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沃林:为劳动者辩护是左翼最根本的关怀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个人即政治”。其实反映出对政治的理解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政治不再只和宏观层面的政府、正当或是正义有关,政治同样也和每个人每天的生活相关]

  对中国读者来说,理查德·沃林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作为国际知名的左翼学者和欧洲思想史家,沃林教授的许多著作,如《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弟子》《非理性的诱惑》《文化批评的观念》《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等,陆续都有了中译本。最近,《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也得以翻译出版。

  他对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人们理解整个20世纪思想史的一把钥匙。尤其是他对“海德格尔与政治”问题的阐发,以及对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解读,都让国内的年轻读者有机会重回那个大师辈出的历史时刻,亲临思想激烈交锋的现场。

  10月底,沃林教授在上海做了4场演讲,演讲涉及“哈贝马斯和阐释学”“本雅明与宇宙论”“战后法国思想”等一系列主题。和他约定在华东师大中北校区做一次专访,见面时已经入夜。西装配公文包,一个标准的美国学者形象。连续两日的奔波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疲惫的痕迹,但是坐定下来聊起有关思想的话题,这位年近六旬的学者眼中仍旧是神采飞扬。

  第一财经:马丁·海德格尔在中国是一位被广泛阅读的德国哲学家,他个人的政治经历也颇受读者关注。《存在的政治》一书是国内翻译出版的你的第一本书,也是很多对海德格尔思想感兴趣的读者必读的一部经典著作。现在回过头来重估这本书,我比较好奇的是思想史研究如何平衡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客观的事后分析并不能完整呈现出当事人在特定情境中的主观参与,两者之间总是有距离的。

  理查德·沃林:如果你的问题是特别针对海德格尔的,我可以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这个面向是理解海德格尔这个人和他的政治观点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关注的是存在。本真性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以这就意味着,在原则上,海德格尔本人的个人信念和他的政治信仰并不是互相独立的,或者说,这两者之间不存在间隙。

  从这一点来说,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和政治,把他的思想和实践关联到一起,是有说服力的。随着海德格尔的一些笔记文献的陆续出版,我们也能读到越来越多这方面的证据,比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些都是可用作分析的有力材料。

  第一财经:或许总会有这样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充分了解一个哲人的思想动机,从而对他的思想历程或行动选择,存在着深浅不一的误读。

  理查德·沃林:就海德格尔这个个案来说,我觉得我们要承担的风险很小。毕竟现在已经出版了厚达1800多页的哲学笔记,被人们称为“黑色笔记本”,海德格尔在其中的表达完全是私人性质的,这使得我们对他的思想可以有更好的把握。这部分文字整理出版之后也确实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因为里面揭示了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沉迷。

  第一财经:在《非理性的诱惑》一书中,你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并不是以他实际上是不是纳粹成员为标准,而是要具体检验他的思想。但一流思想家往往更加复杂,二三流的思想家或许囿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会在思想上选择保守。或许深刻的思想更容易滑向危险的境地?

  理查德·沃林:我并不认为这个假设成立,深刻的思想并不必然会走向极端。我认为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个事实是,那些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包括他们的传记生平,都更引人注目,也获得了更充分的讨论。

  如果我们在黑板上列出一个重要哲学家的长名单,虽然我并不是很有把握说我们能够恰当地区分哪些哲学家是重要的,哪些不是,但如果假设有这么个名单,那些最响亮的名字往往更令我们困惑,因为我们给了他们更多关注,我们接受他们的思想,使用他们的语言,赋予他们的哲学以重要意义。

  拿埃兹拉·庞德来说,这个优秀的诗人竟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所倾倒。这也同样令我们感到困惑,因为我们知道庞德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将自己的天赋用于支持独裁的事业,这令我们不解。事实上,我认为同样有很多所谓的“二流思想家”参与到法西斯运动中,但他们并不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很容易被我们忽视。人们往往更加留意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关注他们思想中那些令人反感的政治倾向。

  第一财经:1968年的风暴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地区性事件。你怎么看待这一时期的政治革命和青年文化之间的关系?

  理查德·沃林:有些情况下这两者并不能被分开谈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个人即政治”。这意味着你不能再把所有这些东西分开来看待。像“你是谁”这种涉及身份政治的问题,其实反映出了对政治的理解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政治不再只是和宏观层面的政府、正当或是正义有关,政治同样也和每个人每天的生活相关,比如日常政治、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福柯对这个问题也有过论述。就像我在《东风》一书中提到的,60年代的蜕变之一,就是社会运动开始关注不同社会团体、不同选民的正义诉求,我们能看到女权主义、平权运动、生态主义等等。这反映了社会反抗的转变逻辑,这些反抗并不在工作场所或工厂里发生,也不是表现为以往的阶级斗争。

  1968年的“五月风暴”尤其表明了这一转变。法国的反抗者善于运用日常政治的语言来讨论文化传播、性别等问题。当时流行的是“欲望的政治”,欲望怎么能和政治扯上关系?读一读马尔库塞的书就会有答案。人们还被告知,欲望是被消费社会中的广告文化塑造出来的,广告给大家洗了脑。

  换个角度来看,60年代也是代沟问题特别突现的一个时期。老一代人并不理解新一代人的问题,两代人之间无法进行有效沟通。50年代的主题是核武器的恐惧,到了60年代则变成了对资产阶级常态生活的恐惧,这种生活形式被认为是压抑人性的。

  第一财经:有意思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贝马斯在这一时期的态度并没有特别激进。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论范畴和具体条件都不同了,并不适宜革命,所以他更支持“激进改良”,通过对现有权力结构做出调整来推进民主。如何看待这种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法国的思想家更趋于激进?

  理查德·沃林:你具体指的是哪一个法国思想家?1968年的学生是激进的,但是知识分子阵营并不是意见统一地支持革命。福柯当时在突尼斯,并不关心这场运动。拉康不关心,列维·施特劳斯也不关心。真正激进的是像卡斯托里亚蒂斯这样的边缘分子,还包括情境主义者。整个结构主义阵营都是不关心政治的,所以他们会把1968年视为一个“事件”,事件是和结构相冲突的。“结构主义者不上街制造革命”,这是他们的反应,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政治变动都只是浅层结构。

  不过你的问题仍然有效,它让我们看到了1968年复杂的那一面。其实哈贝马斯是激进的,195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引发了霍克海默对他的异议,最终把他请出了法兰克福研究所。哈贝马斯对1968年的学生运动虽然持保留态度,但是他仍是民主改革的支持者。

  同时,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由科恩·邦迪发起并领导的反叛是一场自我设限的革命,如果你细看他们提出来的诉求,他们其实是异常克制的,这也是这场革命的独特性所在,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5月10日巴黎索邦大学被占领后,学生提出的要求无非是让警察离开校园、重新开放校园并释放被捕学生。就是这些,没有对权力的过分要求。

  第一财经:那么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沃林:我也对此做过很多思考。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很多,不过最核心的是要为劳动者辩护,为受压迫者、受迫害者、受歧视者辩护。这是社会主义一开始的初衷,也是左翼最根本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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