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嘉宾：
    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饶达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高旭
    观致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谦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陈玉东
    吉利汽车集团常务副总裁孙晓东
    主持人：
    《第一财经日报》产经新闻中心副主任钱蕾
    在全球一体化这个大舞台上，越来越多汽车企业加入到国际化的行列中，而且有些中国企业已走得有模有样。在这轮博弈的大潮当中，国企、民企包括新模式的企业都有机会，谁能胜出取决于在变化中能不能建立一套适应这个变化的承载体系，能不能在博弈中建立自主的核心技术能力。在本土企业国际化现有的多种路径中，进展如何？是否可行？本土汽车企业未来将如何才能更加国际化？为此，《第一财经日报》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在广州车展上就“撞击与反哺：汽车企业国际化与本土化路径探寻”这个话题，邀请主机厂、零部件、研究机构以及市场调研机构等多方代表，听一听他们的真知灼见。
    第一财经日报：在探索国际化路径这方面，本土企业吉利集团已勇敢地迈出一大步，收购沃尔沃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吉利到底从沃尔沃身上吸取了多少营养？
    孙晓东：吉利在收购沃尔沃之前，已收购了澳大利亚的自动变速箱公司，收购沃尔沃之后又收购了英国的公司。通过这一系列的并购及国际化实践，吉利首先形成了国际化的组织和人才队伍，第二是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国际化，第三是形成了国际化的知识管理体系，第四是形成全球的融资能力，等等。
    日报：在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中，吉利哪些环节在操作上比较容易，哪些比较难？
    孙晓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外在文化层面的差异越来越小，彼此相互理解变得容易多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冲突，不管是收购沃尔沃还是收购其他公司，在海外任何一个市场都会碰到知识产权问题、专利问题，这些问题特别敏感。原来我们中国人或中国的企业习惯上不是太重视，我们到海外去比方说要注册品牌，一个不小心可能在这方面就会有问题。
    日报：从另一个角度，其实沃尔沃也需要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吉利起到怎样的作用？
    孙晓东：至少吉利帮助它进一步了解全世界最重要的市场的重要性，它所需要的灵活性、它的用户特征以及它应该有什么样的产品。
    日报：吉利沃尔沃的平台研发9月份在欧洲已启动，在品牌规划上，吉利的三个品牌可能需要新的规划，现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孙晓东：产品的研发确实已经开始，在跟沃尔沃研究一个基础构架，吉利的厂可以做沃尔沃的车。品牌的事情现在想法都有，我们要等合适的时机先在经销商层面沟通完了以后再公布。
    日报：跨国公司在本土化过程中，跨国企业是不是真的把一些核心技术带到中国来？
    陈玉东：我们是这样定位的，我们是把合适的技术、中国需要的技术带到中国。对于自主品牌和跨国企业品牌，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比如ABS9这个产品，第一批投放市场的客户就有中国的自主品牌客户。
    日报：在跨国企业本土化的过程当中，博世公司遇到的难处是什么？
    陈玉东：像一开始的相互信任，以及知识产权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文化冲突是有的，但是可以互相理解。困难正逐步克服，我们对中国的投入也逐步放大，研发也从一开始的应用开发逐步走向平台化的开发、系列产品的开发等。
    日报：博世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知识产权这个问题的呢？
    陈玉东：我们的知识产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中国的专利服务于全球，另一方面有一些全球的知识产权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不错的，打知识产权官司中我们有输的也有赢的，但是只要我们有理由的都赢了，我们也打赢了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的官司。最近几年，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日报：吉利走的是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国际化路，而观致走的是整合全球资源、一开始就构建在国际化标准上的另一条路径。按照观致这种模式，这就意味着人、团队这些因素是观致的核心竞争力，把这些单个的技术力量集成企业的体系竞争力有很高难度，观致怎样来攻克？
    郭谦：我觉得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性的方面，怎么把方方面面的技术力量整合起来做出一辆车，归根结底还是归结到人，先解决能够具备整合方方面面资源的人和构架，然后再去把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招进来；第二是企业文化，在企业里都会存在创业这个阶段，大家从四面八方来愿意干这件事情，这样创业的文化和热情就能够解决其他方面的矛盾。企业内部矛盾也不是坏事，多种文化的碰撞才能产生更强大的文化。
    日报：观致这样一个新的品牌在中国市场或国际市场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高旭：观致的产品在自主品牌当中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我觉得一个产品的成功到一个品牌、到一个企业的长期成功还是不同层次的，现在观致走了第一步，下一步的挑战是品牌和企业的建设，如果能够把这两方面把握好，前途还是不错的。
    日报：观致这种模式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有什么借鉴意义？
    高旭：观致的模式是中国整车企业和制造业在转型当中的一种尝试，并不是唯一一个成功的模式，能不能最终成功现在也很难下定论。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包括组织全球化资源的能力、利用国际化资本的方法，这些都值得借鉴。
    日报：六大国企在合资格局里占到很大的比重，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路径该怎么走？
    饶达：事实上，国有企业国际化开展最早，因为当时汽车厂都是国企，国企中的自主品牌乘用车这一块难度确实很大。首先过去的经营模式总体上是错了，打价格战价格越来越低，产品不是技术进步是技术退步，市场一不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马上就往下滑。希望大家多给自主品牌一些时间。我个人对自主品牌是有期望的，特别期望六大国企起码有五家在2015年能发力。
    日报：国企的现状，一个是在研发动力上，合资这块利润很厚，是不是都投入到研发里去呢，这个动力不是特别足？另一个是国企都是任期制，而政策可能需要有连续性，制定一个长远的目标。对国企来说这是摆在眼前两个难以逾越的门槛，在这样的现状下，该怎么样去突围、突破或规避？
    饶达：研发是作为政治任务给汽车企业领导下达的，所以才有这么几年往研发投资的钱。中国现在自主品牌光建碰撞实验室的厂家就是十家，而2011年才五家。每一个碰撞实验室要1.5亿到3亿多元，一个汽车企业不止碰撞这一个实验室，真正做全了，包括试车厂、包括全部实验室加起来要一百亿，一百个亿才能够对所有的采购件做真正的实验，才能真正搞研发。
    日报：国外企业在中国开展研发工作，对中国的本土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起到哪些促进作用？
    郭谦：国外企业在中国开展研发工作，对中国企业来说能够带来学习的机会，包括培养人才，并带动了中国部分技术的进步。不过，国外企业在中国开展研发工作的深度还是有一定的局限，中国本土企业无法系统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