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8年03月24日 09:35 |
作者： |
徐以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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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正面临着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等外部不确定性，因此在短期内，财政政策还必须为相机抉择留出空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
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内部通货膨胀风险的考验，宏观调控压力巨大。在货币政策从紧的同时，关于财政政策如何参与宏观调控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2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举办了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就财政政策的方向进行了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等参与讨论。
刘凤良：要为相机抉择
留出空间以应对经济下滑
从2005年开始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但综合来看，我们对财政政策的性质判断是名义稳健，执行过程中明显偏松，有很多方面延续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惯性，未能有效防范并化解经济由偏热向过热的转化。
这期间，虽然我国财政规模经历了多年持续的增长和大幅增收，但是财政赤字仍然巨大，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明显偏高，2005年到2007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7.9%、17.6%和22.15%。
我们认为，短期内，财政政策应该从名义稳健尽快走向实质稳健，消除财政政策的扩张惯性，避免为短期的经济波动实施顺周期的调节。从短期来看，经济的总体繁荣决定了目前需要放弃总量偏松的财政政策，而局部过热的存在更是要求财政政策保持需求中性。
不过，由于我国经济正面临着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等外部不确定性，因此在短期内，财政政策还必须为相机抉择留出空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
另外，我国财政收入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我们认为，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并非异常现象，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态”，它是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在我国特定经济环境下发生作用的结果。
分析来看，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多年大幅增收。2007年我国财政总收入已经达到50775.86亿元，收入规模是1994年的9.73倍，13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18.3%，远高于同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总收入连年大幅增长的直接来源，是分税制改革后的税收收入的持续高增长。2007年我国各项税收收入合计49442.73亿元，是1994年税收收入的9.64倍，13年间年均增长约18.0%。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接近GDP年均增长率的两倍。比较俄罗斯、印度等国的数据发现，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脱离”的特殊现象在各国财政发展历程中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异常现象。因为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基本面上仍然符合财政的“自动稳定器”特征，那就是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仍然随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而波动，并且前者的波动幅度要更大。
但是，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在中长期内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经济运行的下行区间内，财政收入可能出现下降，因此必须调整支出结构，从中长期来规划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方式。
王一鸣：要在稳健的前提下，
适度偏松
2008年可能是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以来最扑朔迷离、最看不清、最为困难的一年。对这个困难大家可能估计不足，从宏观经济来看，因为外部的问题，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在降低，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减速，导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我国2007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7个百分点，出口的大幅回落将对GDP有一个自然的减速作用。今年1到2月份的出口增长了16.8%，同比增速大幅回落，2月份则只增长了6.5%，对美国出口2月份是负增长，外部输入将使经济有一个自然减速的趋势。
在这个背景下，财政政策怎么办？我个人不太同意“要从名义稳健，转向实质稳健”这种看法，我认为财政政策可能在稳健的前提下，要适度偏松。
因为货币政策是紧的，经济是要往下走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承认国际环境是非常严峻的，通胀压力又是非常大的，财政政策在实施力度上，应该稳中偏升。要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我们的消费需求，在进出口需求明显回落的情况下，使我们的内需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之上。
财政政策不仅在总量上要发挥作用，在结构上也要发挥作用，能不能研究一下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有些税收要调高，环境税要开征，但是还有没有减税的空间？
另外，温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还专门提到了财税体制问题。财税体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已经14年没有作战略性调整，而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到了考虑调整财税体制，进行一个战略性调整的时期。如果不调整财税体制，很难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总收入分配里的结构关系。
高培勇：推进财政改革的两个层次
在经济周期和财政政策中间我们需要加一个桥梁，就是财政改革。预期的任何财政政策调整在当前的中国都要寄托于财政改革的实现。没有财政改革的推进，几乎所有的或者任何的财政政策举措，针对经济周期调整的举措都很难奏效。
财政政策发挥途径的线索有三个：调整支出、调整收入、调整收支间的对比关系。在当前的中国，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支出和收支对比关系，而在收入。超收也好，增收也罢，要改变或者减小目前增长的态势，靠什么？不是靠财政政策的调整，而是靠税收制度的改革。税收制度是最终决定超收和增收态势的重要因素。
我们都谈到宏观调控里，总量依靠货币政策调整，结构依靠财政政策的调整。但是，一旦要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背后牵动的就是财政改革。
另外，关于超收问题，无论是超收还是增收，经济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财政增收和超收对宏观经济是一个紧缩效应。而之所以财政政策效果产生偏松，无非是这笔钱被支用了，如果存在国库里肯定是紧缩的作用。要改变这种超收走向超支的关系，同样牵动的也是财政改革。
今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要花大气力推进改革。我们把眼光放在财政这个领域的时候，最终又落到两个层次和两个格局上：第一个是非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层次，或者叫政府和企业、居民之间的关系，目前的格局是，居民储蓄下降，企业储蓄增长，政府储蓄快速增长。第二个是不同级次政府间的层次，主要表现在中央、地方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最终落在政府财力的格局上，政府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归中央，有多大的比例规地方，以及多大的比例在省一级和其他的基层政府间分享，以上是我理解的财税改革的两个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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