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还是新生? 这是个问题

  维舟

  近些年来,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一个几乎可说达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却似乎丧失了进一步前行的动力,人们普遍满足于“简单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从消费中获得快感。这种生存状态的标记随处可见,所谓“草食男”“干物女”,这些新出现的类别就是证明:年轻一代觉得生活的很多方面凑合着过就行了,而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精神生活、家人和朋友上面。当红作家青山七惠在其代表作《一个人的好天气》等小说中,描绘的都是“飞特族的青春”:一群宁可四处打零工,不愿意担负责任、面对未来的年轻人。这一趋势早就引起了注意,社会学者三浦展的《下流社会》早在十多年前就主张,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年轻一代的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全面下降,可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

  在此意义上,“低欲望社会”一词确实非常简练精准地概括了日本社会当下的特质,因而一经问世,就迅速广为人知。不过,细读本书就可知,大前研一撰写《低欲望社会》一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剖析社会生存状态(这是很多中国评论者真正感兴趣的,因而有意无意地带向这一点),因为他毕竟是经济评论家,而不是社会学家。简单地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一种有意思的社会现象。

  这之所以是一个严重问题,是因为作为个人而言,“不增长也坏不到哪里,粗茶淡饭的生活便可心满意足”的心态或许并不坏,但对国家而言,税收就会萎缩,持续下去的话,不仅很多公共服务难以维持,还会面临国债不履行、恶性通胀的风险。因此,他的问题意识是有指向性的,那就是: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现状,怎样实现经济的增长?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相当于把日本全国看作是一家衰退中的企业,而大前研一则是以管理咨询顾问的身份来分析诊断它的问题(业绩增长低迷、“员工”士气不振等等),以及判断企业CEO(首相安倍晋三)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当,并最终给出自己的建议。

  日本当下的问题在哪里?按书中的分析,这是一个相当平等、几乎充分就业的社会,但在一个主要依靠个人消费的内需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后工业国家里,日本的个人消费却难以增加,原因是“如今的日本,人人丧失了欲望不说,还对将来抱有不安”。确实,很多年轻人不再为了买房、大件商品消费而奋斗,这种“选择不拥有”加速了“低欲望社会”的到来,因为住宅和汽车是任何一个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支柱;但从现实的处境来看,在日本买房居住,需要缴纳的各项房产税高达房价的5%,而如果卖房,则须缴纳房产转让税(39%,5年以上住房20%)和资本利得税,这些都极大地打消了年轻人买房奋斗的兴趣。既然未来不明朗,只能过一天是一天,那么购置那些成为自己沉重债务负担的大件物品就没有意义,所以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为了刺激消费,就必须消除人们对将来的不安。”

  正是因此,大前研一激烈地批评首相安倍晋三所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在这样的时刻,诡称是经济对策而乱花钱,据我所知是历史上的首创。而且这种做法违反了所有的经济理论。”那么正确的应对之道是什么呢?他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要从国民心理入手,刺激社会再度活力化。这一点当然人所共知,但他开出的具体处方则有些不一样。

  首先,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公平,财富集中状况最为少见的国家”,因此真正的高消费倾向很难实现。很多日本企业实行的还是“年功序列制”,上班族的收入与绩效不完全挂钩,这在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人有饭吃,但经济低迷时期则是人人苦熬,想像以前那样快速爬升到职场顶层已不大现实,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在此,大前研一的视角是亲企业家的,主张要激活企业活动,就必须削减目前相当高的法人税、所得税,并用强势领导力推动改革。其次,他强烈主张将日本的国家构造由中央集权改为地方分权。在他看来,领导人不应该事无巨细都管,而应当给地方充分赋予自主权,由此激活它们的活力。

  对比一下就可知,这与美国保守派的共和党所提出的减税、反对大政府的方案如出一辙,如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喊出了“让美国再度强大”(MakeAmericaGreatAgain),那大前研一其实也是想提出“让日本再度强大”。但问题在于,正如《公平之怒》一书所证明的,社会平等也给日本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好处,例如人均寿命长、犯罪率极低,这些都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事实上,这些年日本已经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迹象,如果进一步加大,很可能出现的是更多社会问题爆发的状况。

  虽然书中也批评“战后日本一味地仿效美国”,但是“像美国那样活用优秀移民,打造用创造力决胜负的硅谷,日本又是学不来的”,这说明他也深知只能顺应日本自身的特性才能顺利发展,但他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仿效美国。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已经证明:这种减税、反对大政府的改革方向尽管会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带来另一些问题——落在日本社会,说不定更棘手。很多时候的难处就在于:任何改革和政治决策都受制于其他很多因素,而且从来都是有代价的。

  实际上,“低欲望社会”这一问题本身就很具有日本特色。从1980年代起,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原先那种制造业时代充分就业、依靠自己努力就能奋斗到中产的“美国梦”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占主导的市场上缺乏稳定和劳动条件保障的所谓“灵活”就业。这在美国催生了一种“超级资本主义”,商业精英们得以不受约束地追逐利润最大化,而锈带工人和城市底层则数十年来没有希望看到变化。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和欧洲,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都造成了社会撕裂甚至爆发剧烈冲突,但在日本,变化却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人们似乎平静地自行消化了这些社会的阵痛。这恐怕正是日本长久以来的政治文化所致:缺乏政治参与使得即便有社会不满也多由自力救济的方式解决,而相对公平的财富分配又潜在地消弭了这些不满。

  无论怎样,大前研一显然把“低欲望社会”看作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其潜台词是:“如果能回到以前那样就好了。”但就算可能,新世代的年轻人恐怕未必愿意回到以往那个竞争激烈的“欲望过剩社会”。“低欲望”正是对之前过度亢奋的一种“后坐力”,代表着一种社会的反思精神。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日本,也是一个压力极大的浮躁社会,近三十年来,虽然经济减速,但日本人实际上比以前生活得更轻松、更有品质。与其将它看作是一个“问题”,倒不如把它理解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四十多年前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逐渐落幕的。此前的那种经济景气,本身就是以世界性的物资过剩为前提的。因为“大量消费体面”这种拜物教思想和特殊审美观,乃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支柱,然而大体以1980年前后为分水岭,“多、大、快”的大量消费资源型文明开始向“轻、薄、短、小”的多样化、信息化方向转移。人们对大量消费的生活开始疲倦,对奢侈品也有点免疫了,由此带来的结果之一,是此前引领消费增长的百货公司渐渐被连锁超市所取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武百货推出了后来一举成名的自有品牌“无印良品”,其特点是:品质像百货公司一样可靠,价格便宜三成。风格简洁朴素的无印良品之所以能大获成功,是因为它顺应了这种心理变化:重视素材品质、简化包装,去除有害多余的添加物,让你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所谓“低欲望社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露出轮廓,只不过堺屋太一在1985年所著《知识价值革命》中,以一种更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变化:随着人们的伦理观、审美观发生急剧变化,商品价值中的绝大部分将由“知识价值”所占据,“这个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数量需求减少,而对由社会主观创造的价值的需求增加”,这将是一个“高科技的中世纪”,其特点是人们蔑视和扬弃物质财富更丰裕的早前时代,而关注精神性,认为利用大量时间进行思考才是一种美德。当时还无法预见的一点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工业时代那种GDP考核的经济指标也过时了,因为网上的知识分享、聊天、互动往往不产生任何费用,很难被统计成经济数据。

  就此而言,目前还难以判断,日本这种“低欲望社会”的形态,究竟是意味着它的原有结构进入了衰败,还是说它在向新的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也许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重要之处或许在于:从工业时代价值观看来成问题的“低欲望”,从人们自身看来或许这才是“正常的”,原先那种“欲望过剩”才是物欲横流的粗鄙时代。尽管“低欲望”似乎意味着“低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轻、薄、短、小”的多样化形态本身就是日本人所擅长的,在这种表面上的“低欲望”之下,日本社会的创造力正在集聚。经济增长就是一切吗?远非如此。在新的时代,一个社会理应充分释放自身的创造力,而经济增长只不过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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