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反思之一

　　杠杆率过高之痛

　　过高的杠杆率、加上经济大环境的下行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危害不言而喻。

　　在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企业家们的野心被逐渐放大，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财务杠杆率被不断抬高。而此时，危机正在积聚。在外部环境趋恶的时候，企业的生存危机显现出来。

　　绿城的杠杆化生存

　　深受高杠杆率危害的浙江企业不在少数，绿城中国是其中之一。

　　绿城中国与其他房地产商运作的不同便是高杠杆率：通常房产企业的杠杆率是70%，绿城中国则长年保持100%以上的高杠杆率，2008年绿城中国经历危机时杠杆率高达140%，2011年绿城中国的杠杆率依然保持在128%，2012年第一季度绿城以148.7%的负债率高居行业榜首。这期间绿城中国杠杆率最低时期为2010年，彼时的杠杆率为104%。

　　高杠杆率在房地产上扬时期为绿城中国的大手笔拿地、打造高端房地产项目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但远超业界平均水平的杠杆率也一直为业内人士诟病，绿城中国也被冠上“赌徒心理”，甚至有的企业明知绿城中国旗下项目很好，也不愿意和绿城一起去冒风险。

　　绿城中国和保利中国、泛海集团不同的是，保利和泛海是多元化经营，房地产一时的低迷可以依靠其他产业的收入弥补。绿城中国却是以单一地产为主，高杠杆率的操作会让它走向一种极端，赚得很多，输得也惨。

　　2011年开始，绿城中国再次深陷破产、收购、退市等风波，每况愈下。绿城中国最终选择了割肉求生，开始告别高杠杆率的发展模式。2011年底到2012年5月，绿城中国用半年时间处置了12个项目，共回笼了78亿元资金；6月，绿城又将9个项目的50%股份转让给融创中国，融得资金33.7亿元。之后又通过出售24.6%的股份方式从香港九龙仓得到了51亿港元。

　　绿城中国2011年的年报显示，其在2012年将面临超过200亿元的短期债务压力，包括一年内到期的158亿元银行贷款和45亿元左右的信托贷款。2011年底至2012年7月这半年间，通过各种手段收拢的150多亿元资金，让绿城中国的债务压力顿时减轻不少，杠杆率回落到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水平——70%。

　　宋卫平在与九龙仓签约当天的记者发布会上坦承“我错了”，代表绿城中国开始从高杠杆率发展彻底转向稳健发展。

　　高杠杆率现象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的温州、台州、绍兴等民企发达地区特别严重。

　　过度欠债成致命风险

　　本刊根据A股上市公司的上半年半年报，列出了浙江板块中负债率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这20家企业中，有7家以房地产与建筑为主业，剔除宁波银行这一金融服务业特殊情况，负债率最高的为数源科技(80.93%)。除银行、房地产外，高科技行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也拥有较高的负债水平。这些企业往往缺少固定资产，而以专利技术或无形资产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或其他借款，然而其高成长性往往能够掩盖住其高风险所产生的高负债，使其快速发展。一旦成长放缓，其财务风险也就显现出来，如以光伏为主业的向日葵(63.13%).

　　相对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来说，浙江非上市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偏高，大约有一半以上负债率在70%以上，而这样的数据已可进入浙江上市公司前20位。不少企业的“底子”(资产负债率)不好，“日子”(现金流量表)也就更难过了。

　　过高的杠杆率、加上经济大环境的下行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危害不言而喻，温州、绍兴等地不断有老板因无法还贷而跑路，企业因此而破产。这些贷款有来自于银行，也有来自于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这样的企业负债率肯定在100%以上。

　　8月14日上午，温州市中院召开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温州兴瓯医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会议，听取两家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产情况。也就在这一天，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可为。据温州中源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审计，截至今年6月30日，海鹤药业公司账面上的总资产额为1.9亿余元，负债1.6亿余元，负债率高达84%。事实上，当时的海鹤药业已陷入资不抵债的状态。一知情者说，海鹤药业的经营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钱赚多赚少而已，把海鹤拖入资金断裂泥潭的是叶可为等人大肆向社会和银行融资约18亿元，使得企业陷入借贷危机。如根据8月14日债权人会议的信息，无论按照何种资产评估方式，海鹤药业的负债率一定达到200%以上！

　　去年9月份启动破产重组的宁波唐鹰服饰，资产总额约9800万元，负债总额为2亿元，负债率高达204.08%。原公司董事长胡绪儿在去年8月份举家出走，公司一时陷入了经营危机之中。　

　　回归常态

　　从财务学的角度来说，有学者认为我国理想化的资产负债率是40%左右，上市公司略微偏高，但一般也不超过50%。欧美国家认为理想化的资产负债率是60%左右。对A股上市公司来说，负债率70%应该是条红线。根据《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批。

　　“对银行来说，负债率70%是最高的容忍度了。”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超过70%，我们就很难往外放款了。

　　当然，企业的负债率水平和掌门人的素质、所处的产业、信贷环境等种种因素有很大的联系。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告诉《浙商》记者：“我在任总经理的时候，福耀玻璃的负债率在68%到70%之间。我退下来之后，儿子接班，他将负债调整到40%左右，这其中银行贷款占比70%，社会资金占比30%。”

　　经济危机对高负债企业来讲，无疑是一场噩梦。随着增长回落，企业负债率必须回归常态。在中国经济目前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遵循保守经营的原则有百利而无一害。

　　对于浙商来说，首先要转变观念，求稳不求快；此外，还要改善负债结构，除资产负债率外，还要看企业的流动性，比如短期负债有多少，现金流量能否偿还银行贷款等。

　　一百岁的企业，二十岁的心脏，正在成为企业财务战略的愿景。浙商应克服自己先天的财务“缺钙症”，建立健全坚固的财务管理体制，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做长寿企业、做“百年老店”。

　　【闯关方向】

　　善于用加减法化解杠杆危机

　　卫龙宝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企业过度负债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一旦企业不能还债，就会导致银行产生不良资产，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并形成恶性循环。

　　融资渠道上要做加法。要使企业保持安全杠杆率的方法便是融资方式多元化，不仅仅依靠银行借贷、民间借贷，减少企业对贷款的依赖。

　　从金融角度来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解决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的根本途径。而目前的企业，尤其是民企获取资金的渠道有限，中小民企获取资金的渠道除了经营收入，便只能是典当或贷款，而贷款又是最主要的渠道，其中又分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后者很容易发展为高利贷，成为压垮企业的稻草。

　　从企业角度而言，发展资本市场也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负债经营压力。如果企业能从资本市场中筹得较多的资本金，通过上市或者风投等渠道获取资金，能明显改善资本结构，同时直接降低自身的杠杆率。即便企业通过发行债务凭证的方式从市场上筹集债务资金，由于债务凭证的流动性较高，风险还是比借银行贷款低，尤其是比民间借贷低。

　　另一方面，企业要在非关联多元化业务上善于做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