市场上充斥着便宜的资金，此时不借，更待何时？华尔街届时唯一要做的就是疯狂地把这些钱投出去，去哪里？房地产。
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资产价格过高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直至次贷危机蔓延至整个金融领域，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当然，除了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和过度消费的泛滥，金融过度创新、监管缺失也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自相矛盾的保尔森
事实上，保尔森的“中国责任论”也明显自相矛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提高新兴国家抗击金融风暴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这些亚洲国家能加强外汇储备和提高国内的储蓄率。而这一政策的出台，正是美国金融当局所主导的。而如今，保尔森又反过来说这些储蓄害了美国，确实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就在2008年9月底，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引发金融海啸的时候，由于中国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又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国债持有者，而当时美国救市最需要的是资金，曾迫切需要过中国的帮助，中国也以实际行动支持了美国的救市。
2008年9月和10月，布什与胡锦涛主席多次通电话交换意见、紧密合作，共同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努力。大家都还记得，在2008年10月21日，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副财长麦考米克表示，在全球金融动荡期间，美中一直保持频繁沟通，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是“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与盟友”。保尔森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时也说：“很显然，中国接受了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所承担的责任，即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共同努力，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感谢中国在这次金融动荡期间所扮演的负责任的角色。”
而如今，保尔森又说中国的高储蓄率害了美国，颇有“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之嫌。另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保尔森指责中国的高储蓄时，美国经济界却极为担心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不再在资金上给美国提供支持借钱。就在去年中国宣布要以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之后，美国很多媒体讨论，害怕此举会导致中国在美国的资金回收，使美国救市政策落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保尔森的论调就像一个挥霍无度的人将破产的责任归咎为别人借钱给他一样，无论怎么看都有悖常识。这一谬论也自然招致了美国许多金融专家的反对。
美林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追则说：“我不认为此次危机产生于中国人的过度储蓄，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说法。”“解决全球不平衡，我认为美国人应该节制消费。”有美国媒体也对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文化提出批评：“只要太阳一升起，消费者们就开始购物。”莱恩哈特也指出：“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会真的认为是中国的高储蓄导致了这次危机。中国的高储蓄确实降低了长期的利率，不过这只是危机清单上的一个而已，当然美联储把联邦储备金利率降到1%达两年之久，之后又提高得太慢，毫无疑问应该承担责任。”
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斯曼也表示，“过分地近距离接触危机，反而使得保尔森失去了看到更大图景的能力。”“他并没有花时间好好思考更根本的问题。”
保尔森意欲何为？
格雷斯曼的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说保尔森是没有思考清楚，恐怕有辱这位哈佛高才生的智商。保尔森在1月20日离任之前突然发表这一“高论”，其目的耐人寻味。我们看到，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保尔森一人。最近的《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中国储蓄帮助吹起美国泡沫》的文章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就指出美国的债务问题“不在于美国人花钱太多，而是外国人存钱太多”，当然，这些“外国人”指的主要就是中国人。最新一期美国《外交》杂志也刊登了伯南克在2005年提出的“过度储蓄论”的文章。
不过，有人也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并不是投行和大学的经济学家，而是财长和联储主席们，对此，《福布斯》杂志的一篇题为《保尔森错了》的文章道破了天机：“全球储蓄剩余不是美国经济窘境的原因。保尔森和伯南克的辩解不过是在转嫁美联储在2002－2004年之间维持过低利率的责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莱恩哈特也毫不客气地对媒体说：“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
这样的分析就让人不难理解了，将于1月20日卸任的保尔森，曾经是金融危机中的救市英雄，但直至今日，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衰退的威胁，为了体面地离任，转移一下公众的指责对象也属情理之中，尽管这一招并不那么磊落。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中国责任论”的背后，也绝非仅仅是个人推卸责任那么简单。重提双边贸易问题，为贸易保护博弈增加筹码或许才是更主要的目的。伯南克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中东产油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大量出口，产生了巨额贸易顺差，美国相应产生巨额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利率过低，刺激了资产泡沫的上升，以房价下跌为导火索引发了金融危机。历史告诉我们，因为眼前利益的驱动，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越会抬头。许多美国政客一直对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耿耿于怀，这次也不例外。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危机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而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就越难以走出经济危机，这是一个愚蠢的恶性循环。过去的30年，正是因为中美两国开放的经贸发展，共同合作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才创造了上个世纪以来最成功的经济蓝图。
我们衷心希望，保尔森的话，仅仅是一个卸任财长的私人话语，不会对奥巴马的新政府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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