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后，《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的“松绑”新政正式实施。如何评价“松绑”前后得失？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会委员会委员刘国恩。

    在刘国恩看来，目前多点执业医生更多的还是“平行”流动，从一所大医院到更多的大医院，接下来应更多地鼓励医生去社区打造自己的诊所，这需要改变固有的行政资源配置制度及政府办医思维，但目前尚无“清晰路线图”。

    建立全科专科诊所

    经济观察报：北京市新的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有三方面的政策松绑，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刘国恩：确实解决了部分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没有解决。行政资源配置形成的制度藩篱太强，公立医院的医生要走出去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工作中，减少行政配置资源的垄断优势，将医疗卫生服务逐步变成社会性的开放平台，医生进行多点执业才会变得可行、灵活、有效。

    多点执业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仅从一个大医院到几个大医院的“点对点”工作，而更应该是“点对面”的转型：鼓励医生在大医院工作的同时，建立自己的下游服务团队，更好发挥助理医生、新近毕业医学生、药师、护士的团队作用，以点带面，面向广大社区居民发展更可及、更便捷、更有效的全科、专科服务诊所。

    这样的话，大医院可以更集中地提供住院和急诊服务，改善目前人满为患的状况，广大患者也因为更好的分流服务而受益。

    经济观察报：相比三年前，目前资源配置去行政化成效怎么样？

    刘国恩：这涉及好多机构部门的责权调整，观念上也有待与时俱进。对于在资源配置上如何去行政化，如何引入竞争以及社会力量，目前意见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去行政化、市场竞争、社会办医等改革与公益性、服务质量的目标一定背道而驰。可以想象，如果这两者被看成是对立的关系，相关领导则必须“二选一”，他们更可能选择保守的那个，从而在引入竞争、发挥社会力量上打折扣。从过去几年的实践来看，人为误导的决策、医改步履蹒跚在各地时有发生，去行政化的路还挺艰辛漫长。

    经济观察报：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松绑带来的利好有哪些，尤其是对民营医院？

    刘国恩：对于民营医院来说，收益很明显，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优质医生。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医生多点执业的全部和重点，多点执业真正的重点还是在于能够把广大医生从大医院里解放出来，把更多医生资源发挥到社区诊所。现在的大医院里，大部分资源都花在了门诊服务上，很多专家，每天接待的主要是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以及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患者，这些服务绝大部分可以在社区诊所完成。这是极其浪费、低效的一种模式。如果没有一个根植于社区的可及、高效、质量可信的全科诊所体系，大量的门诊病人不可能回流到社区，中国将长期面临大医院水泄不通、基层社区门可罗雀的状况。

    减少诊所硬性规模要求

    经济观察报：推动医生开设诊所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刘国恩：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长期固有的行政配置资源的模式。过去，我们总强调办医机构的硬性条件和规模，因为现行的中国医疗服务体系是以大医院为中心，而不是以社区诊所为中心，整个资源配置基本都是从上而下的路径。其结果是，中国医院的规模之大，无论是床位集中度、还是技术集中度、服务集中度，都是全球之最。

    在此大背景下，如果有人要开设社区诊所，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和条件都是基于过去以医院为中心的服务体系设置的，其复杂和困难程度很大，一些硬件指标、人员规模很难达到要求。因此，我们真正要改的是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从集中到下放，从行政到市场的转型。

    经济观察报：具体应该怎样去推动医师自由执业？

    刘国恩：要通过各地的实践，多点自由执业模式不可能通过一纸文件或研究报告就能一夜间形成。如果一位经验丰富、精力旺盛的退休医生想在自家小区成立一个治疗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常见病的普通诊所，资格、经验合格有余，主管部门在办理申请手续过程中，是否能够多一些支持和帮助，简化手续、优化流程？特别需要讨论改进的是，是否可考虑减少医疗诊所不必要的硬性规模要求，包括人员、注册资金以及其他配套条件？这是关键的一步。很多地方仍然参照过去针对医院所要求的陈规条件，对社区诊所的进行审批限制。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其审批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如果抱着规避自身风险的负向目的，那么对申报医疗机构的条件审核，总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理由不审批或延迟通过。但反过来，如果抱着支持的态度，情况就不一样了，医生多点自由执业的发展就会迎来欣欣向荣的局面，社区居民就近看病就医的状况因此也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