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2年09月04日 09:06 |
作者： |
田享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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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纠纷长久以来常发生两种极端事件，一是个别患者家属大闹医院，甚至刺伤刺死医护人员；二是个别医院或医生极端不负责导致医疗事故。就在昨天，深圳鹏程医院发生血案，一名曾经在该院就医的患者砍伤4名医护人员及保安。查阅该消息的微博评论，民间情绪和意见也往往陷入对立，面对这样的无奈，政府部门也正在探索更完善的化解纠纷机制。
医院的暴力事件终究害人害己，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会容许通过这种方式维权，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应该理性与平和地处理纠纷。目前，纵观各地的医患纠纷正常的解决机制，不外乎自行协商、法院诉讼、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四个方面。其中，自行协商的比例通常超过一半，但往往因双方难以达成合意，“私了”不当反而激化矛盾。上海8月30日生效的新规，就将公立医院索赔额超过3万元的医患纠纷划为自行协商的禁区，“堵”的另一面就是将这类纠纷“疏”入人民调解的框架下。
早在2006年，上海普陀和浦东都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始为本地区医疗机构与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这是全国最早一批向人民调解求招的探索。不过，开始效果并不好，华东政法大学一个调研小组2011年对上海医患关系的一份调查显示，大部分患者不知道医调委的优势，特别是“政府出资”和“调解免费”两项，本来是应当深入人心的便民措施却没有让民众知晓，医调委宣传力度不够。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0年全上海的医患纠纷调解四条途径――医患自行协商、法院诉讼、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所占的比例中，自行协商超过70%，而法院诉讼和人民调解各占10%左右。上海各区县医调委去年8月全面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在一年内，该做法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人民调解的成功率从原来的三成上升到现在的七成，吸引了更多当事人主动选择第三方调解。
但是，光靠人民调解本身尚不足以解决其协议权威性的问题，司法确认的经典案例则强化了公众的认识。去年底，一起因患胆囊炎住院并发生医患纠纷、在医院纠结7年之久的患者在浦东医调委的主持下与医院达成120多万元的调解协议，这个协议随后通过浦东法院司法确认，并得以妥善执行。这还是上海市医调办成立以来的首份医患纠纷调解司法确认书，这种确认无疑增加了公众对于调解效力的信赖。
人民调解一定程度上是被动接受案件，上海的新规则试图让调解走到前台，变得更加主动。因为许多医患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并不主动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者没有及时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不通过其他途径寻求解决。这就容易错过矛盾纠纷的最佳解决时机，甚至使矛盾纠纷扩大、激化。
上海的这一新规，希望使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过，即便医患纠纷的善后机制在不断完善，也还是可能面临应接不暇的局面。所以，前端的介入也成为一种选项。上海中山医院的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就是一种尝试。“巴林特小组”由匈牙利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有关心理社会因素的案例，重点是针对医患关系方面的问题。
中山医院医学心理科主治医师陈华曾告诉本报记者，医患冲突发生的时候，患者和家属的粗鲁言行很容易助长医生的负性情绪，比如厌恶、羞辱感，医生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攻击对方，使冲突升级。而经过巴林特小组的讨论，医生可以找到理解医患沟通失败的新视角，从而更好地处理医患矛盾。如今越来越多医院开始引入巴林特小组，越来越多医护人员参与到活动中。
即使类似的前后端介入仍然无法彻底解决一些像昨天深圳医院这样的极端案件，所以无论是今年5月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还是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通告，都再次强调，将依法严厉打击“医闹”、“医托”等违法犯罪行为。对于那些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人员，公安机关将按照“一制止、二告知、三带离”的原则处理；对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应当拘留的将一律拘留，触犯《刑法》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一个地区在医患关系的前中后端都有一定成功的探索和积累，再加上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果断处理，呈现一种立体化的解决方案，期待会在未来医患关系中构建一种平衡的、理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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