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20日 08:06 |
作者： |
李晶;王慧卿 |
| |
(翻译 整理)
编者按：
本期《华尔街圆桌》邀请了知名学者，以及华尔街游说机构，多元视角探讨中国在30年中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未来改革的动力以及改革的方向。探讨在全球经济波动下,中美两国如何各自进行深入变革，以扭转长期不平衡发展；如何进一步相互开放,及良性经贸互动,找到平衡发展的路径；如何持续构建两国经济高官畅通沟通机制，塑造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新地位，在世界金融舞台上发挥中国更多作用。
主持人：
冯郁青 《第一财经日报》驻纽约研究员
时间：2008年12月15日
地点：纽约华美协进社
布莱特?赛特思（Brad Setser）
美国外交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约翰?德瑞(John Dearie)
华尔街游说机构Financial Service Forum副总裁
1978年中国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历程。中国为何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当今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继续？中美未来的经济关系会怎样？
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华尔街圆桌论坛邀请到麻省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美国外交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赛特思和Financial Service Forum副总裁德瑞，进行了深度讨论。
1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否有独特性
主持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是什么使得其成就具有如此特别的意义？
黄亚生：关于中国的改革案例是否特别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发展的确很快，但与东亚的发展相比较，这种成就是类似的。二战以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很快就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比如日本、韩国等。当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好时，也要意识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中国发展迅速的原因，很多学者对此也有所争论。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全球化，外国直接投资（FDI）、贸易。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分析角度。而在我看来，这是最不重要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起反作用的。
第二是个人创业，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民间涌现出一批非常具有活力的企业。我最近刚看了一本这方面的书，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奇迹最重要的因素。
第三是自由的进步，主要是内生性自由，这相对于外生性自由，也就是由FDI和贸易带来的自由。内生性自由化有两个主要成分，首先是金融自由化。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村，涌现出很多有活力的企业，其原因就是金融的自由化。民间资金可以提供给私营企业，以及某种程度上允许私营金融中介的存在，投资者可以进行资本重置等。在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但主要还局限在农村地区。另一个成分是政治民主化的程度。
中国发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GDP的增速，而是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即贫困的显著减少。
赛特思：我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来描述这种发展。首先是不同寻常的高投资率和储蓄率，在改革过程中都是如此，尤其在过去8年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个现象很突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高投资率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过去的六七年，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国家还要高，而且这些投资主要由大量国内储蓄支持。这意味着中国不需要依靠国外资本。所以，中国也不会像其他新兴国家那样，在发展中遇到国际资金突然大规模撤走的危险。
中国的模式就是依赖自身大量的存款进行融资和保持高投资率。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当代史中罕见的投资高潮期，我认为这个投资热潮甚至远远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以及韩国这样当年迅速崛起的经济体。中国现有的账户盈余在扩张，这意味着中国的存款甚至超过了不断增高的投资水平需求，这也说明中国的消费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是二战后经济发展史上最低的水平。中国GDP中来自于消费的比例非常低，而金融资本相当大的比例来自于存款。
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增长模式。这也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形成的模式，但过去六七年越来越仰赖这种模式。2000年，中国出口了2500亿美元的商品到世界各地，美国出口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商品。对于有意义的共享经济和全球经济来说，中国的出口相对其规模并不算多。2008年，我们有前11个月的数据（12月的还没出来），中国出口了1.43（商务部数据是1.32）万亿美元，8年来增长了5~6倍，持续出口每年增长20%~30%，远远超过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中国目前的出口规模和美国、欧洲相比即使不超过，也是不相上下，而这两个经济体规模都比中国大。
第三，我与黄教授的观点不尽相同。我想强调，中国经济有很多特点，这些特点放在其他国家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但中国克服了。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是政府所有的，无论从存款比例还是从贷款比例来说。通过控制信贷调整经济也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特点。2004年以后，中国就通过控制国内信贷来应对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说，虽然中国的民营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能源公司、通信企业等很多部门都是国有的。除了发展的高速度之外，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华盛顿共识。
最后，如果一个经济体经历中国过去8年这样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水平，毫无疑问它会面临潜在泡沫破裂的风险。因此，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可能像美国一样放缓。
德瑞：尽管前面两位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可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中找到影子，但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过去30年中是否特别，我的答案是肯定的。1999年，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七，现在已经到第四或第三的位置，最近刚刚超过德国。黄教授说到贫困减少，上世纪80年代以来4亿人口脱离贫困。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数据，说明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规模。
在推动中国发展的因素里，物权法和法治化的提高，这两个过程都还没有结束。我同意赛特思所说，目前面临的一个危险是金融危机拖慢经济发展，导致这些改革半途而废。我们特别关注金融业的现代化改革，中国在过去十年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中国国内，关于是否继续金融系统改革也有很激烈的辩论，尤其是在金融开放方面。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相当关键，因为它决定了资本的分配、储蓄改革等。在我看来，中国很难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经济平衡，尤其是通过 “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是制造业占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在过去25年中发展很好，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中国在几年前就意识到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也体现在五年计划中。现在中国更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增长方式使其在面对国外经济冲击时显得比较脆弱，如现在的欧美经济衰退，外部需求减弱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寻找经济增长、社会和环境都可持续的道路，进行哪些转变才能达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这对于全世界也很重要。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中美两国的发展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半以上。全世界和美国都不能承担中国经济倒退或者原地踏步，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利益。中国金融系统是否会继续改革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金融系统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都是重要的润滑剂。中国经济模式能否转移到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上来，金融系统能否为之调动和整合经济发展资源，这是个关键问题。
主持人：德瑞刚才的发言已经部分回答了我下面要问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放缓，进出口在12月出现下降。赛特思在其博客中说，中国出口的下降意味着全世界需求出现下降，进口下降说明国内需求也疲软。中国国内的消费是否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融入世界经济的时候，是不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也难以独善其身？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黄亚生：进入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这一现象，即赛特思讲到的投资率和GDP的比率。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投资率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时期的投资率是相近的，在30%~35%，主要是消费带动的增长，而不是出口需求，也不是投资驱动的增长。
主持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增长就开始主要依赖出口？
黄亚生：是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家庭收入增长放缓，也意味着没有足够国内需求的支持，需要别人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这个“别人”就是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所以我不认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思路的问题，而是金融自由化没有到位的结果。
2 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支撑
主持人：面临全球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中国的进出口都在下降。你认为中国的国内需求足以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么？
黄亚生：不行，这正是问题所在。有人还记得所谓中美经济关系脱钩的观点（The Hype of Decoupling）。但没有证据显示中美经济脱钩的迹象存在，原因是中国的增长主要就是依靠出口。人们会说不是，纯贸易在GDP增长中的比重下降了。这确实是事实，但也要看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内需求也主要是投资，而且是与外贸领域相关的投资，比如建设港口、机场等。中国国内的低消费不是因为储蓄率高。高储蓄率是因为政府部门、企业都在储蓄，真正的家庭储蓄其实很少。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的确高于美国，但还低于印度。中国内需不足的真实原因是实际收入的增长缓慢。
赛特思：我完全同意中国家庭储蓄率不算高的观点。我记得，世界银行业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了这种现象，研究发现印度家庭储蓄率高于中国，跟以前的很多理解背道而驰。
中国过去三四年的经济增长是由什么驱动的？主要就是国内的高投资需求，内需在GDP增长中占了9%，尽管不是所有，也有大部分来自投资，而且很大一部分投资也是用于外贸相关领域，其他投资则用于房地产和公共设施领域。
2005年~2007年，纯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约达到3%。我将从很狭窄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温和的中美经济脱钩的现象，美国经济开始放缓，进口和贸易逆差都在减少。2006年初，住宅投资刚开始放缓，美国经济放缓的步伐随着2007年的次贷危机的加剧开始增强。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美国相对较慢，因此美国降低利率水平到2%。而此时中国经济表现良好，世界经济也很景气，那也就意味着美元明显贬值。这部分影响到中国投资成本的增加。但中国为了回避美国经济的拖累，已经把出口重心转移到欧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不过，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而美国是最先倒下的，中国的投资放缓是在最后。中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最后一张。我们已经看到，房地产先于外贸开始下滑，真实的进口需求至今已经疲软了好几个月了。中国最关键的内部需求在出口危机之前已经开始疲软。
我们都知道，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在减少，开始移向西部，但中国出口整体表现还不错，比如电子产品、轻型家电，每年出口的增长都很强劲，名义增长有时达到20%，真实增长达到10%，这种情况持续到2008年10月。显然这样的局面也要结束了，出口开始下降。
总体来说，出口行业下滑比人们预想的还要迅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也没有完全明白。经济繁荣都有周期，也许是经济繁荣周期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结束了，也许是政策失误，房地产业滑坡的时候，股市方面的资本市场表现完全相反。但总体来说，数据表明衰退广泛存在，无论是内生性的还是外部性的。
德瑞：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的经济衰退脱钩（decoupling）只是短期的，可能会持续几年，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乃至世界会完全脱钩，不产生影响是没有根据的。关于中国家庭储蓄率被严重高估的说法很有趣，我之前还没听说过印度的家庭储蓄率超过中国。但毫无疑问，中国人的防范性储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比美国和欧盟高出太多，而且还有增加的趋势，因为他们没有更多金融工具、进行安全投资、进入其他金融投资的渠道。
大量的金融投资工具还没有，比如退休金的投资产品，也没有丰富的保险产品来保证自己的后半生，所以只能通过存款来保障。如果各种金融产品都落实了，相信储蓄就会低下来，也有了更多的消费。当然主要的金融体系模式都是美国的，虽然目前我们的经历非常痛苦，但系统本身也算相对健康，也许对中国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主持人：最近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专栏中说，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也难以避免。你们认为中国该如何做？
德瑞：中国在2005年制定新的5年发展规划中，强调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减少对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转向服务业和消费导向型的经济。这个过程很难推进，有结构和文化上的障碍，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有高效率的系统来调动分配资本。
刚才也讨论到，过去几十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还处于不很发达的阶段，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而且是国有银行为主，政策直接干预的观念已经抛弃，但还是时有发生。要发展和实现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金融服务机构和有消费者需要的各种服务都要具备。在现在的体制下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这种变化，但目前经济模式的脆弱性已经暴露，在过去15~20年的时间里这种模式产生了不少问题，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等与之相关的问题。
中国把实现这种转变写入五年规划，非常符合世界经济和美国的利益。想象一下，13亿消费者，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真的觉得，这些人增加的消费是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出路，是解决世界贸易不平衡的长期解决之道，而不是汇率问题，虽然它也很重要。但是贸易流动的最后结果应该是，增加的消费促进了美国的经济与就业。
3 中美经贸关系走向
主持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靠的是美国的消费，看起来这样的模式本身无法持久，你们同意么？如果不同意，未来中美的经贸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黄亚生：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我认为中国应该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注重在更广泛的范围来进行发展，而不是集中发展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
我不认为最近净出口的下降是中国增长和美国经济脱钩的证据，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出口加工，从国外进口各种材料和零部件，加工组装后再出口，毛利润非常低，这也计入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出口加工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特征就是净出口较少。但看贸易总额的比重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说则是高得惊人，占GDP的60%~70%，显然这在全球经济泡沫破裂的环境中是不可持续的。
有趣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改革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实体经济特别是房地产业却极大地暴露在危机当中。为什么后者最先开始降温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因为大量流动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涌入沿海城市，他们需要住房，就有相关政策出台，就有了房屋的建设。另一方面，上海和北京都有大量香港房地产投资者推高了房产市值，使得当地政府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因为政府是土地的垄断收购者。看看各地政府的账单，50%的收入来自卖地，销售方高度市场化，而收购方缺少竞争。这样聚集起来的财富非常惊人，但不是聚积到那些需要钱消费的人手中。
我现在担心的是，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又回到上述模式中，短期内使GDP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却没有解决根本的国内消费问题。如果不让土地通过市场公平定价买卖，同时又把房价控制下来，这对于上游持有土地的农民是不利的。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保持短时间内的增长，另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实现长远经济平衡，就必须谨慎思量如何使用这笔救市资金。
赛特思：我的家族中一半来自堪萨斯州的农村，另一半来自圣路易斯城外类似郊区的地区，但两边亲戚的财富差别也很大。所以，我很能体会城市发展对于周边乡村地区能带来多大的变化，但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民不能从卖地的城市化中获益。黄教授说到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这是正确的。
比较乐观的一点是，中国想要平衡自身经济的过程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因此，这方面政策上不会有太大的代价。不过，短期内世界经济快速衰退，不管中国采取什么措施也不能改变这一点。欧洲不买了，美国不买了，以前的“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模式受到挑战。中国国内的经济也放缓了，显然现在做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些。唯一有可能的做法就是，而且很有可能的是，中国的外贸行业的衰退使得政策制定者面临巨大压力而采取措施支持出口，通过汇率政策使美元升值，或者对外贸企业进行补贴。但这些对中国经济有益的政策不见得有利于世界。
与上述政策相反，中国会采取另外的一些措施促进国内需求。最近，世界银行从中国刺激政策的分析中看到，财政赤字增加了1.5个百分点。这其实不算多，美国面临这样的情况会增加更多财政赤字，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运用更激进的财政政策来增加内需。
在这当中，中国与美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在刺激消费的同时，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去刺激那些在增长的部门。房地产商想要政府对房地产业补贴，在美国这里的压力就是支撑房价，保持在过去几年里的增长。理想的情况是，实施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强调“大规模”，是因为对于世界经济衰退的速度我真的感到震惊。
主持人：既然这种模式不可持续，而我们正面临全球经济下滑，那么中美未来的经济关系会如何？
赛特思：中国对美国贷款的真正回报将会很好，而中国还在不断借钱到美国，短期内这种关系不会改变。贸易摩擦有所缓解，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已经把出口市场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从中国的进口占美国GDP的比重保持不变。
我认为进口相对美国GDP的比重会下降，但长期来看中国在美国的进口份额会加重，这中间会有紧张的摩擦。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人会经历阵痛。
主持人：现在已经发生了。
赛特思：已经发生的只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生产企业。不只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电子、机械和其他更广泛的领域也有可能。当然这也会给政府巨大压力出台支持出口的政策。
但中国越支持出口，全球大环境就越发要求削减进口，甚至达到10%的水平，中国出口越多，从别人那里就拿走越多。
德瑞：赛特思的说法很有道理，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很可能让中国和美国退回到以前的行为方式上。
这种经济环境下，中国会做所有可能的事情来提振出口经济。短期内，政府会想尽办法刺激出口。中国本来意识到要站在平衡经济的立场上，现在的危机迫使他们又回到促出口的立场。
短期看，他们没有依靠内需型经济相应的基础机构、相应的金融体系，这需要多年的建设。而当前最大的动力是保持经济增长，同时也要促进出口。
在美国方面，短期内，也在尽一切力量刺激消费，因为消费占了美国经济的3/4，美国消费不恢复，经济也无法恢复。虽然美国也深刻意识到自己经济系统中的问题，但就像中国一样，很可能转移重心去寻找只有短期功效的速效药。这是人之常情，但会让未来长期的局势更加困难，这个过程中会有两方政治力量的激烈角逐，这很令人担忧。
另一方面，金融系统的高官参与的华盛顿中美双边对话，其中有两条基本原则，首先是与中国保持对话的重要性，强调在过去25年中与中国对话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强调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中国想要取得其他经济目标的非常重要的基石。
4 金融开放两难
主持人：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现在我们会说美国的金融体系也有很多问题。中国金融官员如何从美国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继续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德瑞：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机构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每年都关注中国，与中国的监管者和经济界领袖会谈，为中美对话开路。以前这些会面还很受尊重，但当然也只在相关领域内。
中美双方都要确保对方正确理解自己的意图，汇率、贸易平衡等。几乎所有的议题，以及发生的摩擦都与贸易相关。在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前一个月，我们金融服务委员会又计划了一次北京之旅。
老实说我不认为这是到北京去的恰当时机。在目前美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几近崩溃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告诉中国方面，你们应该进行金融改革，应该更开放，更参与到世界的金融系统中。但既然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是去了。但去之前，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到时在谈判桌上中国方面会对我们说：“你们是开玩笑吧。”
主持人：事实上中国看到了一个有管制的金融系统的好处。
德瑞：有意思的是，到中国之后，我们受到的待遇与预想的完全相反。会谈的内容和气氛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从对方的眼中可以看到那种榜样毁灭的恐惧，美国金融模式，或者是西方金融模式曾经是中国仰慕和学习的榜样，现在已经遭遇灭顶之灾。
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原来的老师成了傻瓜。
中国也有成千上万的工厂被关闭，他们会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出口经济上，但他们表示从未这么深刻地意识到经济平衡的重要，如何让金融系统来确保这一点，而且他们也确信中国不会衰退。
但他们不知道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他们的改革进程意味着什么。如果老师成了傻瓜，那学生应该学习什么？他们积极地了解美国的对策，国会会如何做，他们知道保尔森，知道盖特纳，知道很多经济顾问，知道奥巴马团队，还想知道一切关于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信息。
他们想知道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反应，危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在激烈竞争市场中强大的金融系统等，他们想知道这些，把这些东西运用于自己的改革。
主持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你怎样建议中国的金融官员来稳定其金融系统？
赛特思：这正是我要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还拥有国家控制的金融系统是有利的，无须经历美国银行体系的被接管、被注资等痛苦的过程。其实，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改革之初也曾有大量的不良贷款，也经历过注资过程，由于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所以不会引起恐慌。
中国有很庞大的储蓄基础，同时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管制存贷款利率、准备金要求、贷款规模等。这些都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机构不同。美欧大多数金融机构主要靠在资本市场进行批发融资，必须不断从市场获取资金以支持放贷。
本次危机的发生，促使美国的金融机构在长期内充实更多的资本，开拓更多的融资渠道，获取更多的流动性。在短期内，美国金融机构需要收缩信贷，在接受注资后，其贷款投向往往需要接受“窗口指导”，比如贷给中小企业、促进居民消费等。而在长期内，西方的直接融资仍会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的银行业现在应当增加放贷，否则会造成经济更为严重的下滑。在目前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不应优先考虑，但中国应当继续推动开放，不要犹豫，不应受到所谓热钱的干扰，因为资金总是有进有出，影响不会太大。同样，危机也不会改变人民币继续温和升值的走向。中国政府要继续发挥在金融部门改革发展、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引导作用，让国有金融部门更好地为支持内需服务。
黄亚生：很有意思的是，我也从我的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老师变成了傻瓜。”但是，学生要记住的是，中国的主要银行目前仍然是国有的。作为国有银行，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曾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借款企业可以借新换旧，贷款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经济不好时就会出现问题。
如今，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行、出口的下滑，银行的经营也会受到影响。学生的情况虽然有可能不会比老师糟，但是也会很坏。
不同的是在美国，经济不好时，各种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马上出现信贷紧缩、股市崩盘，危机迫使政策制定者快速作出反应，尽快处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缓慢的死亡，像日本，他们已经用了15年的时间去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中国的决策者必须关注出口部门的状况，因为事关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雇用了数以百万计从农村来的劳动人口，收入很低并且这份收入是唯一的生活来源。政府不断出台出口补贴政策，其实也是重估币值的一种方式，保证出口稳定。
如果经济会持续下滑，中国会更多地对出口补贴，因为如果不补贴的话，太多的风险聚集在出口产业。想想美国的汽车业三巨头，如果三巨头破产，会影响到25万到100万人的工作。如果中国出口产业出现危机，我们讨论的是2000万到3000万的人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没有任何保障。
这是中国增长模式的巨大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少数的富有阶层，但是却没有广泛的社会阶层来分享这个财富。我有一些做房地产的高管，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顾客有两种人，一种是在股票市场上赚到钱的人，当然现在这种人很少了。另外就是在房地产上赚到钱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增长基础。中国的房地产业占据25%的固定收益投入，占40%的GDP, 这种巨大的投资依靠这么小的基础。短期内我看不到任何方式可以改变这种增长模式，这让人非常担心。
5 危机中的中国机遇
主持人：我们讨论了很多中国的困难，不过中国现在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在危机当中是否也给我们很多力量？
黄亚生：这是中国和美国会产生冲突的另外一个方面。赛特思说美国希望继续从中国那里得到资本投入。但是我认为中国应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停止购买并逐步减持部分美国国债，以更好地为刚刚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服务。
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曾促使中国出台巨额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当时的政府投资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他们提高农民的税收来支撑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税费损害了私营部门的发展。这次应当吸取教训，注意减少挤出效应。
那么，中国政府获取资金的一条渠道就是减持部分美国国债，当然应当注意控制节奏，减轻对市场的冲击。这当然会引起美国方面的不满。这与美国不同，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很大了。总之，一定要避免以牺牲民众和私营部门利益的方式去开展政府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主持人：以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从来没有像在这次危机中那样受到过如此多的重视，中国能否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否也会在世界舞台上有新的机遇？
赛特思：我同意黄教授说的，中国持有过多美国国债，但我认为无须减持它去实施财政刺激计划。因为国内投资的大量放缓会出现很多储蓄盈余，这从去年11月的数据可以看出，当月仍有超过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创出了历史新高，且这种趋势短期内应不会改变。
另外，我同意黄教授关于中国政府无须增加税费来为财政刺激计划募资的观点。中国政府可以靠借贷，即发行国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我认为中国政府最好的筹资方式是通过多种方式重新分配庞大的储蓄，如现在的经常盈余储蓄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配，也积累了大量的外国资产，可逐步转向在国内进行配置。
这次危机会给中国一些新的机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更有作为。中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组织提供资金去帮助其他国家。当然，中国在很多国际货币组织事务中话语权仍旧太少。
不过，中国已绕开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一些国家实施援助，比如当巴基斯坦出现问题时，该国向中国求助，这在西方也引起广泛关注和担心。从短期来看，中国外储的投资策略趋于保守。
为什么美国国债的需求在持续增加，因为中国除了美国国债，什么别的都不买。由于危机后者的持有量正在减少，国债的量越来越大。趋于保守的投资经理现在当然不会买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券了，那些本来要涌入“两房”的资金现在也购买国债了。如果中国希望增加在美投资，而又不让外资投资委员会产生什么异议和关注的话，买“两房”的债券就可以了，这很容易的。
德瑞：中国政府持有很多外汇储备，可以动用资金去购买美国国债，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助其他需要资金的国家。中国的人口众多，拥有很多资源，增长很快，2001年12月加入WTO到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3倍多，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出口增长速度的5倍。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完全可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美国及很多国家都非常欢迎并愿意看到中国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定论坛FSF等，以及在各类全球峰会，G7、G8、G20集团会议中，在全球共同合作应对危机、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危机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看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承认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到世界问题的决策中。
主持人：有些人将本次金融危机归因于全球经济不平衡和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这次危机对解决这些问题有多大帮助？
赛特思：我同意本次的危机部分成因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也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不会允许自己的货币一直盯住美元，这不符合自身利益。
一个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其货币不应盯住一个拥有巨额贸易逆差国的货币，也没有理由认为中美会形成单一货币区。我认为经过一段时期，美元会对大部分新兴市场货币都贬值，如果人民币依旧盯住美元，也就意味着对大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在贬值。这种情况在2002年到2005年期间出现过，当时不但没有修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反而加剧了不平衡。
在长期内，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应当更加灵活，进而获得自主的货币政策，同时美国也应减少对来自中国的融资的依赖，目前这些融资支持着美国人民的过度消费。但现阶段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强化而非削弱了这种货币体系安排，我们可以看到自危机发生以来人民币再次紧紧盯住美元，基本保持稳定。
近期，中国在参加国际会议讨论时坚决避免讨论汇率问题，因为中国认为此时事关主权独立以及出口企业的兴衰。这次危机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机会，但目前短期来说，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对现有体制进行变化的迹象出现。
黄亚生：中国最应采取的措施是从国内进行改变。现在比较好的迹象是大家都在坦诚讨论、认真评估过去的经济政策、发展模式的有效性。
中国确实必须改变经济结构失衡，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升值对结构调整意义不大。目前中国大量的出口都是来料加工，升值增加了出口成本，降低了进口成本需要更多的进口来支持出口，实质上并没有达到平衡经济结构的目的。
实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投机，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催生了房地产、股市泡沫。从数据分析，如果对人民币汇率走向和股市走势做图比较，基本是一致的，而对经济基本面的改变没有多大影响。
从我们掌握的1998年到2005年间中国150万家企业的经营数据看，私营部门的赢利能力并没有增加，针对私营部门的金融压抑仍然存在，很多政策并没有大的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升值预期和逐步升值的方式催生了泡沫，使中国经济在外来冲击面前更加脆弱。
汇率政策只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没有证据表明汇率政策能够替代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和金融改革，对中美双方都不能带来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40%，但即使升值40%，也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就像美国并不能靠美元贬值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因为美国并不生产那些中国的产品。
目前，经济改革好的方面是中国在制定国内政策时开始广泛坦诚地探讨。在国际上进行讨论固然好，但我认为金融决策部门的官员应该去到浙江、温州，了解当地金融机构的具体做法。他们的不良贷款率非常低，有力支持了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很高，中国目前唯一的私人投资建立的机场就在温州。
这是金融自由化在中国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福利的成功典范。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可以到华盛顿去学习国际上的优秀做法，但最重要的是汲取本土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
6 奥巴马的新挑战
主持人：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说，奥巴马政府最大的挑战是中国，你就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建议？
德瑞：中国肯定是奥巴马政策关注的重点。我非常同意财政部长保尔森的观点，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管是在过去的三十年、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的国际事务，包括全球经济、气候变化、应对恐怖主义、能源问题、核武器问题、疾病控制等，中美两国都必须共同合作去解决、去应对。所以与中国的关系绝对会是奥巴马政府的重中之重。
至于该如何去做，我想由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共同推动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应当在奥巴马政府中继续开展，该机制以后也许应该升级到G2体制。
自2006年开始的这个高级别、高度战略性的对话机制，有许多政府高官参加，共同探讨经济和金融问题，还有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有助于中美双方进一步增强互信和理解。据我们从奥巴马过渡团队获得的信息，他们会延续这个对话机制，虽然形式上可能会有不同。
据说希拉里、副总统拜登对此就很有兴趣，想要掌管这个对话。而且奥巴马提名的财政部长盖特纳也很了解中国，之前他的经历非常适合继续开展有关这方面的对话，这些都将是战略经济对话能够延续的有利因素。
赛特思：近期内中美双方都面临的挑战根本上说是危机管理问题。目前的危机需要合作来应对，双方也都需要采取政策应对国内压力。危机管理包括控制和减少大型金融机构的失败，包括刺激中国和美国的内需。危机管理包括保证那些有融资需求的人或公司获得融资。
主持人：在竞选路上的时候，奥巴马对贸易和中国的态度似乎并不是那么积极。
赛特思：奥巴马是支持贸易的。他只是指出这种关系是不平衡的。中国出口部门的利益和美国贸易的利益出现问题。这种贸易关系是由中国对汇率的干预来作为支撑的。如果你认为这不会是个问题，你就是忽视现实的存在。
我和黄教授的观点稍有不同，美国和中国确实在一些领域上展开竞争，将会有贸易摩擦。这些摩擦在全球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会加剧而不是减少。中美合作产生的好的结果应该是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来提升内需，而不是提供出口补贴。
从长期看，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汇率问题，以及更根本的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问题，能源密集问题也是个要提上日程的根本问题，以及中美双方的经济增长模式问题，中国还面临解决能源安全问题。
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协商一致来解决，那就是如何增加中国在现有国际金融协调体系中的参与度、增加中国对现有体系的贡献，以及中国如何接受来自目前体系对其政策的批评。
最后，目前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奥巴马应该注意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奥巴马应该采取政府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融资依赖。中国的政策目标应当将中国人的储蓄留在国内，而减少输出到美国的财富。
黄亚生：有个问题我非常担心。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刚开始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发生危机，对话当时就集中于讨论一些短期的政策问题上。我并不是说货币币值问题不是大问题，而是汇率问题应该和其他的重要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而不是把汇率问题当作唯一的政策目标。
我担心在目前危机环境下，长期问题更难得到重视，所有的关注焦点都围绕危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多发现中国成功的政策管理例子，以这些作为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而不是像保尔森在战略对话时所做的那样。继续以货币问题为重点、从这种角度来进行对话，必然是很难有成果的。
我希望美国能够改变做法，从中国政策者面对的困难局面来考虑问题。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