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学校‘千校一面’，没个性没特色，这是我们政府管得太死了。”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局副局长郭金元说。
日前，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研讨会暨“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在京举行。作为本年度地方教育创新奖的获奖者，广东佛山顺德推动的“教育放权推进治理体系改革”备受与会者关注。
有专家表示，顺德改革抓住了“官办评分离”的关键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从管理教育到治理教育，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促使“教育生态发生巨大变化”。
“不拆掉这些‘庙’，权力根本放不下去”
顺德教育目前推进的这场改革，启动于2011年，迄今已有近三年的时间。
“首先把政府部门给拆了，按照决策、监督、服务分离的原则，调整教育局机构设置。” 郭金元形象地把这一步比作“先拆庙”。
据了解，顺德教育局治下有200多所幼儿园、200多所中小学和职业中学，30万名学生，2万多名教师。为管理如此庞大的群体，顺德教育局的机构设置和其他区县的一样，都是对应上级教育部门的架构而设立的，这种机构强化的是自上而下的块块管理，为了“管”而设“庙”。
“不拆掉这些‘庙’，权力根本放不下去。”郭金元称。
据他介绍，按照决策、监督、服务分离的原则，顺德教育局对内设科室进行了调整：撤并职业教育科和基础教育科，成立学校管理科，服务学校；成立审批服务科，服务基层与社会；计划、财务、统计等职能分散到办公室及相关科室。调整后的6个科室是：办公室、审批服务科、人事科、学校管理科、招生考试科、教育督导室。
以学校管理科为例，包括科长在内一共只有4个人，负责40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的业务指导，还有德育、体育、艺术、卫生、安全、特色教育、推进课改和素质教育等工作。
“现在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就是科室只有业务指导权，行政审批权划入了专门科室。” 郭金元介绍。
“庙”被拆了之后，顺德教育局从权力主体退位，学校成为自主办学的主体，学校得来了办学自主权，校长再把权力下放，给教师和学生更多自主发展的权力和空间。
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展，集中体现在主管部门审批权限的撤销、下放。
2012年，当地教育局就撤销了区级教育考核检查评比项目12项，合并11项，保留8项，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行政干预。到了2013年，则进一步取消了区镇（街）两级学籍异动审批权限，只作程序性盖章，将学生的学籍异动权还给学校，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开办、变更、撤销审批权下放给镇（街道）。
“我们还要求学校退出中小学生校服运作，将其还给市场，政府制定款式和用料标准，监管市场，家长自由选购。” 郭金元介绍道。
2014年，教育部年度教育工作会上，部长袁贵仁就明确表示，根据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
显然，顺德此番改革的发力点，就是在上述三者间的权力划分上做文章。
管、办、评分离
顺德此轮教育体制改革，还抓住了“管办评分离”的关键节点。
据了解，为了实现“管办评分离”，顺德教育局请来了第三方——广州一家专事评价的专业机构，请他们先期调研，并参照国内外先进经验，设计出适合顺德特色的学校自主评价体系。
这套评价体系主要由5项一级指标（规划与管理、教师发展、育人文化、教与学、学生发展）、12项二级指标和28项三级指标构成，囊括了学校自主发展的方方面面。评价分两个阶段，先是学校比照这些指标进行自我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实现自主规划、自我实施、自我诊断、自我提高。然后才是外在评价。此外，为了接受公众监督，该体系还专门设计了“利益相关者”调查，包括师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等。
“我们把评的结果，放在教育局的网站上公布，全社会都来看，学校的发展压力就很大了，必须要往前走。”郭金元表示。
此外，在顺德事权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各种非营利性组织承接了政府下放的部分事权。
顺德区教育局成立了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通过公开招募，聘请了26 位智囊人员，他们来自学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学校，这个智囊团直接参与顺德重大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
此后，顺德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成立，这个由15名顾问、19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带有行业指导委员会的职能，对全区职业教育发展进行研究、咨询、协调、服务与指导。
“你注意到没有，这几个机构与教育局是平行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郭金元表示，“这些机构必须要到社会的民政机关去登记为社会组织，然后去承接我们的政府服务，它的局对教育局提供服务，对上面学校是专业指导的”。
“现在看，顺德已初步形成了由政府指导性管理、学校自主管理、行业自律性管理，社会、社区、社会贤达、企业、家长、校友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开放型教育治理体系。”对于顺德的上述改革，有与会的专家给予了积极评价。
而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也认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