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17点25分，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缓步走上2014天津达沃斯论坛开幕全会的舞台，精神矍铄地发表欢迎致辞。1个小时前，全会厅门外已经排起了占位的队伍。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施瓦布和他所领导的世界经济论坛进行了重大转型，重新设计了价值主张和发展战略。在他们看来，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革。全球经济、地缘政治、环境和社会体系都在不断变化，互相改变着对方，构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

　　“我们既要了解各种相互依存关系的细微之处，也要对全盘有宏观理解。”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发出的声音。对于大部分的与会嘉宾，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在迈向2015年的过程中，全球经济的前景将会如何？

　　9月10日早上9点，2014天津达沃斯论坛第一天第一场公开会议的主题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全球经济最新动态。在之后两天的会晤中，这些最新动态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剖析和讨论。

　　经济缓慢复苏

　　“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疲软，这对于未来发展是一个信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朱民在出席“全球经济最新动态”分论坛时说，“2015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将处在不同的周期，全球经济主要挑战仍是就业和增长。”

　　《国际金融报》记者在论坛期间采访多位国外经济学家时发现，对于2015年世界经济是否会变好，他们普遍不乐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在今年前6个月，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是复苏的力度并不是很强。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7%下调至3.4%，并继续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4%。

　　朱民进一步分析说：“不同的经济体处在不同的周期当中，发达经济体仍然在努力走出衰退，美国一路领跑，而欧洲和日本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已经走过周期的高点，在过去18个月里，90%的新兴经济体在减速，所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处在不同的周期，这将成为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经济已经走出了衰退，但复苏非常虚弱，所以欧洲供求两方面都需要发展。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欧元区经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放缓。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近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和通货膨胀数据表明“欧盟经济复苏的动能正在流失”。

　　对此，荷兰莱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议程理事会地缘经济学专题小组理事Victor Halberstadt指出：“欧洲仍然在艰难的挣扎过程当中，而且比今年年初的情况还要更加糟糕。2015年，对于欧洲来说，经济增长会比想象的还要疲弱。”

　　“目前，德国的经济状况可能比较乐观，相比之下，欧元区其他经济体增长率低于趋势增长率，这样的经济增长预期需要欧洲央行以及各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Victor Halberstadt强调说。

　　对于复苏乏力的欧洲经济，朱民的建议是：供求两方面协同发展，需求和供应方都要发力，通过货币政策去支持总体需求；与此同时，欧洲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应方的结构改革。

　　“我们需要一个多管齐下的政策。”Victor Halberstadt表示，“欧洲央行已经表示可能会采取类似量化宽松的政策，同时会对那些相对虚弱的经济体进行结构性改革。”

　　美国经济是量化宽松政策的受益者。

　　在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Luis Alberto Moreno看来：“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坚实的复苏阶段，还有几个国家的表现也不错，比如英国，当然，即将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可能会对其经济前景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全球议程理事会全球经济失衡专题小组理事李稻葵认为：“每一个人似乎都过于关注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我看来，从GDP的增长值，以及在金融市场的表现而言，美国经济的复苏相当不错，GDP的增长值大概是3%，金融市场也是相当不错的。从资产价格来看，房地产市场正在复苏，失业率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的确是在降低。”

　　“但是，美国也存在结构性问题，即劳动力的参与度非常低，正处于历史以来最低的水平。”因此，在李稻葵看来，关键是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如果在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人获得了很好的结果，将会转入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在大幅度减少。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还要考虑财政政策，也就是说，美国经济有可能转移到财政政策上，并且明年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美国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后，基础已经十分坚实。”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经济学教授Kenneth Rogoff的观点与李稻葵非常相似，他强调，“我们仍需要十分谨慎。当我们在讨论美国经济复苏的时候，不得不关注一下美联储的预测。”

　　事实上，今年以来，美联储一直在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而一些第三方机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也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将进入一个多年低增长的环境。

　　美联储的抉择

　　Kenneth Rogoff的谨慎态度另有深意。在他看来：“我们目前仍然是在走出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到谈货币政策常态化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一轮衰退后，全球经济需要一个更加平稳的增长。如果贸然采取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使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再遭重挫。”

　　“更重要的是，市场还没有对美联储加息、退出量化宽松做好准备。”Kenneth Rogoff进一步分析说，“甚至无法想象该如何作出反应。”

　　对此，朱民表示认可。他强调：“如果美联储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伴随而来的将是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动荡，并对全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全球都必须注意并且采取措施应对即将发生的变化。”

　　朱民的这一表述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的态度。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密切关注新兴市场的动向，因为市场正笼罩着对美联储逐步退出货币刺激措施可能造成地区金融动荡的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联储如果进一步缩减购债规模，可能会导致包括土耳其和印尼在内的新兴国家新一轮动荡，这些国家非常容易受到资金外逃的打击。

　　“美联储缩减购债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说，“这显然是即将来临的一个新危机，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如何缩减购债、以多快的速度缩减、怎样与市场沟通，以及有哪些溢出效应都需要关注，尤其是对新兴市场而言。”

　　而Luis Alberto Moreno提出，拉美绝大多数危机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动性在减少，是由于利率增长所造成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来适应市场的变化，从而能够通过自己的央行进行干预”。

　　“一方面是美联储的抉择，另一方面是市场对这个决定的反应。”朱民进一步强调，“目前，美联储与市场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资产价格的重新定价和再配置，尤其是债券市场需要进一步清理。”

　　朱民认为：“如何应对美联储的这个‘决定’，对于2015年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Kenneth Rogoff看来：“其实，量化宽松（QE）不仅仅是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一旦开始出现利率上升（其实这个时刻已经出现），经济复苏会变得困难。”

　　2009年，美国金融机构渐渐稳定，美联储逐步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购买美国长期国债。试图通过这种操作，引导市场降低长期利率，减轻负债人的利息负担。到这一阶段，美联储渐渐从台前回到幕后，通过量化宽松为社会经济提供资金。

　　随着讨论的深入，朱民越来越激动。在他看来：“美联储最终的决定非常重要，必须慎之又慎。美联储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本身不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但是，一旦经济出现恢复，货币乘数可能很快上升，已经向经济体系注入的流动性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将直线飙升，流动性过剩在短期内就将构成大问题。”

　　“事实上，量化宽松政策，不仅降低了银行的借贷成本，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Luis Alberto Moreno指出，“美国政府都在实行超低利率，其本意是希望经济迅速复苏。但结果事与愿违，在美国经济基本面根本没有利好的情况下，股市却扶摇直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国债的利率本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波动的利率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杀手”。朱民认为，“对那些短期的资产持有者，他们不知道如何来持有自己的资产。”

　　地缘政治困局

　　如果说美联储最终的“抉择”是2015年全球经济一大不确定因素，那么，日渐凸显的地缘政治风险将给明年带来更多的“隐患”。无论是乌克兰危机、伊拉克恐怖主义活动，还是叙利亚冲突、海洋岛屿之争，都将对国际油价、地区经济和双边贸易带来巨大冲击。

　　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与李稻葵出现在同一场分论坛上，“岛屿之争对中日经贸关系影响几何”的问题虽然敏感，但仍被主持人“抛”了出来。

　　“日本与中国，日本与韩国，如何改进双边关系，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道‘难题’，彼此之间的确存在着政治上的互相‘关注’，或者说是政治上的互相影响，而这显然已经影响到了双边经济关系。”不过，甘利明强调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将政治和经济分开，这需要每一个国家都真诚地、诚实地来面对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积极地影响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甘利明的表述十分“官方”。对此，李稻葵给出了中国的立场。

　　李稻葵说：“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于两国的经济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对日本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增长，中国经济也在减少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而对于日本来说，我们不能说同样的话。”

　　“所以非常让人遗憾的是，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处在很好的状态。”李稻葵进一步指出，“不管你站在哪一边，大家可以互相地责怪，但是对于我来说，日方过于咄咄逼人，并没有做出有益的举措，不愿意承认现实，像这些岛屿争端，实际上承认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觉得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要由日方来做。”

　　甘利明却表示：“并不存在所谓的岛屿争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这是我们的政策。”对于李稻葵提出的“对日本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的说法，他强调，“我们正在努力增强日本的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地走出通缩。”

　　“由于价格的下降，抵消了货币供应增加的效果，如果不走出通缩的话，我们的这些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就不会有效。”因此，在甘利明看来，“走出通缩才是日本政府当前关注的重点。”

　　与此同时，甘利明也提出了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质疑，比方说货运量和用电量，以及中期和长期的资本投资，所以人们有可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不同的想法，“特别是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随着工资的增长，中国的竞争力有可能会下降，因此，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正处于非常艰难的、富有挑战的环境当中。”李稻葵并没有回避质疑和问题，他指出，“一方面，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引擎，用一个新引擎替代过去的引擎；另外一方面，必须要进行机构改革，根本性的、根本意义的机构改革。”

　　李稻葵进一步分析说：“过去，中国经济的两个增长引擎是出口和房地产，这两个增长引擎正在逐渐淡出，让新的增长引擎来替代，而新的增长引擎正在逐渐到位，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减速。”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究竟是什么？“首先是基于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基于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在逐渐到位。”除此之外，李稻葵补充说，“还包括私人消费、绿色经济等。”

　　参会者说

　　我们现在的工具只能用于打过去的战争而不能打未来的战争，我们有更多的枪和子弹，但这些武器不适合未来面对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要健全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特聘杰出研究员刘明康

　　升级是一个企业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一定时候是需要转型升级，这个过程不是一个长久追求的过程，转型升级意味着我们行业的转型、制造业的转型，包括环保的提升，成本的提升，以及挖潜、创新，达到更深层次的国际化的标准，这也是我们企业追求的一个目标。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

　　不仅是中国的水泥过剩，其他的如玻璃都过剩。现在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相互之间就是不断地竞争，争夺劳动力。所以小的企业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所以，中国这方面也出现更多的集中和组合，包括一些新的产能方面的变化。

　　——俄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

　　银行的高利润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随着利率市场化加快，需求结构将发生变化，资本的约束也在加强。需要通过创新提高GDP的技术含量，重视成长型的小微企业，在体制重视科技的变化下，银行的结构、支持的重点和服务对象也会发生改变。

　　——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

　　个人角度看降薪不是个高兴的事儿。国家角度看，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中国与西方的最大不同是，中国追求共同富裕，强调人民群众广大职工是主人公。国家收入差距太大，社会如何和谐稳定发展？关键是让更多群众受益。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之间的技术交流，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协作，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此外，还需要探讨如何更好地维护“联合创新”成果的机制，如构建专利池、专利交叉许可等。

　　——陶氏化学亚太区首席技术官姚维广

　　（本报特派记者 胡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