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兹曼:拍出史上最长电影, 也是波伏瓦的“最爱”

  云也退

  哲学家萨特,法国公共知识界曾经的第一块牌子,在他忙碌的一生中有过许多任秘书,一说其中有一位名叫克劳德·朗兹曼的,怕是不足以引起注意;又说,朗兹曼跟萨特的伴侣波伏瓦做过七年夫妻,你可能还有点懵懂。非得加上最后一句:电影史上最长的一部片子《浩劫》(Shoah)的导演,你才会明白:哦,原来是这个人。

  关于这部片子,有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需要知道:影片长九个半小时,是从350小时时长的胶片中剪出来的,拍摄制作花了11年,其中5年用于剪辑。拍摄团队罄其全力去寻访与主题相关的一切能说话的人,包括前纳粹分子(但采拍要求都被拒绝),而在剪辑时,朗兹曼说,只有他自己一次次看、一次次都流泪的内容,他才决定保留下来。还有一点必须要说的是,在《浩劫》之前,关于大屠杀的影片,最有名的应该是阿兰·雷乃的《夜与雾》,不过《浩劫》呈现了《夜与雾》等作品都没有呈现的东西:集中营里的毒气室,进去的人无一生还,因而没有一个见证者。

  “如果说《浩劫》有结构,那就是一座坟墓的结构,这部影片就是一座坟墓,因为那些被杀掉的人没有坟墓。”这是曾亲见朗兹曼的祝凤鸣在纪念文章中写下的话。2009年,朗兹曼发表了回忆录《巴塔哥尼亚野兔》(ThePatagonianHare:AMemoir),其中有100多页写的都是《浩劫》。各种凝视的眼神,各种无法言说的时刻,各种意味深长,将观众精准地导向悲悯,并透过悲悯,进入对于死的沉思的效果,在回忆录中都得到了解释。他为此片倾尽心血。祝凤鸣的文中也提及,朗兹曼有次暗访一个前纳粹军官,因为针孔摄像机被发现,当场遭到殴打。

  英雄主义

  不过,若觉得拍摄《浩劫》完全是出于巨大的、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勇气,那真不尽然。他被殴打,他掉眼泪,他通宵达旦地工作,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性格原因,就是他爱逞英雄。

  朗兹曼的父母是俄裔犹太人,不过,他外表上可没有半点俄国人的痕迹。他父亲1900年生于巴黎,他也一样,炖久了,巴黎味道入了肉里,改变了面容。朗兹曼说他身上继承旧法兰西的遗产比犹太遗产要厚重很多。饶是如此,在法国被纳粹占领的时候,他父亲还是早早地将他移出巴黎,藏到了外省。法国犹太人在那段时间惨遭搜捕,朗兹曼完全没事。

  如果他受创伤深重,沉浸其中几十年,估计不能拍《浩劫》,因为心理上无法承受。相反,正因为没有经历过多少风险,他反而会跃跃欲试,想象自己拥有某种拯救性的天职。剪掉了俄裔根系的朗兹曼,却把自己往“战斗民族”的方向打造,驾驶飞机、滑雪、长距游泳,各种极限挑战,他都尝试过。他在维希时期参加了抵抗运动,帮着偷运过军火;他曾驾驶一辆雷诺车飞过屋顶,曾在朝鲜公然求爱于一个偶遇的女护士;跟萨特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会了用安非他命来刺激写作灵感。这些,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一个“命定要活在日常性的英雄主义里”的人所必需的体验。

  回忆录中还提及一件事:法国刚刚沦陷的时候,他还在中学上课,老师要学生们写文章赞美傀儡政府的领导人贝当元帅,朗兹曼就坐那里假装在写,后来交了白卷。再小的小事,只要能表现英雄主义,他也要郑重地讲。战后,他的正式职业是记者。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炮火中诞生,四年后,朗兹曼去了这个国家。1973年,他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为什么是以色列》(PourquoiIsrael),在他的想象中,以色列就是他个人人格的国家化身:拥有天职意识,相信自己受到某种神意的瞩目,不论是振奋还是奄奄一息,总有聚光灯随时伺候左右。

  所以说,着手拍《浩劫》,并非出于他因犹太人身份而来的责任感,悲悯与勇气也是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促使他去如此行为的,主要是“要搞就搞一票大的”这种逞英雄的秉性——聚光灯追着我,我得对得起它的追逐。

  萨特的秘书和波伏瓦的情人

  一说《浩劫》的九个半小时,人们就会想,确实,只有时间够长才能酝酿出那种此恨绵绵的味道,导演也是不辞辛苦。不过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朗兹曼是个有意追求“之最”、追求“唯一”的人。在朗兹曼的众多身份中,《浩劫》导演之外最为耀眼的一条,就是“波伏瓦时间最长的情人”。再看回忆录,朗兹曼说得既自豪又精确:我是唯一一个跟波伏瓦结为事实上的夫妻的人。

  他当然有证据。就在今年年初,耶鲁大学采购了一批波伏瓦书信,在著作中表现得无比理性、辛辣、尖刻的波伏瓦,在信里却这么跟朗兹曼说话:“我的宝贝,你是我第一个至爱,也是唯一一个、或许永不再有的至爱。我曾以为我永远不会说出这些话,可当我见到你,它们就自然涌了上来:我崇拜你,用我全部的身心崇拜……你是我的命运,我的永远,我的生命。”

  不能不承认,朗兹曼真有一手。波伏瓦情人多,而且男女都有,这不是新闻,但朗兹曼能在其中占据一个独他一份的位置,且得到波伏瓦的亲口承认。他俩的关系差不多是从1952年开始的,此前,波伏瓦有个美国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到1950年代初,朗兹曼在萨特和波伏瓦主持的《现代》杂志社工作,并担任萨特的秘书,随着阿尔格伦渐渐走远,他就及时顶了上来。他才26岁,比波伏瓦整整小18岁。在信里,波伏瓦明白地讲,她跟萨特是毫无肉体关系可言的,又评说了一番阿尔格伦,说她和他在一起时,她从未真正亲密过,更从未交出过内心。

  萨特-波伏瓦一生保持了令人羡慕的“开放式情人关系”,而当这“开放”里加入了朗兹曼,又有一封封直白热辣的书信为证,细细想来,还是蛮教人咋舌的。他们怎么承受这些呢?朗兹曼说,1952~1959年间,他们两人就是事实夫妻了,波伏瓦的身体伴侣由他担任,思想伴侣仍是萨特,他们两人再一次分摊了工作伙伴的职能。这里面有没有出现过极其不自在的时刻,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也是朗兹曼告诉我们的:他的妹妹埃弗琳,被萨特勾引了。

  这些书信一直被朗兹曼保留着,并主动卖给耶鲁大学(价格未知),主因是他得知波伏瓦的养女勒邦(SylvieLeBondeBeauvoir)打算出版波伏瓦的所有信件,唯独刨掉她和朗兹曼的那些,他才公开了这些信——他抵触勒邦的选择性记忆,不想被后人从波伏瓦的世界里删除。可是,谁又能避免“选择性XX”呢?比如,他在拍《浩劫》的时候,是不是也选择性地呈现了大屠杀呢?

  关于《浩劫》的争议

  九个半小时是劳绩,是纪录,但也是口实。以色列历史学家什洛莫·桑德(Shlomosand)就抓住了这个口实,他发问:片子为什么只反映纳粹在东欧执行的犹太人屠杀,而忽略了精致美丽的西方——例如法国发生的同样的事情?《浩劫》没有理由这样偏废,因为你有那么长的时间,应该展示完整的图景。

  著名影评家罗杰·艾伯特(RogerEbert)说,《浩劫》是最高贵的电影之一,它无关宣传,无关政治,而是一次见证。但2002年,什洛莫·桑德写了本希伯来语著作《作为历史的电影》,其中先是针对《浩劫》的拍摄受以色列政府的资助一事,指出它是“有关宣传”的,然后专门说到电影对法国人行为的有意忽略:没有一个镜头表现法国人是如何出卖犹太人的。后来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犹太人》(HowIStoppedBeingaJew)一书中,桑德将政府资助一事搁下不谈(毕竟太涉及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更加尖锐地指向了朗兹曼的选择性:

  “在长达九个半小时的电影《浩劫》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出现过一次从法国开来的死亡列车!也绝少提到1942年7月,当犹太儿童被送往冬季体育场的时候,‘光明之城’的大部分相对冷漠的居民,以及他们之中的那些在花神或双偶咖啡馆里消磨时光的知识分子……”

  这段话里所说的历史事件,是1942年7月16~17日,法国警察帮着纳粹抓捕了一万多名犹太人,包含4000多个孩子,先关押在冬季体育馆,后送去了奥斯维辛。至于咖啡馆文人,当然就是指的波伏瓦、萨特等人,桑德这是存心寒碜朗兹曼。维希时期,波伏瓦正在学校教书,曾签名承诺说自己不是犹太人——她的确不是,可是,她和萨特都有犹太朋友落难。从单个人的角度看,波伏瓦的举动顶多是辜负了朋友,但法国的犹太人一车又一车地被抓起来,每一个坐视不管、只是撇清关系的法国个体都是有责任的。

  桑德用“记忆代理人”(AgentofMemory)这样的名词来讽刺朗兹曼,说他的电影迫使人们跟着他确立的选择标准,去回忆那些可以和应该回忆的,忽略那些不可以、不应该回忆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大的勇气:雷乃的《夜与雾》是在一个有更多的事实不宜言说的时代——上世纪50年代拍的,但那个片子里有过法国宪兵的镜头,可到了《浩劫》却没有了。此外,《浩劫》也把犹太人钉在唯一受害者的宝座上,即便影片主要是在波兰摄制,片中死难的也全是犹太人,同等数量的波兰死者却只字未提。

  这些批评,朗兹曼躲不了。九个半小时的时长,让影片所展示的东西留存在人脑中的印象牢不可破,同时也让没有展示的内容显得彻底不重要,甚至可以说,不存在了。尽管朗兹曼很厌恶商业味十足的《辛德勒名单》,但这两部片子却取得了类似的效果,那就是让犹太人垄断了“受难”的权利。

  不过《浩劫》的伟大还是毋庸置疑的——有它总比没有好,朗兹曼哪怕只是出于个人野心,也做了正确的事情。他喜欢工作,在潜意识中,他认为工作的延宕就是生命的延宕,一旦停下来,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长时段的事情,能让他更加享受生命的长度,工作不结束,生命就不会终止。

  在朗兹曼于7月5日去世前没多久,他的另一部纪录片《四姐妹》在法国上映,片子同样长达四个半小时,用的是拍《浩劫》剩下的料,也不知是花了多少时间完成的。他的回忆录里有句话,值得玩味再三:“哪怕我有一百条命,我也不会嫌累的。”——别人不嫌累是因为命少,不得不拼尽全力,他不嫌累则是因为命多,他有太多的事情想做,永远不会觉得活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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