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岁幼儿“无处可托” 托幼市场空白如何填补

  导读:目前上海能提供2-3岁幼儿托育服务规模数共约16200名,占本市2-3岁幼儿数的8%左右。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数量有限,只有356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占全市幼儿园总数的22%左右。

  本报记者 王佳昕 北京报道

  30岁的新晋妈妈王雨(化名)三个月前刚刚成功“卸货”,但紧接着摆在她面前的,是产假结束、重返职场后孩子由谁照护的问题。

  “应该会是我父母来带,但我并不是很愿意,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义务,不过好像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有好的托幼机构当然很好,因为孩子也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王雨告诉记者。

  事实上,王雨所道出的,正是中国越来越多双职工家庭所面临的尴尬现状:幼儿园只接收3-6岁儿童,3岁以下婴幼儿“无处可托”。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现状正在逐渐破冰。11月底,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召开,要求90所新建或改扩建的幼儿园有条件的需配置托班,鼓励公民办幼儿园创造条件开设托班,同步对开设托班的公民办幼儿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还将把“新增50个普惠性托育点”纳入2019年市政府实事项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8年下半年的医改工作之一,即为制定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由国家卫健委负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家有关部门近日已开始征求行业內意见。

  YoKID优儿学堂创始人、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苏德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0-3岁婴幼儿的托幼需求会越来越大,对质量的要求也将不断提升,但目前整个行业、政策及监管基本空白,需要政府与民间资本双管齐下。政府在支持行业发展的基础上,仍需制定清晰的指引与监管政策。

  不断扩大的托幼需求

  为何我国入托率低?记者了解到,其背后是我国0-3岁托幼机构的数量匮乏。

  以上海市为例,目前上海能提供2-3岁幼儿托育服务规模数共约16200名,占本市2-3岁幼儿数的8%左右。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数量有限,只有356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占全市幼儿园总数的22%左右,且多为民办幼儿园。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托育服务随之高速发展,尤其是依托于单位的托儿所,为女性提供了很大便利。

  不过,人口学者梁建章表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幼儿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于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此外,杨菊华表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来了服务市场化,出现了保姆、计时工等职业,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家庭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托幼机构缺位的弊端正逐渐显现。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不断扩大的需求,使托幼供需矛盾不断突出。

  苏德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酒仙桥园区,共有60个名额,在开业数月后就已全部满员。纵观北京九个园区的情况,最小的孩子只有六个月大,1-2岁与2-3岁的需求则非常大。

  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原因包括增加与同龄孩子的接触机会、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家里无人照护、隔代照料不利于孩子成长等。

  此外,“没人带孩子”的处境,也让我国目前本就不高的生育率承受更大压力。“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有一个女员工怀孕,那将不再只是几个月产假的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梁建章说。

  基本“空白”的托幼市场

  除了数量的缺乏,现有的市场供给无法满足家长需求,也是我国托幼市场的一大痛点。

  杨菊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早教机构,针对的是孩子的早期启蒙,而非照看孩子。这不仅无法缓解家庭照料的压力,反而还有可能加重,因为家长需要在其身边陪伴。

  记者了解发现,以在全国开店上百家的某早教机构为例,针对0-3岁婴幼儿的,主要是音乐、艺术、运动等课程,且需要父母参与,每节课程约45分钟左右。类似的早教机构在中国数量颇多。

  但事实上,目前真正缺乏的,是在父母上班期间能够看护和照料孩子的托幼机构。苏德中认为,成熟的托婴中心都是成长照料与启蒙教育并重的,只关注早教而不会照料孩子是不行的,对孩子的照料是金字塔的基础,然后才是早期教育以及心智成长的启蒙。

  “发达国家对0-3岁托育已经有了很多的实践,照料的基础较为深厚,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成长这一领域;但我国起步较晚,0-3岁托育基本空白,有的更多是偏向早教的教学机构。如果做托幼,一定要把照料和看护孩子放在基础的位置,进而要有孩子心智成长的引导。”苏德中说。

  另外,此前爆出的幼儿园、早教班负面事件,也造成了家长的“信任危机”。王雨表示,市场一方面对托幼机构有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是很信任,家长心里也很矛盾。

  “市面上很多3岁前的托幼机构是以企业的形式在运营的,一定要加强监管。”杨菊华直言。

  以上海的经验来看,上海要求托育机构全视角安装视频安防监控设备和紧急报警系统,出入口监控设备与公安部门连接。内部设备设施上,凡幼儿可触及的地方均不得有棱角,软装潢方面,对窗帘和隔帘等的厚度、颜色及阻燃功能等也都做出了规定。

  同时,对从业人员配备、岗位职责及资格等方面从严要求,18个月以下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3:1。

  苏德中告诉记者,他们在园区内安装了无死角监控,直接连接到家长手机上,家长可随时查看;1:2的师生比,也让每班5、6位老师之间互相监督学习;员工入职前还要接受近一个月的培训,内部培训已成为公司所有成本支出的最大头。

  “我国很多幼师的实践经验是偏向于3-6岁孩子,对0-3岁孩子可能经验不足,有幼师证也不代表能照顾好0-3岁的孩子。”苏德中说。

  提高入托率以提振生育率

  目前,我国生育率趋降,全面二孩政策效应虽明显,但出生人口不及预期。在业内人士看来,解决托幼问题,将对提振生育率起到重要作用。

  在10月份的一次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委员、专家们反映,目前0至3岁婴幼儿的托管和教育问题较为迫切,是减少育龄妇女和家庭后顾之忧的关键一环。

  上海市妇联副主席黄绮建议,应恢复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机制,采用“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总体解决思路。在个税抵扣项中,学前教育经费可考虑加上0到3岁婴幼儿的托管教育费用。

  杨菊华告诉记者,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三岁前儿童入托比例高的国家,女性就业率高,生育率相对来说也要高一些,三者间是存在正向关系的。

  梁建章则认为,应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政府有必要直接或牵头兴建约10万个幼托中心。同时,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因此他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8年下半年的医改工作之一,即为制定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由国家卫健委负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家有关部门近日在政策支持力度和政策具体内容的制定方面,向行业內人士征求了意见。

  苏德中认为,0-3岁托幼市场需要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双管齐下。政府可以主动出击,同时也可以给予民营企业足够的支持,例如对家庭的补贴,税收上的优惠,场地租金上的支持,甚至公办民营等等;除此之外,政府也要制定清晰的指引与监管政策,如规定托幼机构的场地面积、师资与师生比、环境装修等等,对行业进行规范。

  同时,他也强调,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讲,如果父母有充裕的时间和科学的育儿观,由父母亲自照料是最好的选择。“现代社会虽然这样的状态很难达到,但托幼机构也不是家长没时间看孩子就简单一丢,父母同样需要尽到家园共育应有的责任。”他说。(编辑: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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