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政府不应该是一个事事都有为的政府

  [改革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理论是一种规律方法,是指导思想,理论上不搞清楚,实践中会无所适从。如果做事情没有指导思想就没有兴趣和目标,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干劲。同时,我们学术界也需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

  12月1日,第一财经CBLA举办,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获得“年度思想家”荣誉。作为国家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田教授在取得美国得州A&M大学终身教授身份后,于2004年回国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拉开了上海财大体制内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序幕,成为教育改革界吃螃蟹的第一人。在田教授的领导下,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逐渐成为了一个经济学人才汇聚的高地。

  田教授在教材创新方面也不遗余力,历经十余年打磨,推出《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弥补了国内原创高级经济学教材的空白。其近日与林毅夫教授就中国经济改革“到底该以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为目标”的论辩也广受瞩目。第一财经就此些问题专访了田国强教授。

  第一财经:近日经济学界关于中国改革的大辩论风起云涌,其中您与林毅夫教授的“到底该以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为目标”的论辩广受瞩目,您与林毅夫教授观点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田国强:我和林毅夫教授争论的焦点是政府定位的度在哪里?我谈到的理想状态是有限政府,他谈到的理想状态,以及现实中的实际状态是有为政府。有限政府的边界是有界的,有为政府是无界的。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按照十八大三中全会的思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和过位的问题。政府不应该是一个事事都有为的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市场发挥作用时,政府还应该是无为的。但有为政府的定义首先排除了无为。

  林毅夫教授提到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是矛盾的。我们知道一个有效市场的前提条件是一个有限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并不是说政府不管,而是说政府定位要合理,不能把手伸得太长。

  第一财经:您所认为的理想的有限政府是什么样子的?

  田国强:理想的有限政府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做,市场失灵导致不能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时候,政府就要出手,主要表现在维护和服务方面。维护方面是指维护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市场的持续、合同的执行、财产的保护,服务方面是指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公共教育,保护生态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经济人在合法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无后顾之忧。在市场机制失灵,出现紧急情况时,包括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有限政府也要有一些有为,但这是短期的,不能推及到日常经济活动中。

  有限政府只是一个理想目标,现实当中没有绝对的有限政府,但向此逼近会让政府更有限,从而让市场更有效。并且,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能逆市场化改革而动,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的有为应该是越来越少的。

  第一财经:政府过位的危害是什么?现状如何?现在强调有限政府有什么重要意义?

  田国强:政府过位会导致市场失灵,损害市场效率。政府设置行业壁垒、审批程序,作为规定制定者,又作为裁判,又同时参与经济活动,很多时候就会过位。比如,政府不恰当地干预经济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

  强调有限政府的意义是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政府的定位决定了市场是不是有效,中国的改革应该是松绑放权的改革。

  第一财经:您认为当前这样一场经济学界的思想交锋的意义何在?

  田国强:改革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理论是一种规律方法,是指导思想,理论上不搞清楚,实践中会无所适从。如果做事情没有指导思想就没有兴趣和目标,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干劲。同时,我们学术界也需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

  第一财经:您从2004年回国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来又担任了高等研究院院长,在您的领导下,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逐渐成为了一个经济学人才汇聚的高地,研究实力跻身全球领先行列,请问您在这方面是如何思考和运作的?

  田国强:在我看来,一流大学有三个必要条件,即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师资、一流的课程。上海财大的生源质量有保证,最大的短板是师资。作为首创、首批被纳入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经济学创新平台”,改变了以往国家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项目主要将资金投入在设备上的做法,将资金主要放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上,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开启了大规模、成建制引进海外高层次拔尖、领军和优秀高层次人才的先河。

  对于经济学高层次人才的汇聚,我们实行的是“以用为本、注重绩效、高端引领、批量跟进、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的人才引进战略方针,将评价重心放在“用”字上,让实实在在的成效说话。

  第一财经:您最近推出了教材《高级微观经济学》,是十年磨一剑之力作,我们知道我国原创的高级经济学教材屈指可数、高校大多采用的是原版英文教材。请问您这套教材的特点是什么?

  田国强:这本书是我基于在得州A&M大学经济系多年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英文讲义,花费近十年时间反复修改,增加近一倍内容而成。结合我在推进的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和授课经验,编写本书是现代经济学教学、研究及其应用的需要,是培养大量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高层次经济学和商学人才的需要。这套教材主要有三个特色:

  第一是融入了中国元素,融入了中国在改革和治理方面的实际应用。现在经济学教育在很多方面是有学术,没思想。高级微观经济学看的都是干巴巴的公式,找不到现实的指导性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在严谨、科学地介绍这些理论的时候,能结合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国情,把这些理论的指导性意义和缺点体现出来。

  第二个特点是这本书是前沿性、严谨性、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囊括了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最基本直至最前沿的几乎所有典型主题。它就像一本字典,具有收藏价值。

  第三个特点就是理论的创新。我用22章写了44位经济学家的人物小传。这在经济学方面,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方面,还是从来没有的。

  第一财经:您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不足以及发展方向在哪里?

  田国强: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一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二是“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三是“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的未来。培养人才要青出于蓝。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由于时代的原因错过了很多学习的机会,我希望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后一代能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是我们的使命、目标和事业,我把这个当作一种理想。

  第一财经:您的著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得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有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请问您这本著作主要论述的是什么问题?现在看来有什么意义?

  田国强:这本书主要针对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或者如科斯所说“思想市场”的建立。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我想,这也是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财经:我们在您的著作中发现,您非常关心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请问您对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认识?

  田国强: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无论是在GDP,还是在解决就业方面,民营企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创新的主要动力。我们不能忽视民营经济,要给予其平等的待遇。

  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而非主要作用,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让民营经济发挥主体作用。你看,国内公认最具有创新的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企业,也都是民企。而国有企业如不能解决效率低下、寻租腐败、挤压民营、不利创新、机会不公这五个问题,就不可能搞好。

  第一财经: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当前中国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最迫切需要把握的是什么?

  田国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难点和重点是解决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实际就是改革深化,辩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的问题。政策不应该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合理边界界定问题,定位好政府的度,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减少行政干涉、放权给社会、个人和市场,变成有限政府,这个做到了,就做到了纲举目张,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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