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数量占比超六成背后:诊疗人次不到两成

  “十部委联合发文促进社会办医,印象中好像是第一次。”某社会办医从业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该从业者提到的,是前不久刚刚印发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医保局、中国银保监会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在对《意见》制定背景的官方解读中,第一句就提到了2018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这意味着此份社会办医文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已经超越了医疗行业本身,具有更高层面的意义。社会办医,既是医疗领域民营经济的重要形式,也是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2018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2015年,民营医院数量首次超越公立医院,并于2018年底达到2.1万个,占比63.5%。

  不过,从诊疗量上看,2018年民营医院诊疗人次5.3亿人次,仅占诊疗人次总数的14.8%,绝大部分诊疗仍发生在公立医院。有钱有设备却没人才,有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不规范、监管不完善等,是社会办医多而不强的主要症结。

  从补充到重要组成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应邀参与了《意见》的座谈与征求意见。他告诉记者,这是推动社会办医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利好政策性文件,从名称上看,“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是文件的核心,意味着过去蜂拥而上、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有望得到改变。

  “《意见》充分听取了行业协会意见,经过多次会议讨论,是下了功夫的。对社会办医的支持力度比过去更大了,政策措施更加具体可操作,体现了中央关于‘放管服’、‘非禁即入’和审批应减尽减的改革精神。”郝德明说。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针对社会办医的政策频出,其定位也逐渐发生改变。

  2009年新医改启动,明确了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

  2010年《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中写明,坚持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最新的《意见》则表明,社会办医既是医疗领域民营经济的重要形式,也是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如今,“支持社会办医”已被写入十九大报告中。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社会办医。2019年深化医改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即包括了对社会办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对待并给予扶持。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开办诊所,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爱尔眼科董事会秘书吴士君表示,近年来国家每1-2年就会出台一些促进社会办医健康发展的文件,社会办医的公平性越来越好,“玻璃门”现象也较以前少了。

  

  社会办医遇人才困境

  相较其他领域,尽管社会办医收获了诸多政策“力挺”,但对从业者来说,这条路依旧曲折。

  目前,社会办医已取得巨大进步。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2014-2018年,民营医院数量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目前已有2万多家,床位数翻了一番多。2015年,民营医院数量首次超越公立医院,同时公立医院数量连续5年下降。

  数量虽多,但来就医人数却不多。2018年民营医院诊疗人次5.2亿人次,占比14.8%,超过8成以上的人仍然选择去公立医院就医。病床使用率上,民营医院只有6成,公立医院却高达9成。一边是公立医院人满为患,床位紧缺,另一边却是民营医院患者不足,床位空置率高。

  郝德明告诉记者,这背后的原因是社会办医面临的核心问题和最大难点:人才缺乏。“民营医疗机构虽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较好的就医环境,却没有医生,那就没有了病人,服务量无法上去,造成社会办医资源的浪费,作为医疗服务生产要素的医生和护士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公立医院,没有真正流动起来,绝大多数医务人员还是单位人,不是社会人。”郝德明说。

  记者了解到,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科学配置医师多点执业,把医师执业的机构注册变成区域注册。到2018年,在多机构执业的医师已达16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到了社会办的医疗机构。但郝德明表示,多点执业在推进过程中阻力还是很大。

  2016年,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的两位医生因多点执业被所在单位免去主任职务,取消当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并扣罚奖金,在当时引起热议。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指出,人才问题使社会办医仅能在对医疗人才的依赖相对不是很大,或社会办医能够吸引到人才的领域有一些优势。

  新的《意见》正设法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制定多机构执业医师与主要执业医疗机构聘用(劳动)合同参考范本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劳务协议参考范本,合理约定执业期限、时间安排、工作任务、医疗责任、薪酬、相关保险等,明确双方人事(劳动)关系和权利义务,支持和规范医师多机构执业。

  “一些大城市三甲医院中看病能力强的医生,即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医生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若走向医生集团,既能与公立医疗机构合作,去基层、县域医院等医疗资源薄弱的地方,助力分级诊疗,也可以和社会办医疗机构合作,实现生产要素的激活。”郝德明说。

  业界呼吁政策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民营医院床位数2018年增速为15%,床位占比26.3%,公立医院数量虽减少,但床位数并未下降,而是持续增长,2018年增速为3.7%。

  蔡江南告诉记者,公立医院在转制,因此数量减少,但大型医院还在扩张,因此床位数没有减少。

  此次的《意见》指出,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

  放开的同时,也伴随着监管的趋严。《意见》明确,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大医疗行业违规行为处罚力度,让严重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将社会办医纳入医疗质量监测体系,制定实施联合惩戒备忘录,对严重失信主体依法实施行业终身禁入等。

  总体而言,社会办医环境越来越规范。但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无一不提到了政策的落地问题。

  吴士君告诉记者,政策具体在落地时,不同地区和省份,对文件的理解不太一样,有些贯彻执行得比较好,有些则比较保守,没有不折不扣的推进国家对社会办医的支持政策。

  以税收政策为例。以往的政策中有不少给予了社会办医税收优惠。但某从业者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机构并未享受过相关的免税政策。

  吴士君表示,中央政策到地方层面,有可能会走样。少数地区的卫生主管部门,并未把自己定位于行业管理者的角色,对公立医院管办不分,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在出台一些地方性规定时,自然而然会偏向公立医院,对非公立医院造成歧视和不公平竞争。

  “国家多次出台社会办医政策,就是因为其能激活医疗行业,提供增量和有益、有序的竞争,最终受益的是老百姓。当然,总体发展环境还是越变越好,身为从业者,还是要做强自身,严把医疗质量关,努力拥有自己强大的医师团队。”吴士君说。

  (编辑:耿雁冰)

特色专栏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