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2日，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

　　其间，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两位专业人士分别从农村教育和在线教育两个方向切入，阐述了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以及现行可能的教育公平改革路径。

　　杨东平：过度“撤点并校”应反思

　　时代周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印象中，以‘教育公平’为题的高峰论坛在最近10多年里屈指可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这样开始演讲。

　　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探讨“教育公平”的场合，杨东平选择了相对敏感的话题：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新问题。杨东平提出的这些新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中国农村持续10年有余的“撤点并校”政策相关。

　　自2011年11月甘肃庆阳重大校车事故之后，“撤点并校”被国务院紧急叫停。2012年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针对这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调研，并在当年底发布相关报告，此后又据此写成《农村教育向何处》一书，反思“撤点并校”政策。在杨东平看来，过度“撤点并校”不仅对农村义务教育影响巨大，也对农村的文化生态和社区发展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而今，农村教育进入“后撤点并校”时代，杨东平开始看到这其中的各种遗留难题。

　　农村教育三“大”变化

　　时代周报：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如何？

　　杨东平：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一个数据—中国的贫困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在内，一共是1100个县。这些县所涉及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占全国的40%，学生数量占全国的33%。

　　1100个县是什么概念呢？中国共有2862个县（区），除去852个城市的区，农村的县是2000多个。等于说，义务教育的薄弱地区相当于占了50%。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农村教育薄弱这个短板估计不足。我们讨论城镇化、学校进城和农民进城上学，关注的是农民如何追求优质教育；但实际上，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基本保障还没有完全实现，情况比想象中更为严重。

　　近10年，中国的农村教育发生了千古未有的深刻变化。这种改变可以用三个“大”来形容：第一，学龄人口大幅减少；第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第三，大规模的“撤点并校”。

　　“撤点并校”从国务院2001年发文到2012年紧急叫停，整整10年。这期间，我国的小学生人数减少1/4，初中生的减幅超过10%。其实在很多地区，学校撤并的数量达到了50%、60%甚至80%—90%。譬如，山西、陕西的一些县，原有学校300多所，撤并后剩下30所—就是这样的强度和力度。

　　过度撤并农村学校，致使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后，又出现了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问题。因为，农村学生必须“长途跋涉”到寄宿学校，缴纳伙食费、寄宿费，许多家长还要进城陪读。农村学生的人均教育成本因此增加1000元左右。这是很多调查获得的数据，国家审计署对1185个县的“撤点并校”的审计结果，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减免两三百块钱的学费、杂费，同时却要多付一千多块的费用。如此，义务教育免费的意义究竟何在？

　　伴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撤点并校”，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和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

　　目前，这两个群体的数量非常之大。根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全国17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是3581万，留守儿童是6100万，总共将近1亿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是1247万，留守儿童是2126万，总共3400万。

　　在上海和北京这些特大城市，从去年开始，由于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流动儿童的教育出现了严重的逆转。两个城市都有数以万计的流动儿童无法正常接受教育。他们有的回到农村上学，有的还“潜伏”在幼儿园。

　　留守儿童的问题更为艰难，因为骨肉分离，缺乏监护人，他们丧失了有效教育的前提。

　　农村辍学人数明显上升

　　时代周报：被撤并的村小和教学点还能恢复吗？

　　杨东平：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根据学生意愿，需要恢复的教学点就要恢复。但从现在来看，大面积恢复是不可能的。

　　农村的村小及教学点，我们称之为小规模学校。根据2010年的调查，全国还有村小21万所，教学点6.7万个。这些是农村教育的难中之难—那里普遍只有一两个教师，几个或十几个学生，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都很差。

　　有人认为，即便不撤并，这些学校也会随着学生的流动、生源减少而消亡，但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不能提前就把这些学校“处决”。

　　农村学校撤并，还有一些出于非教育的原因，如为拉动城市化。在县城周围批地建所谓的“教育园区”，把所有农村学校“连根拔掉”，集中到园区里。农民子女要上学，就必须进城买房、租房，从而拉动城镇化。这种做法非常极端，加剧了农村学生的上学困难和乡村的荒芜。

　　即便在美国、瑞士、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小规模学校，只要有人群，国家就要提供教育服务。

　　时代周报：除了小规模学校数量骤减，在“撤点并校”的过程中，农村教育还出现了哪些新现象？

　　杨东平：伴随“撤点并校”，农村出现了三类特别值得关注的学校。

　　第一类是城镇地区的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学校。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超过65人的班级就是超大班额，但很多城镇学校的班额超过了100人，甚至达到130人。比如我们了解到的河南某县级市的一个重点小学，平均班额达到了133人。教育质量如何保障？

　　第二类是农村寄宿学校。由于农村学生上学远，很多地方将寄宿学校作为解决方案。2011年，我国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寄宿率达到34.3%，其中，初中62.4%，小学20%，出现了大量三年级以下的低龄寄宿学生。

　　很多寄宿学校条件简陋，师资不足，缺乏食堂、浴室、饮用水等配套措施；也有一些寄宿的学生在校外租房，搞得一年级的小学生就要自己点火做饭。这导致了一种后果：很多农村寄宿学生营养严重不良，平均身高比走读的学生低4-5厘米。这个调查，起初是斯坦福大学与西北大学的REAP团队做的。同时，农村寄宿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低于走读学生，这是权威部门连续三年宏观监测的结果

　　第三类就是小规模学校，承接农村最底层的没有能力进城上学的学生。由于这些学校缺乏规模效益，师资和办学条件难以改善，教育质量普遍较差；但如果把这些教学点撤掉，当地的孩子就可能失学。事实上，由于过度的“撤点并校”，这些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人数已有明显上升。

　　时代周报：如何才能解决农村这三类学校存在的问题？

　　杨东平：这三类学校的问题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简单有效的办法，需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方法加以解决。

　　比如城镇大班额问题，源于不少地方在城区大量建设新学校。其后果一方面是地方教育财政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加剧了农村学生向城市集中，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城挤、乡空、村弱”的不合理现象愈发严重。有一些地方采取了相反策略：强基固本，反哺农村学校，政策和各种资源首先向农村学校倾斜，有效改善了乡镇中心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促使农村学生从县城回流。湖北的黄梅县、吉林的通榆县以及山西的晋中市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建立多元价值取向

　　时代周报：随迁子女的教育也是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大城市中，城市人口与农民工对该问题的看法分歧巨大，如何才能让双方在教育公平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杨东平：上海的流动儿童教育原本是特大城市中做得最好的，2008年起上海实行三年行动计划，“五证并一证”，降低入学门槛。现在采取居住证制，实行积分入学，明显提高了流动儿童入学的门槛。

　　城市人群和非户籍人群的不同利益主张，如同“巴士效应”：挤上车的人说赶紧关门，快开车；而没挤上车的人则要求开门。问题是国家必须要有清晰的价值立场。如果城镇化是一个既定政策，那么，城市是否应该向农民开门？是否应该善待农民工？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但中国缺乏公共讨论的习惯和空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极易演变为肢体冲突。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时代周报：也有一些教育官员提出，农村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的教育资源，比如大自然。农村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建设好学校。

　　杨东平：去年我们出版了《农村教育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过讨论。

　　农村的初中之所以辍学率高，就是因为高难度的学科教育把很多学生驱赶出了学校。他们上高中无望，同时又已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就不再上学了。

　　中国教育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需要更新，一是城市中心取向，二是精英主义取向。直到今天，农村教育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认识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仍然需要拨乱反正。事实上，农村教育要满足升学、进城打工和建设新农村等不同的需求。像山西的风陵渡中学，吉林抚松的仙人桥中学以及浙江上虞的农村小学，采取了“以学生为本，乡土为根”的教育，用乡土文化滋养教育，而不是以逃离农村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很多农村孩子可能去学习职业技术，可能进城务工，只要拥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仍然可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并非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