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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里的“晋江经验”
来源 国际金融报 发布时间 2011年10月18日 08:55 作者 黄敬;吴沿
    编者按:

  在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复杂的当下,一个地方能在经济城建强劲发展的同时,社会安享平稳和谐,着实不易。曾经创造出“晋江经验”的福建泉州晋江市,深刻领会“晋江经验”的重要启示,直面新形势,理出新思路,推出新举措,取得新成就,为实践科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本报记者深入采访后特撰本稿,剖析新时期里的“晋江经验”,敬请关注。         

  2011年的福建省晋江市,在经济发展上,财政总收入在2010年跃过百亿元大关的基础上,前三季度保持着近40%的增幅;

  在城市发展上,短短两年间,悄无声息地征下了数以万亩计的土地、拆除了数万平方米的房屋,期间没有发生恶性越级上访事件。该拆的拆完,能建的开工,形成了征迁快、开工快、变化快的良好局面;

  在社会管理上,2011年,从晋江到泉州市及以上层次上访人次比去年下降72.1%。在如此大规模的征迁面前,今年,全市征地纠纷信访案件仅34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8%。在晋江市综治委组织综治“三率”测评中,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达91.64%,较去年同比上升2.54个百分点……

  在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当下,晋江凭什么能这样快速、平稳、和谐地发展?

  《国际金融报》记者多次与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尤猛军交谈,发现他的话语间,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干部!”、“靠干部”、“思路、决策一经作出,决定成败的是干部素质”,记者真切地感受到,在新时期条件下,成就晋江新经验的是干部的势善谋,政善治,力善聚。      

  谋势篇

  忘记成绩  直面难题

  产业提升  城建提速

  在产业提升,城建提速”,晋江的决策者将这八个字定位为晋江今后五年的攻坚方向、基本策略,目标是在“十二五”期间将晋江建设成“现代产业基地,滨海园林城市”

  由农村工业化起步,历经30多年的发展,以民营经济为主、以传统产业为主的晋江,以占福建1/200的土地贡献了全省近1/10的工业产值,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建龙”。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表现出这样的担忧——时至今日,仍依赖于传统产业的晋江,其后劲在哪里?毫无章法的城乡布局与建设,不仅导致外地人才进不来,就连晋江人都“外出买房、外出就学”,欠账太多的晋江城市建设该如何破题?

  因此,在去年底外界为晋江财政有望突破百亿元大关欢欣鼓舞时,晋江人却在忙着另外一件事——全市各级领导关起门来,忘记成绩,直面难题,认真务虚,思考晋江新一轮发展战略。

  几番交锋、几番磨合,“产业提升,城建提速”浮出水面,晋江的决策者将这八个字定位为晋江今后五年的攻坚方向、基本策略,目标是在“十二五”期间将晋江建设成“现代产业基地,滨海园林城市”。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尤猛军告诉记者,这极其普通的几字后面,包含晋江“三个层面的追求”:第一,是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第二,是立足于解决晋江近阶段的主要矛盾,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建设,把晋江建设成为宜居、宜商、宜业的城市;第三,涵盖了产业、自然与人的和谐。

  为了落实“产业提升”,晋江推出一揽子计划。在定位上,立足把产业做大、企业做强,力争通过5年努力,培育2个产值1000亿元以上、3个产值50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拥有5家年销售收入超百亿企业。在产业结构上,以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服务业加快超越为取向,构建“641”产业体系。加快开发区“一区九园”建设,在促进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的同时,以“搬家”促提升。在政策软件上,财政每年拿出6.3亿元作奖励,出台12项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自主创新、人才引进、服务流动人口的扶持政策,撬动实体经济向更为科学、更有后劲的方向调整。

  为了让这些政策发挥出应有的效应,晋江组织机关干部进园区、走企业,送政策上门,在行政审批中心,专门开设“9”号窗口,接受企业咨询。政府不遗余力地送政策、送奖励,就是期待企业能用活用足这些政策,用出“放大”效应来。晋江市市长刘文儒说,只有实现了政策从政府向企业的传递,转变、提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相比“产业提升”,“城建提速”是晋江更为严峻的挑战。

  城市化的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晋江的发展,晋江新一轮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高端服务业的必备环境,都受掣于“城非城、村非村”的城市现状。

  与其他地方城市化重点在县域中心不同,被农村工业化充分洗礼过的晋江,全市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不同程度地期待环境变优、配套变齐、更为有序的城市更新改造。

  然而,眉毛胡子一把抓,遍地开花不现实,只管中心市区、其他撇下不管的小打小闹也不现实。不尽早启动,代价大,匆匆上马,低标准改造,社会综合成本可能更大。

  权衡之下,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晋江决策者间迅速形成共识,那就是全市一城、统一标准,启动“九大组团、三大体系”建设。

  “九大组团、三大体系”是一个块状与线状组合的城建方案,九个组团分属中心城区和以金井为中心的晋南片区、以安海为中心的晋西片区,而具有共性的道路交通体系、生态修复体系、开发区提升体系犹如针线穿插其间。整个方案,既还过去欠账,也为后续发展留下余地。既不弃乡保城,也不广撒胡椒面,而是全面铺开、重点突破。此方案一推出,马上得到全市上下的认可。晋江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完成征迁,其实就是晋江人对这一方案认可的有力说明。

  执政一方,谋势为先,尤猛军的一句话令人深思:只有深入研究,精心策划,才能让我们科学决策,有的放矢,成竹在胸,事半功倍,也才能让我们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少留遗憾。

  治政篇

  坦承多元  利益到位

  效益最优化取代效益最大化

  从根本上讲,城市更新改造,就是各种利益的交锋与博弈,是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交锋,也是过去、现在城市不同人群间利益的交锋。处理不好这些利益关系,就难以建好城市”

  在主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当下,要重现往日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情形,可谓难上加难。而最近,在晋江,尤其是在大范围的城市更新征地、拆迁一线,记者又看到了干群之间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景象。

  安海组团海东鸿塔片区征迁,女企业家自己买了水果,主动到拆迁户家中讲政策、做工作……

  梅岭组团青阳陈村社区拆迁,利郎集团主动拿出160多万元,为300多位失地达龄农民缴交了每人平均5000多元的保费,使他们在失地的第二个月就能领到失地养老金……

  与这些鲜活事例相呼应的是,晋江历史上一次性征迁面积最大的梅岭组团,7500亩土地、195万平方房屋,仅用了55天就完成了全部征迁任务;

  安海海东鸿塔片区,短短15天,签订了近2000宗房屋、土地征迁协议,刷新了晋江城建项目征迁的多项纪录……

  在城北组团,8天时间签约率直逼60%,在池店南片区,不到40天,完成签约96.27%;在磁灶组团,48天100%完成房屋拆迁签约……

  更令人欣慰的是,规模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广的征拆,没有发生一起恶性越级上访事件。紧张之中透着有序,利益面前依然和谐。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尤猛军向记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从根本上讲,城市更新改造,就是各种利益的交锋与博弈,是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交锋,也是过去、现在城市不同人群间利益的交锋。处理不好这些利益关系,就难以建好城市。

  扭住了“利益”这个牛鼻子,原来剪不断、理还乱的许多矛盾,有了丝缕清晰的安排。

  在宏观定位上,晋江的思路是政府主导城市建设,一定要顺乎民意。群众全力支持政府征地拆迁,其实就是群众期待美好家园的一种表达,政府有责任还群众一个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城市,不让百姓失望。

  因此,晋江在各大组团的规划设计、项目运作上,考虑更多的是城市建设的效益最优化而不是效益最大化。仅以梅岭组团为例,整个组团所征土地7500亩,其中只有28%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剩余72%的土地全部用于公共空间建设、回迁房建设、教育配套等。

  在占地950亩世茂·御龙湾地产开发项目,记者看到,由房地产企业承担兴建的总面积达1000多亩的人工湖项目已初具雏型,夕阳下,宽阔的湖面波光粼粼,白鹭云集,好一幅“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谁能想见,不久前,这里还是零乱的村落,甚至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为了让这些理念定格为政策,2009年,晋江不动声色地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制定出台全市统一征地标准、拆迁标准和统筹规划建设管理等15份规范性文件,为晋江后续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是启动了新一轮城市规划——一个着眼于把全市649平方公里土地作为一个城的总体规划。

  在处理群众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晋江注意拿捏尺度,力争恰到好处,二者平衡。

  在急风骤雨的实际征迁之前,晋江反复进行和风细雨、春雨润物般的充分酝酿、反复沟通。以梅岭组团为例,实际动迁只用50多天,但整个方案制定就用100多天,先后召开100多场征求意见会,修改方案20多稿。晋江对这个过程有自己的理解,在他们看来,这不厌其烦的沟通、磨合的过程,恰好就是消化矛盾、凝聚共识、统一思想、形成合力的过程。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晋江之所以能够和谐征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在其间发挥了社会利益再分配的重要职能,通过利益调整、甚至是利益增进,使各类征迁主体各有所偿、各有所得。

  翻看《池店南片区项目建设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记者发现了其中颇有深意的“一折一补”:

  在未持有有效《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未载明面积的房屋在计算安置面积时,有这样一条有意识的规定,三层及以下的房屋100%计算面积,四至六层部分则按七折计算面积,其余的只予货币补偿,不计安置面积。此为“一折”——房越多者,在计算安置面积时打折越多。

  在奖励措施、居住条件保障等条款中则规定:现有房屋总共只有一层的实行增加补助政策,除房屋补偿外,按房屋补偿金额另外增加50%的补助。对弱势群体,在公示无异议的情况下,区别居住困难户、居住经济双困难户等不同情况,分别予以安置房款减免或成本价购买等优惠政策。此为“一补”——通过政府介入,适当调节,让无房者、缺房者实现基本居住保障或居住改善。

  在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晋江已着手考虑原来的农村集体资产向城市资产的转身,以期让离开村庄的农民还能分享城市化后原有土地的增值和收益,即“利益增进”。

  池店南片区率先试点,正酝酿将赔偿给村集体的公共部分征地款集中使用,投资写字楼、商场等城市必需设施出租,将土地补偿款由一次性收益变成长期性收益……

  要把好事办好,不仅需要激情、理想、愿望,更需要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所谓政善治。

  刚到晋江3个月的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春辉,在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过程中,把晋江干部的“政善治”形象地总结为:能规范的尽量规范、能灵活的尽量灵活、能调动的充分调动、能周全的尽量周全。

  聚力篇

  社会管理  建改结合

  晋江模式是经济发展模式,也是社会发展模式

  在对个体约束力并不强大的今天,晋江靠什么凝聚?这一切应归功于晋江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零碎到系统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改革,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在晋江,有一种现象很有意思,从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看,这里是最有可能出现各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情形的;可现实是,整个晋江却有着一股十分强劲的凝聚力、向心力。什么事情,只要政府稍一号召,便全民参与,如火如荼,绝不应付了事。比如已开展十年之久的慈善事业、比如今年春天刚刚兴起的全民种树、绿化晋江、甚至近两年的大规模征地拆迁……

  在对个体约束力并不强大的今天,晋江靠什么凝聚?

  在记者看来,这一切应归功于晋江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零碎到系统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改革,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记者稍稍做了梳理:

  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的低保;

  成立晋江市慈善总会,累计募集善款10.75亿元;每年用于救助的资金从最初200万元增加到2000多万元。慈善总会已成为晋江除政府扶助以外,最重要的社会扶困救助渠道;

  在全省率先推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试行两年后,政府调整了出资比例,由个人和村集体负担比例从原来的45%降至25%,财政负担比例提高到75%。同时,每年从土地招、拍、挂总成交额中提取3%,建立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调剂基金;

  在全省率先实行城乡一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标准从2006年的60元/人/年提高到现在的200元/人/年,除个人每年承担20元外,其余均由政府出资。

  在为本地人造福的同时,同步考虑活跃于晋江的100万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福祉。

  晋江市政府率先对外来务工人员做出了“三不承诺”,决不让每一位来晋务工人员因恶意欠薪领不到工资,决不让每一位来晋务工人员维不了权,决不让每一位来晋务工人员子女上不了学。同步建立由市财政兜底的“新晋江人”欠薪保障机制,筹集调剂金1000万元。

  坚持“以流入地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为主”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晋江就学。目前,在晋江就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达15.72万多名,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51.89%。率先在全国开设“川、渝、皖、赣”来晋务工人员子女高中教学实验班。2010年在全国率先实现重庆、四川籍考生异地同步高中会考,今年有望实现就地高考体检。目前,晋江正千方百计争取异地同步高考,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高考难题。

  在全省率先推出了“流动人口一站式服务管理”新模式,推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15条”,对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户籍登记、证照办理、医疗互助、法律援助以及购买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或类似待遇。

  今年,又率先试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

  同时,把生态修复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全市一体,启动植树造林、水环境整治等。仅2010年一年,就投入7.82亿元,新增绿地1.7万亩,整治河道105.77公里。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当地的客观条件,也取决于执政者、决策者的主观选择。之前出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正是各地结合当地实际,选择了恰当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机制,获取经济资源并使之得到最佳配置的结果。

  经济发展到今天,晋江早已跨过人均GDP3000美元的关口,社会也从原来的温饱型进入了发展型阶段,这就标志着晋江已率先进入了社会利益关系、公共需求深刻变化的历史阶段。晋江适时启动社会改革,可谓顺势而为,行之有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政府全力推进社会建设,撬动了全社会的向心力。

  以慈善总会和遍布城乡的慈善救助站为平台,从企业家到普通百姓已形成了浓厚的、自发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奉献社会的氛围。更重要的是,通过慈善总会等平台,一群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精英开始制度化地参与到晋江的治理上来,一个以政府为核心、社会精英、开明人士互动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晋江初见端倪,并初见成效。晋江也因此避免了一些地方出现的政府号召、社会怀疑甚至抵制的怪圈。

  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不仅在晋江找到了他们期盼的归宿感,还创造性地为“流动人口稳下来”的大命题献计出力。

  温玉泽,一个在晋江务工、创业、生活了20年的重庆人。2005年,从“为不让工地老乡因孩子回家读书而流失”的朴素初衷出发,先后自筹资金1000多万元创办了从小学到高中的荆山外来工子弟学校。如今,2300名在校学生,不仅为晋江牢牢拴住了近万人务工人员,更避免了数以千计的孩子成为父母之爱鞭长莫及的留守儿童……

  2002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联系晋江市,亲自主持总结“晋江经验”,并把“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作为晋江经验的重要启示加以总结和强调。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晋江创造的丰富的政府间接引导经济的做法,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如今,晋江作为福建省惟一一个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被赋予了新的改革重任,相信,晋江必将为中国深层次改革奉献智慧,呈现更多亮丽、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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