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修罗》: 中国奇幻电影的“世界主义”

  达达先生

  《阿修罗》可能是7月阵仗最大的一部国产片,光是耗时六年、耗资7.5亿元的制作成本,就足以让对手感到压力。

  对于创作团队而言,赋予影片“重工业”电影以及“打造中国电影新高度”的名号,也足以彰显制作方对影片的信心。片方甚至打造了《阿修罗》制作历程的纪录片,播出平台选了央视,野心、诚意和自豪感可见一斑。但是,电影制作显然并非单纯是技术和情怀的衍生品,其中更需要的是对于电影艺术的把控、品鉴和输出能力。从这样的综合视角来评价《阿修罗》,可能更加客观。

  作为一部东方奇幻巨制,《阿修罗》最值得说道的,还是技术层面的视觉奇观。为了达成“好莱坞级”的视觉水准,影片大投入请来了好莱坞的特效制作团队,尝试以好莱坞的工业标准对《阿修罗》的视效进行规范。

  这种制作层面的世界主义,让影片的视效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天界、阿修罗界、人界呈现出不同的视觉表现力,比如,人们印象中规矩森严的天庭,在《阿修罗》里成了爱与善的象征,为了打造这个“爱之源”,创作团队利用六块LED屏幕和配套软件,最终呈现影片末段高潮中的光影天界。

  这种世界主义还体现在表演团队上。除了几位主演是华人,《阿修罗》中的战士、村民大量起用西方面孔,这在以往的中国奇幻电影中甚是少见。可见,尽管它是一个东方奇幻故事,但主创骨子里仍然想打造一个具备跨域、国际元素的作品。

  演员阵容的世界主义,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影片本身打造的并非一个凸显地域特征的在地性世界,三界是超越了单一民族的存在,多元的个体身份也能更好地参与构建影片多界、跨族的宏大世界观。

  而《阿修罗》视觉元素上的世界主义,可能体现得更加明显。三头一身的阿修罗王,概念本身就是舶来品。吴磊扮演的洞察之头、梁家辉扮演的欲望之头以及刘嘉玲扮演的谋略之头,集合于一身的“反派”形象,则进一步颠覆了奇幻片中“怪兽”式的反派策略。

  这样的策略,其实反映了《阿修罗》的创作思路,也就是影片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坏人”形象,所谓的恶,本质与根源都是欲望的无限扩张以及内心善的隐藏,所以吴磊饰演的少年如意,某种程度就成为至善的象征,而天界则成为人类心中“真善美”的至幻之境。

  《阿修罗》中的情节冲突相对寡淡,除了一些动作场景,角色的挣扎与变化大多来自自我内心的变动,这便导致了它似乎更愿意做一部走心的电影,尝试用角色的自省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价值观来架构整部影片。

  另一方面,世界主义的表达欲望在场景上也形成了相当不同的风格,如《阿凡达》一般充满想象力的阿修罗界、极具工业时代蒸汽朋克风格的室内空间、电子迷幻的天界,影片的确提供了视觉层面的绚丽效果以及表意上的多元可能性。

  显然,世界主义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方式,为《阿修罗》增添了相对国际化的气质,从视觉表现、人物组成以及世界观的组建上,都不再局限于东方奇幻的概念,而是尝试做出东西融合的突破。

  但成也世界主义,败也世界主义。《阿修罗》在表面做足了国际化的文章,却在最根本的剧作和人物建构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导演在纪录片中说,最初找到他的时候,只有“阿修罗”这么一个概念,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接下来,创作团队找到好莱坞的剧本团队写了剧本结构,但这个结构并不包含人物和情节,在此基础上,国内创作团队再着手后续的剧本创作。

  由此,问题便铺展开了,初看上去,《阿修罗》尝试建构一种世界观以及塑造一个至善的人物如意,但在一个被框定的结构中硬性填充的故事内容,却无法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于是我们在《阿修罗》中看到的就剩下表面的华丽和脱节的概念、人物,而不是一个从形式、立意到内容的统一体。

  《阿修罗》的处境,似乎也是当下某一类中国电影的困境。在文化走出去、全球化的迷思之下,越来越多的国产电影尝试利用国际化的资本、制作团队和创作思路进行操作,却往往事与愿违,越全球、越多元,就越容易忽视某些电影内在的本质逻辑,最终流于形式,国际化成了无力的“噱头”,本土也沦落为了陪衬,《长城》便是一例。《阿修罗》尝试用更东方、更在地的故事和时空场景做出一些变化,但是否能达成预期进而被认可,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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